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房東
二房東與我父親、樓上後廂房的李爺叔夫婦都是附近一個中學的同事，隻是二房東陳老師是個教生理衛生的教師，其餘他們都是這個中學總務科的成員。在那個年代，從階級的劃分，陳老師是屬於知識分子，總務科的成員則屬於工人階級。但在學校裏，教師是學校的主體，而所謂的工人階級則是學校的輔助性的。所以，教師在學校裏反而很具優越感，工人階級則感覺很卑微。尤其在上海，即使在國內極左思潮的巔峰—文革時期，雖然知識分子被稱謂“臭老九”，是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對象，但實際上還是受人尊敬的。社會上一般的姑娘在擇偶的時候，都想找一個知識分子的夫君，不像北方的姑娘寧願找一個服役或退役的大兵，也不會去找一個“臭老九”。
在這種環境下熏陶、成長的陳老師，顯然有著某種程度的自豪感，對同一屋簷下的同事也並不很親近，如同對一般的房客一樣。
我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近四十歲的人了，依然獨身一個。他高高的身材，強健的體魄，國字臉上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寧波人，中學教師，正如房東唐先生所說，他在上海灘可以在女生中撈一把挑挑。可是這裏的房客都沒有看到過他和哪個異性談過戀愛。隻有我父親喜歡瞎操心，有點皇帝不急，急了太監，曾關心過他，建議他應該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了，他卻隻是一笑了之。
他在學校裏對領導或其他教師也都不卑不亢，也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但也沒有一個冤家對頭。看起來，學校對他而言，隻管為學校教好書，學校給我一份工資。與學校的關係就這麽簡單、直接。對此，同事有著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他很獨立，不會對上拍馬溜須，也不對下仗勢欺人，真正做人要做這樣的人。另外一種的看法，這是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太缺乏人情味，隻能做個孤家寡人。
在一個暑假裏，學校都放了假，我們這棟石庫門房子就熱鬧起來。我也跟著忙了起來，那些孩子們不是問我學習上的問題，就是要我去看他們畫的畫怎麽樣？因為我有時也喜歡畫些素描，但說實在的，畫的不怎麽樣，可是孩子知道後看了，總覺得我的水平與他們的美術老師水平相當。所以他們畫好以後，總要讓我評審一下。樓上李爺叔的大女兒小瑛要我去看畫，我剛從扶梯上去，剛到達二樓的時候，因為上海近幾天一直處於高溫天氣，陳老師前樓的門敞開著，正好與他前樓的一排窗戶對著，房間裏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對流，一股很清涼的風吹來，陳老師正穿著白色背心和草綠色短內褲在門口享受著涼快。我們彼此見了，互打招呼後，我進了李爺叔的家。他家的住房條件確實比較差，與我們樓下比較，簡直是冰火兩重天。我隻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她的畫，說了一些鼓勵她的話，就走了。因為我再呆一會兒就要冒汗了。但陳老師穿的草綠色內短褲，讓我想了很久。這分明是軍人穿的內褲。若是有人送給他的？我倒沒有聽說過送人以軍人內褲的。那隻能斷定他曾當過兵？從他那硬邦邦的性格，的確有點像，而且可能是一個職業兵。從他在學校裏擔任教‘生理衛生’課程來看，他當時可能是個衛生員。後來在我父親那裏得到印證。
當時有軍人背景的人確實比較“牛”，首先，說明他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其次，他又是個職業軍人，說明他又有專業文化知識。能具備這兩個條件的人，在當時社會上算是很吃得開的人。因此，陳老師雖然在學校裏擔任‘生理衛生’課程，是一門比較邊緣化的，不太被學生所重視的課程。但是他對數理化課程的老師從來不放在眼裏，那些老師反過來也不敢惹他。這就是他最“牛”的地方。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衝擊並擊倒了他。當時連老革命一校之長都可以被學生任意批鬥，何止一個隻是在軍隊混過的老師？有幾個女學生舉報他，在上‘生理衛生’課時，利用講課說了些淫穢的話，並扯到他單身漢的身份上。把事情描繪的很複雜起來。那個時候的人總是喜歡上綱上線的批判人，真使人膽戰心驚。哪容得被批鬥人有申辯的權利？當時既沒有法律，又沒有律師和法官，革命小將就是天王老子。如果激怒了他們，在批鬥時，他們什麽都做得出來的，輕則掛一塊紙牌，把你的頭摁下去；重則掛一塊金屬牌子，還來個‘噴氣式’。陳老師隻能‘好漢不吃眼前虧’，顯得很配合，批鬥了一兩次後，送往總務科去做最累最髒的活—掃廁所。對於這些倒是難不到他的，他反而做的有模有樣的。學校裏的男女公共場所都是采用蹲式的便器，比較搗蛋或拉肚子的學生總是把便器弄的很髒，男生用的小便池用過後也不衝水，真是臭氣衝天。但陳老師來了以後，男女廁所都打掃的幹幹淨淨，再也聞不到那臭氣衝天的臭味了。革命小將再也沒有來麻煩過他。但他也不知道自己何時才能回到教師隊伍？
他在總務科打掃廁所期間，與總務科的同事接觸的時間比較多一些，但真正同情他除了我父親，恐怕再沒有其他人了。因此他對我父親顯得比較親近一些。在空閑的時間裏，基本上隻與我父親在一起，偶然還談的很投機。在他看來隻有老李比較正直、關心人。不像其他人雖然嘴上不說，但心裏總是對他幸災樂禍。
父親知道他對住在樓上後廂房的李爺叔夫婦有看法，因為他在被批鬥期間，李爺叔夫婦總是冷眼看待，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同情、安慰他的話，相反，想要與他劃清界限似的對他不理不睬。父親也知道李爺叔夫婦對他頗有微詞，說他自私自利、門檻精、驕傲自大，看不起工人階級。我父親一直在他們兩家之間‘拉和’，但始終和不起來。
其實，平心而論，這兩家也沒有具體的很大的的矛盾，隻是雙方都比較心胸狹窄，缺乏相互體諒、包容所引起的矛盾。引起的時間是他當了二房東以後，當時李爺叔家已經是五口之家了，有時他嘉興的丈母娘來，就六口人了，卻住在一個才剛剛十來平方米的又矮又小的房間裏。特別到了炎熱的夏天，更是苦不堪言。幸虧他家三個孩子都是女兒，否則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而當時陳老師獨自一人住在前廂房裏，有十好幾個平方米；房子的高度與前樓幾乎一樣的高；對著天井的一排方向朝東的窗戶，由南向北吹來的弄堂風，總是像打乒乓球的擦邊球一樣經過它，從一排窗戶進去，給前廂房帶去了陣陣涼意。前、後廂房之間還有一塊有約四平方米的空間，是他們公用的地方，用來進出前、後廂房的門用的。因為李爺叔家的孩子都是女孩子，並且都上了小學或中學，覺得門對著門大家都不方便。於是李爺叔向陳老師建議，在四平方米空間的中間用木板做成一堵牆，門都改開在側麵。並與陳老師商量，因為他家人口多，住房矮小，而陳老師的前廂房房子高大，人又少，希望他能讓出一個平方來。以改善一些住房條件。即前廂房隻增加了一平米的麵積，後廂房增加了三平方米的麵積。從增加的麵積來看，似乎有些不合理。但如果從老同事、老鄰居的關係出發，根本不存在合理與否，會很容易達成一致的。如果都從自身利益和過去的一些隔閡考慮，那就使事情變得複雜起來了。李爺叔提出建議的原由，本可以理解的，卻使陳老師過度理解了，刺痛了文革中被舉報的痛處，好像文革中被舉報的都是事實，至今還提防著他可能對他們有什麽不規，對這個建議本身就一肚子的氣，哪有商量的餘地？他根本不講任何的理由，一口拒絕了他們的建議。於是，他們兩家雖然沒有公開爭吵過，但心裏的老仇新恨使他們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同在屋簷下，如同陌路人，相互都老死不相往來。幸虧改革開放的東風，使有能耐的人逐漸離開了這裏，最終這棟石庫門房子被拆遷，原址蓋起了住宅大樓，當然，這樣的住宅大樓是給更有能耐的人住的，原來石庫門房子裏的住戶大部分都散落在上海市的郊區，彼此都失去了聯係。但是，有時候還有真緣巧遇，有一天，李爺叔帶著他的一個小外甥在浦東的世紀公園的兒童樂園玩，正巧陳老師也帶著他外甥的兒子在那裏玩。因為兩個男孩都已經過了上學的年齡，到了那裏都自己會玩了，
李爺叔和陳老師都已上了年紀，隻能各自坐在椅子上，遠距離的監視著他們玩。看著有兩個孩子一起在玩蹺蹺板，由於他們倆的個頭都差不多，所以玩起來非常輕鬆愉快，一邊玩還一邊笑著說什麽，後來成為了朋友。
玩了好一陣子以後，兩位老人都覺得孩子已經玩的差不多了，應該再上其他地方去玩，於是先後向孩子走去，陳老師先到那裏，他的小外甥高興地向他介紹：“這位小朋友叫李一鳴，比我小一歲，在讀二年級，是我的好朋友。”他剛剛介紹完，李一鳴的外公也從椅子那裏走來。他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根本不關注旁邊有什麽人，李一鳴見外公走來迎了上去，仰著頭高興地告訴外公說：“今天我交了個好朋友，他叫黃揚揚，我們玩的很開心。”說著拉外公去見他的小朋友。當兩個大人和兩個小孩走到一起，抬頭看到對方時，彼此心裏一股五味雜陳的味道油然而生，雙方都顯得有些尷尬，孩子見了覺得非常奇怪，都不約而同的問自己的外公：“原來你們都認識？”然後，兩位老人都對著對方，抿嘴一笑，頻頻地點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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