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調任此地的時候,他家已經早來了。那時我尚小,隻記得我家柵欄門外有雙清秀的眼睛在注視。
我問:你是誰?
他說:我是哥哥。
我說:哪有叫哥哥的?
他說:我就叫哥哥。
然後,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把牛奶糖,不由分說的塞在我手裏,然後掉頭跑了。
那天,我家柵欄牆上的牽牛花開的正燦爛。
馬上,我開始了大規模的社交活動,因為我又認識了一位叫小紅的姐姐。大孩子們都不屑跟我玩兒,但是她屑。我初來乍到,兩眼一抹黑,她帶我認識了許多內蒙古黨委大院的孩子。
有一個星期天,小紅又來找我玩兒,我說起那位叫自稱哥哥的孩子,她說:嗨!我跟他特熟,我媽媽跟他爸是一個單位的。走,我帶你去他家。
他家也有一個大院子,種滿了玉米和葵花。那時的房子好像都是同樣的格局,先是一條豎的走廊,然後是一條橫的走廊,走廊兩邊是房間。小紅領著我快步走過紅磚鋪的小路,推開他家的門,大聲喊:哥哥呢出來!
沒有人出來,也沒有人應答。小紅帶著我直奔左手走廊盡頭的一個房間,推開門,把我驚呆了——房間是一個臥室,有位四十出頭的風姿綽約阿姨正坐在角落的一個木桶上盈盈笑著。
小紅問:阿姨哥哥去哪兒了?
阿姨說:跟劉姨上街買鉛筆去了,你們到他的房裏等一會兒。
我倆在哥哥的房間裏呆坐著。
我問小紅:那是哥哥的媽媽?
小紅說:嗯。
我問:她在幹嘛?
小紅說:坐在馬桶上能幹嘛?不是拉就是尿!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馬桶”這個詞兒,也是第一次看到實物。畢竟我們是北方孩子,沒有江南孩子的眼福。
我問:她為啥不去廁所?
那時我們還不會把廁所文雅的說成“衛生間”,而且也不衛生,除了排泄沒有其他任何功能,連個洗手的麵盆都沒有。更重要的是,廁所一般並不跟臥室建在一起,而是建在院子裏的一個角落。
小紅說:這對我也是一個謎。
我問:拉完還得倒還得洗,不更麻煩嗎?
小紅說:她又不倒她又不洗,都是劉姨倒。
我問:劉姨是誰?
小紅說:哥哥的保姆。
哥哥家裏就哥哥一個孩子,但是忙於工作的父母仍然無暇照顧他,他從生下來便是劉姨在照顧,他性格內向而羞怯,跟爸爸媽媽不如跟劉姨親。就是因為他羞怯的像個女孩子,媽媽特意為他取了一個小名叫哥哥。
但是好像沒起什麽作用。
我一直都很糾結哥哥的媽媽在馬桶上拉尿的事,我後來問小紅:哥哥媽媽是南方人吧?因為我聽說隻有南方人才使用馬桶。小紅反問我:你見過南方人叫高娃的嗎?
後來我知道了,小紅的爸爸是秘書長,而小紅的媽媽在監委工作,哥哥的爸爸則是監委書記。
文革很快到來了,這真是一場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運動啊。運動開始沒多久,身為內蒙古自治區醫院黨委書記的高娃就給打死了。那時我們小,關於她的死有許多恐怖的傳言,甚至有說是關在太平間裏嚇死的。
我聽到消息後非常不厚道的想:劉姨再也不用給她倒馬桶了。
哥哥的爸爸雖然那時也被關押,但是他獲得了仁慈的政策待遇——允許他去看一下妻子的遺體。
他斷然拒絕了組織上的好意,表示要堅決和這個反動女人劃清界限。
緊接著就是熱火朝天的搬家,我們都被趕出了原來的院子,我家是一個大雜院裏的兩間小平房,當天中午我去食堂買飯,居然找不到我們的新居了。
後來小紅找到了我,我問哥哥被攆到哪兒去了?她搖搖頭說不知道,他爸在關押中,不知道劉姨把他帶哪兒去了。
小紅的父母也被關押,我的父母也被關押,我幾乎所有朋友的父母都被關押了。
大家都一樣,誰也用不著歧視誰。
臨近春節的一個黃昏,大雪紛飛,朔風撲麵。我從同學家回來,街上人很少,隻有一老一少兩個人,穿著厚厚的棉猴兒,根本分辨不出男女。我快步超過,然而,後麵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好熟悉的聲音啊,我立定,回頭,一雙熟悉的眼睛,我家剛搬來那天柵欄門上的那雙眼睛。
我遲疑的問:哥哥?
他撕下口罩,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我也認出了劉姨,我問他們這是要去哪兒?劉姨告訴我下午就出來了,是帶哥哥去買條絨布,要給他縫過年穿的新衣服。
劉姨身上的衣服是補丁摞補丁,而哥哥雖然是一身學生藍,卻沒有一塊補丁。男孩子的衣服褲子沒有補丁,在那個時代真是一件稀罕事。
他告訴了我劉姨家的地址,但我沒記住。
他爸爸“解放”的比較早,出來不久就安排到一個大型國企當黨委書記。這隻是過渡,很短的時間裏,他又去了高檢。他來我家的時候我問他哥哥幹嘛呢,他說他也不知道,跟劉姨在一起生活呢。
很快我就知道了哥哥為啥不回家而要跟劉姨在一起的原因,他爸爸很快就結婚了,女方是離婚的,帶了三個孩子,最小的一個還是小兒麻痹。老公當時還在在牢裏,他們結婚不久刑滿釋放,也添了許多麻煩。
哥哥的爸爸正在辛勤而細致的照顧三個新孩子,怎麽顧得上這個舊孩子?
哥哥跟我說過,他一生最重要時期的溫暖,都是劉姨給的。
後來哥哥也有了職業,在一個工廠當工人。有一次遇到他,他說很不習慣工廠師傅們的粗獷,啥玩笑都開。他雖然穿了一身工作服,但還是掩蓋不住他的內向和羞怯。
再後來,為了安排老幹部在文革中受牽連的子女,內蒙古公安廳辦了一個邊防民警訓練班,一大批幹部子弟都進了這個班,他也來了。
不到一年的短訓,他們都成了邊防民警。他被分配到了二連口岸,做一個邊檢員。
因為家庭的緣故,他春節主動申請留下值班。一連三年,年年如此。
他因此成了模範。
模範不能總在基層,他很快被調到內蒙古公安廳三處。他的氣質與他的單位很協調,不張揚,很內斂,接人待物,客客氣氣。於是一路升遷,做到了政治部主任,副廳級。
我知道他至少在做公安廳政治部主任的時候,還是非常廉潔的。那時我也在公安廳住,有時一起喝茶,不免談起時下的腐敗,他總是義憤填膺。
後來他在做政法委副書記的時候,我也見過他幾次,談吐已經不似在做政治部主任時激烈。我指出他的變化,他微微一笑,說那時不成熟。
以後又做了司法廳的一把手,我去過他的辦公室,狹窄而簡陋。我表揚他的樸素,他說根兒上來的,變不了啦。
昨天夜裏睡不著,我想,寫《創業史》的柳青曾經有過一段話,他說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要緊處常常隻有幾步。
那麽,他的要緊處是在哪裏行差踏錯的?
我覺得應該是在政法委。
那時的政法委書記是邢雲,我認識這個爛人。這個爛人本來創造了一個貪汙受賄記錄:四點九億,但是很快就被新人創造的新記錄打破了。
其實我認識好多這樣的爛人,對於他們的鋃鐺入獄,我從來都覺得很爽。意大利電影《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裏有一句台詞,讓我記了一輩子:手指甲黑糊糊的本性難改。
但他不是這樣的人啊,難道天下指甲一般黑?
他在政法委直接做邢雲的下級,他不會看不到邢雲的草蛇灰線蛛絲馬跡,我想他最初一定是很憤懣,但逐漸轉變為隨波逐流和同流合汙,他喜歡讀書,他一定讀過漁父對屈原說的話:“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他的妻子腦癌去世,我想,給他保媒拉纖的一定不會少。但他跟他的父親不一樣,也許是他父親當年的大義滅親刺激了他,他直到今天也未曾再娶。
假如他的行差踏錯是在政法委,那麽,病灶一定還是文革。他家的慘痛變故以及周圍朋友的遭遇肯定會給他的心以重創。當他看到對結發妻子那樣無情無義的丈夫可以活的有滋有味——他的最後一個職務是保護下一代協會理事長——世上還會有真情嗎?
文革也是一次疫情,經曆過的人,有的終身免疫,有的終身帶毒。
後記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呼和浩特10月28日綜合報道 據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消息: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原黨委書記、廳長兼自治區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徐呼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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