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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紫陽有沒有複出的機會”這個問題上，真正說得比較詳細的，是蔡文彬。
蔡文彬也是河南人，是趙紫陽1975年主政四川時結識的。文革爆發時他是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生，是四川學生造反組織的主要頭頭，1968年被周恩來提名，參加“三結合”，擔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省長。趙紫陽來四川後相當器重他和放手使用他，文革結束後審查“三種人”，趙紫陽反對一刀切，設法保護他和安排他。1989年之後他離開體製創辦民辦高校和民營企業。在趙紫陽去世後，中辦通知，點名四川省數人前來北京向遺體告別，前幾位都是省裏的主要官員，最後一位，就是趙紫陽“生前友好”蔡文彬。
蔡文彬在趙紫陽軟禁期間，數次前往看望交談。後來他主編了文集《趙紫陽在四川》，以及采訪紀錄片。2010年香港晨鍾書局出版了張博樹主編的文集《趙紫陽的道路》，書中收錄了海內外多位重量級人物如鮑彤、吳國光、陳子明等人分析評論趙紫陽的文章，蔡文彬的兩篇文章放在最突出位置，其中一篇透露：在1991年12月趙紫陽告訴他，鄧小平於1990年第四季度和1991年第四季度，曾兩次派人向趙紫陽傳話，希望趙複出。
這個信息稱得上是爆炸性的，此前從來沒有人知道。蔡文彬說，鄧小平派人找趙紫陽談話，中心意思兩條：一條是希望趙紫陽對“六四”能夠有個明確態度，擁護中央決定；另一條就是希望趙紫陽出來工作，做什麽工作都可以商量，包括總書記。趙紫陽說，鄧不是通過組織程序來找他談話，而是通過特殊渠道的傳話。第一次來人談了以後，趙紫陽就講：“請你回去轉告小平同誌：一、我下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從總書記這個位置上退下來，我就沒有再考慮過出來工作，在我辭職前我跟家裏人開過會跟
家人商量了，我有思想準備。二、要我出來工作，對‘六四’應該有個說法，‘六四’沒有個說法，我無法出來工作。‘六四’無論如何不能認定為‘反革命暴亂’，更不可以否認後來發生了流血，這場悲劇本來不該發生。現在應該對‘六四’有個公正的結論。三、如果一定讓我再出來工作，我不當配角，不掛虛職，也就是不當委員長，不當政協主席。我也沒有能力擔任總書記，但我認為我做國務院總理比李鵬合適。”?
蔡文彬解釋說，第一是此前數十年交往中從來沒有對外泄露過兩人的交談，他（趙）信任我；其次我是一個局外人，這些話他不好和局內人講；第三他還有些維護鄧小平的意思，趙紫陽說“這是小平同誌以個人名義向我傳話，講出去就不好了”。我根據趙的叮囑，從未告訴任何人。2009年8月9日，單獨對鮑彤講了，問他：“紫陽講這個事，你認為應該怎麽辦？”鮑彤說：“你應該把它寫出來。既然趙跟你講了，他的目的絕不是隻讓你一個人知道，但是也不是要你馬上披露，而是希望這件事早晚有一天要公諸於世。”
鮑彤又說：“我對這個事亮明我的觀點：我信。”然後他列出了他之所以相信的六點理由，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鄧小平對陳雲和李先念在“六四”前極力推薦、自己別無選擇提拔上來的江澤民，並不滿意。江澤民主政一年多，感恩於李先念和陳雲，靠近他們，讓鄧小平不能容忍，覺得比去比來還是趙紫陽好，所以很想重新起用趙紫陽。而且他的心病就是“六四”在自己死後被清算被翻過來。如果趙紫陽對此表態，他就放心了。
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在他擔任雙主編之一的《中國戰略分析季刊》2019年5月20日出版的這一期，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三十年後看六四》，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寫鄧、趙關係的演變過程。文中對蔡文彬所披露的這件事說：“按照這個邏輯，鄧在六四後的1990年、1991年兩次傳話讓趙“重新出山”，也並非不可能。”
蔡文彬在文章中，還列舉了一些旁證，包括宗鳳鳴、杜導正等人書中的一些敘述。但不管怎麽說，這麽明確地說了鄧小平兩次要他複出，隻要對“六四”明確擁護中央決定，當總書記、總理都可以，蔡文彬的說法隻是一個孤證，還有待今後更多材料來證實。
［最近我讀林雪上下冊《尋道者趙紫陽》一書，其中也提到蔡文彬此說，她指出：此說史家大都沒有采信。林雪辨析說：首先此說未得到鄧、趙兩個當事人任何材料、記載的證實；“第二也不符合鄧小平的性格”。該書下冊516頁寫道：“從來不認錯（的）鄧小平也不大可能召回趙紫陽，更不可能一次不行再去第二次，那隻能是人們的期盼。”但林雪所說鄧小平“從來不認錯”，我看下筆輕率了，史實提供了大量相反的證明：鄧小平甚至多次白紙黑字寫下認錯檢討。——老高2023年5月17日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