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者按：找到了茨岡女神的普通人胡適之（中）和（下），以饗讀者。
作者:
茨岡女神
別看蔣先生看不上胡適之的演講，但美國民眾是十分喜歡的。同時，日本人也急眼了，覺得讓這個胡適之如果一路忽悠下去，後果會非常嚴重。
與蔣先生的不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人對胡適之的巡回演講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日本人知道美國佬一個個傻乎乎的，根本架不住胡適之的天天忽悠。那是在戰時，沒工夫跟胡適之逗咳嗽。若要擱現在，日本人非得組織一個寫作班子九評胡適之大忽悠不可！
1940年10月31日，《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裏轉述了日本英文報紙《日本時報》對胡適之在美國巡回演講的評論。這篇評論對美國國務院幕後支持胡適之以中國駐美大使的特殊身份到處演講表示極為憤怒，因為胡適之的演講目的隻有一個：刻意激起美國民眾對日本的仇恨，最終將美國拖入與日本的直接戰爭。
日本人看得準。
老蔣是二貨。
老蔣在日記裏說胡適之除了到處演講到處收獲博士帽什麽也不幹，真是很過分的胡扯。
實際情況是：胡適之以一介書生之勇，憑借他和羅斯福以及美國政府的良好關係，為國家做了許多演講之外的大事。
當然，胡適之的演講也絕不是小事，日本人精準的看透了他的心思：拖美國人進入戰爭。
近年來，一些美國曆史學家開始提出一個議題：最後一分鍾。
這些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對日宣戰的緣起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而這件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要怪就怪中國大使胡適之。
所謂“最後一分鍾”，就是指胡適之在美國對日本的妥協協議就要簽字的最後一分鍾，胡適之進行了激烈的抗爭。
1941年9月，美國和日本開始秘密談判。
談判的主題是中國與西南太平洋的局勢。
當時美國的主流民意大家都知道，就是懼戰，就是綏靖，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正義事業道德上的援助可以有，物質上的援助也可以有一點，但人人都反對直接跳入戰爭泥潭。
在這樣的氛圍下，美國和日本開始談判。
日本的要求很簡單：放棄對中國或明或暗的道義支持和物質援助，與日本保持和平現狀。
在美日談判期間，胡適之不停的往來於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之間，或動之以情，或曉之以理，嚴防美國人背信棄義做出危害中國利益的事來。
但是，在國內一片綏靖主義的氣氛籠罩下，羅斯福縱然聰明睿智，但他惹不起國會，還是準備要和日本簽署這個出賣中國利益的妥協協議。
胡適之聞訊大驚！他了解中國的情況，苦撐四年的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已經快要撐不下去了。如果美國停止對華援助，不管是物質援助還是道義援助，中國都可能崩潰。
9月24日，胡適連同英國駐美大使一同緊急約見國務卿赫爾。丘吉爾與法西斯戰鬥的勇氣舉世皆知，英國人強烈反對美國與日本的妥協協議。在會見中，胡適和英國大使都要求看一下美方草擬的協議書。赫爾不得已，隻好給他們看了。胡適之看罷當場向赫爾提出強烈抗議，並請英國大使立刻向丘吉爾報告。
丘吉爾仔細研究了協議書文本，深思熟慮後決定與中國站在一起，堅決反對美國在曆史的緊要關頭與日本法西斯妥協。丘吉爾指出：如果中國在東方戰場因此崩潰，將大大增加對英美兩國的壓力。
這個出賣中國利益的妥協協議在簽字前被擱置。
1941年11月26日，美國政府正式決定撤銷這個協議。12月7日，日本政府的談判代表最後一次麵見羅斯福總統。
羅斯福總統堅定地告訴他們：不能與日本達成妥協。
此時，胡適之在演講中接到羅斯福總統的電話，請他立刻來白宮。胡適之立刻趕來，羅斯福總統告訴胡適之：日本的談判代表剛剛離開，我堅定地告訴他們美國不會與他們的政府妥協——你現在可以正式通知你的委員長了。
胡適之興衝衝的剛剛回到使館，就收到了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的消息。
當晚，胡適之在日記裏幸災樂禍的寫道：“這使我國家民族鬆了一口氣，太平洋局勢大變了！”
美國就此進入對日戰爭。
據說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叫什麽查理.比爾，寫了一本據說的“名著”——《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書裏說胡適之是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因為本來可以避免美日戰爭，但羅斯福總統為了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之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海軍前來偷襲珍珠港，最終把美國拖進了可怕的世界大戰。
我查不到這本書，我懷疑沒有這本書，是胡適之的粉絲臆造的。
美國與日本的怨恨，既不是胡適之能結的，也不是胡適之能解的。把大國博弈演繹成某個人的道德勇氣，百分百是靠不住的。
其實，早在侵華戰爭的最初時刻，日本便極其注重維護與美國的所謂“親善關係”。與體量巨大的美國維持親善，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一個是可以從美國大量進口石油和廢鋼鐵等戰略物資，以利於進行戰爭；二是讓中國破滅對美國援助的幻想，快快投降。但是，日本圖謀的是獨占中國，這就已經觸犯了美國的利益。這也是無奈的事，因為國土狹小的日本為了支付侵略戰爭的需要，必須控製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所有資源。
於是，日本開始試探。
1937年12月，南京即將陷落。當時停泊在南京長江岸邊的美國軍艦“帕奈號”起錨駛往上遊躲避戰火。途中還被日軍強令停航，日本兵登船檢查。“帕奈號”艦長告訴日軍，為了遠離戰爭，嚴守中立，他們預備停泊在距離南京二十八裏的地方。
12月12日11時，“帕奈號”停泊在安徽和縣附近的江麵，船上高懸星條旗。
艦長認為這下絕對安全了。
然而，美國人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當天下午13點，三架日本戰機徑直撲來，連一絲猶豫也沒有便開始對“帕奈號”軍艦狂轟濫炸。艦長身負重傷，大副接替他指揮戰鬥，命令所有艦載機槍向日本戰機開火。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向日軍打響的第一槍。
日軍遭到美軍反擊後，不但不退卻，反而又調來大批戰機持續轟炸。20分鍾後，“帕奈號”被擊沉。
與“帕奈號”軍艦一起被擊沉的，還有三艘載有美國僑民的商船。
消息傳到美國，朝野震驚。
羅斯福總統很生氣，但也就是生氣而已。因為國會議員裏雖然主張對日本使用武力的人數增加了不少，但還是沒有主張綏靖的議員多。
美國人的“慫”其實就是為了利益，如果你認為美國人可以為了道義不顧利益，那就大錯特錯了。
珍珠港事件前，美國因為大量向日本出售軍事物資而賺的盆滿缽滿，他們很容易算出為了一艘軍艦三艘商船值不值得放棄肥的流油的生意。
於是開始了外交辭令：美國提出抗議，日本賠禮道歉。
當時在長江停泊的英國船隻也遭到了攻擊，英國政府建議美英兩國聯合向日本提出抗議，但遭到了美國的拒絕。
美國國會的資本家代言人很會算賬：寧可犧牲在華利益，也要維護日美貿易。因為對中國的貿易量很小，而對日本的貿易量極大。
日軍試探美國的反應後，立刻大舉進軍，迅速控製了東南亞大部分地區。
然而，“帕奈號”事件還是慢慢影響了美國，特別是當日本海軍封鎖中國沿海並掃蕩東南亞後，美國朝野對日本即中日戰爭的態度發生了雖然緩慢但無可挽回的變化。
1938年初，美國政府終止了對日貸款。
1月28日，美國的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分別批準了美英聯合對日作戰的計劃。
6月11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談到日本轟炸廣州時表示：美國政府不批準向轟炸平民的國家出售飛機和航空裝備。
“道德禁運”隨即開始。
美國政策的轉變讓日本人吃了一驚，但是這些蠢貨不願意放棄在中國攫取的利益。於是，1940年7月，美國對日本實行航空汽油、潤滑油、鐵礦石和廢金屬禁運。1941年1月，《美日通商條約》期滿，美國政府通知日本：不再續約。
同時加大對華援助。
美國這樣做的原因是，日本占領東南亞後，原本占世界錫產量第三的荷屬東印度，如今斷絕了對美國的出口。而英屬馬來亞的橡膠也換了主人，日軍同樣拒絕向美國出口。
到了歐戰爆發，美國對日本的態度愈加嚴峻。
到了1941年7月，日軍繼續南進，西方的所有殖民地幾乎都落入日本手中，徹底改變了太平洋原有的政治經濟格局。
對此，羅斯福政府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全部財產，立刻實行嚴格的石油禁運。
日本軍部的傻瓜們開始準備對美戰爭。他們知道，他們竭力儲備的石油隻有兩年的用量。而每坐等一天，就要白白消耗一萬兩千噸！
12月1日，日本召開了“禦前會議”。這次會議給美國定了性：蔣介石的代言人。會議指出：如果再不采取行動，“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和中國事變以來的一切成果統統將付諸流水。”
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
這樣的一場戰爭豈是一個滿懷正義而又能言善辯的使節所能引發？
況且，那段曆史並不遙遠。有一些史家認為：戰前的那場日美談判就是日本人的一個幌子。
史料記載：12月7日下午2時5分，日本駐美大使野村陪同日本談判代表來見美國國務卿赫爾，而赫爾剛剛接到了羅斯福總統的電話，告訴他日本海軍正在襲擊珍珠港。赫爾怒視著野村大使說：我做夢也想不到，地球上竟然有如此裝腔作勢和撒下如此多彌天大謊的國家！
本來胡適之在美國做大使做的興趣盎然，誰料到蔣介石派來了宋子文。
胡適之看不上宋子文。按理說，以胡適之那樣的名氣，好多事情應該很超脫才是。但別忘了，他是一個普通人。
1939年10月，遠在美國的胡適之看到報紙上說蔣介石要進行政府部門改組，而宋子文將取代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將取代陳光甫出任貿易委員會主任。胡適之急得要命，立刻給他的好朋友陳布雷發電報，請他轉給蔣介石，說宋子文這個人個性太強，不好與別人合作。
看出普通人來了吧？人家要任財政部長，你在美國做大使，首先你跟他就不用合作，別人好不好合作是別人的事。
官場人事，太熱衷了不好。
而且都是謠傳，宋子文並沒有做財政部長。
但是，“個性太強不好合作”的宋子文雖然沒做財政部長，偏偏來美國跟他合作了——1940年，蔣介石任命宋子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同時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美國借錢。
蔣介石在看人上有時不大準，但看國家看得很準。經過一年艱苦卓絕的抗戰，蔣介石通過不斷的比較、分析、研判，認為美國有可能是最靠得住戰略夥伴。他說：“英國老謀深算，說之匪易。俄亦自有國策，求援無效。惟美為民主輿論之國，較易引起義俠之感，且羅斯福總統確有解決遠東整個問題之懷抱。如輿論所向，國會讚同，則羅斯福必能有所作為。”
這段話用口語說就更明白了——英國那家夥賊精，想忽悠他可不易。俄國人家有列寧主義，向他們求援都是瞎耽誤工夫。隻有老美是個民主的國家，也不管控輿論，報紙想說啥說啥，比較容易引起他們行俠仗義的欲望，而且羅斯福總統格局大，確實有解決整個遠東問題的誌向。如果能讓輿論一邊倒，國會再讚同，羅斯福必能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因此，蔣介石才選中胡適之去美國做大使。
蔣先生明白：胡適之是忽悠美國傻大個兒的最佳人選。
胡適之果然不辱使命。那講演一場接一場，美國人上自國會議員，下自販夫走卒，一個個被忽悠的如醉如癡啊！
但是，忽悠隻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錢，沒錢怎麽打仗？
說到要錢，這可就是胡適之的短板了。一介書生，臉皮兒太薄。
1938年10月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就把“政府對美工作方針”電告胡適之：1，英美對於遠東合作素為我國所期待。歐戰發生，英或傾向與日妥協，且必需求美國援助。我應與美達成諒解，請美嚴促英國勿與日本妥協，增我抗日之困難；2，促美修正中立法，區別侵略國與被侵略國；3，努力促美政府於最短時間助成對華現金或信用之借款。
但是胡適之在使館宣布的工作方針居然是“不宣傳、不借款、不買軍火、不辦救濟事業”。
到了1940年，蔣介石熬不住了。他在5月17日致電羅斯福，告訴他日本已經對中國發動經濟戰，請求美國借給現金以維持幣製。第二天，蔣介石又緊急召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對他說：“欲爭取最後之勝利，吾人有賴於軍事之成就者隻占百分之三十，而經濟因素則占百分之七十。易言之，吾人欲抵製日本之經濟威脅，減輕一般國民因物價陡漲而蒙之苦痛，其最利之武器，即中國經濟之穩定。”
看著還沒有動靜，蔣介石決定任命宋子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同時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赴美借錢。
蔣介石還給宋子文開了一個介紹信，是直接開給羅斯福的。
6月14日，蔣介石致函羅斯福：
因世界局勢之劇變，餘覺有與閣下交換意見並請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餘不能親來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為代表，前來華府晉謁，彼固為閣下素所熟悉者。餘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國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權，彼受餘完全之信任，且其對國內之情形與對外關係完全明了。敬請閣下惠予親切之洽談，一如與餘私人接觸者然，不勝企盼。
胡適之是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
宋子文是蔣委員長特命全權代表。
嗬嗬，該好看了。
按說胡適之與宋子文在政治上都屬於“英美派”，而且還曾經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呢。雖然一個政界奔走，一個在學界清高，但來往還是有一點的。但胡適之這個人比較清高，從來不大看得起所謂皇親國戚。
胡適之1929年的一則日記裏記錄了他和宋子文的一次交往——
1929年8月6日
宋子文昨天忽然辭職來上海。他托索克思邀我今早去談，我去了，他把他的辭呈給我看，我看了兩遍，不知道他說的什麽話。我遞給在座的貝祖詒、李銘看了，他們也不明白。子文要我代他起草，我辭不掉，起了一個稿子，後來子文即用此稿發出，所謂“魚電”是也。
這篇日記還是有一點信息量的。首先是宋子文很信任胡適之，彼此也有交情。其次是宋子文不會寫文章，連個辭呈也寫不好。
1940年6月19日，宋子文從香港轉道菲律賓赴美。擔心胡適之不招呼，蔣介石特意給他發了電報：“已派宋子文兄來美，約有二十五日可乘飛機到美。請代為招待為盼。
蔣先生知道胡適之的為人，不發電報他可能真的不招待宋子文。即便發了電報，招待是會招待一下的，但周與不周隻能聽天由命。
白宮開宴會，邀請胡適之和宋子文等要人。然而，大使館報送白宮的名單裏，竟然把宋子文的座位安排在使館的秘書席。
這個事情很怪。按道理使館是不可能搞錯的——宋子文是什麽人使館裏怎麽會不知道？也幾乎不可能是胡適之的惡作劇，他不至於如此。
但就是發生了。
可以想象一下宋子文坐在秘書席上的心情。
宋子文抵美一個星期內，兩人相安無事。
一個星期一過，胡適之與宋子文的口角開始了。
宋子文
借款工作正式開始，胡適之陪著宋子文分別拜會了羅斯福以及其他美國政要。羅斯福早已收到蔣介石的“介紹信”，自然親切有加，表示一定會幫忙。回到下榻的酒店，宋子文躊躇滿誌，認為既然連羅斯福總統都已經答應幫忙，借款看來會很快成功。然而胡適之卻不這麽認為，他批評宋子文說：“子文你有不少長處，隻是沒有耐心。這事沒那麽容易！”
宋子文聽的不舒服，隨即話裏有話的批評起在他之前來美借款的陳光甫來，無非是說陳光甫耗費的時間長，而且借款的條件也並沒有優渥。
這次輪到胡適之聽的不舒服了，因為之前的兩次借款，雖然說是陳光甫負責，但宋子文很清楚胡適之也在裏麵跑來跑去幫忙。因此，這話是朝著胡適之來的。
說幾句這個陳光甫。其實胡適之也並不是堅決不借錢。1939年國民政府派來了著名的銀行家陳光甫來美借錢，胡適之陪著他一天到晚到處跑，還真借成了兩筆。一筆2500萬美元，一筆2000萬美元。
當然，主角是人家陳光甫。
胡適之在1939年6月22日的日記裏講述了借錢的艱難——
光甫辦銀行三十年，平日隻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別人臉孔。此次為國家的事，擺脫一切，出來到這裏。天天仰麵求人，事事總想不得罪美國財政部。這是他最大的忠誠，最苦的犧牲。我很佩服他的這種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沒有一點私心，全是為國家，我最佩服他這種委曲求全的精神。
胡適之當然不能接受宋子文的批評，他對宋子文說：“我要忠告你：第一，你借款的時間不可能很快；第二，你借款的條件不可能比陳光甫的優渥多少，因為陳光甫的條件是在美國現行法律之下無法更優渥的。”
宋子文不爽，於是換了一個話題：你不要怪我直言。國內有人說你講演太多，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
兩人不歡而散。
過了幾天，宋子文準備以雞尾酒會的方式招待美國財政部官員及銀行家，要求胡適之出麵以大使館的名義舉辦。
胡適之拒絕。
宋子文在美國借款其實也是很辛苦的，他和胡適之不僅背景不同，性格、愛好、風格等等都完全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僅是因為一個是政客一個是學者，更因為是西化程度的不同。
都知道胡適之親美，但他骨子裏是一個中國人，他是中國文化滋養大的。但宋子文則不同，他受的是完完整整的美國教育。
宋子文的父親宋耀如，9歲便去了美國，他的所有兒女，都在美國受教育。對於宋家姐妹兄弟來說，美國生活方式是融化在血液中植根在骨骼裏的。
胡適之的工作風格是中國式的，講究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照章辦事。宋子文的工作方式是美國式的，喜歡獨立務實、心直口快、講究效率。他對胡適之的辦事風格很不滿意，尤其是他那四不。
我讚成宋子文。
日本鬼子在中國已經“三光”了，你胡適之還在美國“四不”，說不過去！
而且，宋子文在美國的借款非常有效率。
胡適之協助陳光甫借到了兩筆錢，一共是四千五百萬美元。胡適之沾沾自喜說是給中國打了一針強心劑。
宋子文張口就是一億美元。他對美國人說：中國至少需要兩億到三億美元的外匯支持，而其中的一億美元立刻就得要。少於這個數字則無濟於事，戰爭就繼續不下去，重慶政府就要垮台。
美國國務趕緊詢問駐華大使詹森，詹森說確實如此。
11月30日，是日本政府與南京汪精衛漢奸政府簽約的日子，美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繼續承認重慶政府，並給予中國一億美元貸款。
這是抗戰以來中國獲得的最大一筆貸款。
美國方麵特別告訴中國代表：美國尚未參戰，借一億美元已經是盡其全力了，“美國政府深盼此款於中國抗戰前途有所補助。”
蔣介石得到消息，立即馳電羅斯福總統表示感謝，電文說：“當此日本承認偽組織並與偽組織簽訂條約，正在敝國危急之秋，幸蒙貴大總統適於此時宣布貸與我國以幣製與信用之巨款，所以增強敝國對侵略者抗戰力量，提高我軍民自信心理與安定社會經濟基礎者裨益實無限量。”
說實話，這筆貸款和宋子文以後的貸款都是他一個人獨立完成的，他用不起胡適之，幫忙就是添堵。
簽字前一天，宋子文得知胡適之不在華盛頓而在紐約演講，他立刻讓手下打電話給胡適之，說自己有要事跟他商談，請他不要回華盛頓，就在紐約等他。當他知道電話沒能聯係上胡適之本人後，又急忙給胡適之下榻的酒店留了電話，讓酒店通知胡適之等他。還不放心，又派專人去紐約通知了一回。
當然，宋子文並沒有去紐約見胡適之，他也根本沒有任何要事需跟胡適之商談。他的目的隻有一個：你胡適之不要出現在簽字儀式上。
他不肯讓胡適之分享功勞。
胡適之的日記裏是這樣寫的——
1941年1月10日
W.先生來談，那一天（11月29日）S.先生（宋子文）夫人等共六人，買了車票去紐約，劉符誠已先到車站等候了，J.J忽然打電話來，說明天日本承認汪偽，美國要有所表示，一萬萬元大借款也許即可發表。S.先生聽了，立刻說，“趕快打電話找到胡大使，說我有要緊事要和他談，請他今天莫回來，請他在紐約等我，我半夜可到。”這真是“公忠體國”的大政治家的行為！他找不到我，留了電話在我旅館，還不放心，又分頭打電話給李國欽和夏屏方，托他們轉告我，務必在紐約等他！我早就明白了他的“巧計”。今天W.先生證實了此意。
嗬嗬。
緊接著，宋子文再接再厲，又下一城。
1941年12月19日，蔣介石給宋子文發來指示，要他再借五億美元。宋子文立刻去找美國財政部，財政部要求中方拿出一個具體說明來，以便讓美國知道這五億美元是不是有利於抗戰。
宋子文去找羅斯福，羅斯福立刻致函他的財政部長摩根索：“關於對華貸款，我認為目前中國不可能拿出什麽擔保。但是，我急於幫助蔣介石和他的幣製。我希望您能夠在這個問題上找到辦法。”
但是美國財政部還嘰歪。
美國國務院急了，他們對國務卿赫爾說：如果日本與中國達成和解，它將挾中國大陸的資源和人力，對英美在南洋的利益形成更為沉重的打擊。如此，極可能引起英國的崩潰，美國將麵臨獨力與軸心國戰爭的重擔。我們現在吝惜一小筆美元，那麽幾個月內，美國將在太平洋地區失去一個強大盟國。
當天，國務院致函財政部，建議其立即與宋子文達成協議。
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決定授權財政部向中國提供不超過五億美元之借款或其他財政援助。
宋子文與美國財政部長順利簽約並公布協議：中美五億美元借款，沒有規定利息，沒有規定償還期，沒有擔保，也沒有限定用途——雙方約定這一切都等到戰後再決定。
別以為宋子文有什麽神通。
就如同胡適之不可能憑借演說和所謂“最後一分鍾”的努力把美國拖進戰爭一樣，宋子文也不可能在陳光甫胡適之費盡心力隻能借到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情況下一舉拿下六億美元的巨額借款。
陳光甫胡適之借錢的時候，美國還沉浸在一片綏靖的氣氛中。
而宋子文借錢的時候，美軍已經與日軍打成一鍋粥！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1941年12月1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全會上提議免去郭泰祺外交部長職務，以宋子文繼之。
12月23日，消息傳到美國，胡適之隨即打電話給宋子文。宋子文回答說自己也是剛剛知道，對於是不是就任還在考慮中。
次日，胡適之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1941年12月24日
我對他（按：宋子文）說，郭複出（按：即 郭泰祺）來時，我曾對他說：“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你知道我不想幹這種外交官的事。你回去時，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請千萬不要遲疑。我也同樣向你聲明，如果政府要更動駐美使節，也請你千萬不要遲疑，我隨時可走。
他說：“我不是你的上司，我們隻是老朋友，我們要合作。”
三天後，12月27日，國民政府頒令：特任宋子文為外交部長。
胡適之在日記裏記載了他與宋子文的合作情形——
1942年5月19日
自從宋子文做了部長以來（去年12月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他曾命令本館，凡館中和外部，和政府，往來電報，每日抄送一份給他。但他從不送一份電報給我看。有時蔣先生來電給我和他兩人的，他也不送給我看，就單獨答複了。
記此一事，為後人留一點史料而已。
1942年8月15日，蔣介石決定免去胡適的駐美大使職務。
《紐約時報》評論說：“除非國內另有高職等待他，否則此項免職絕對是一項錯誤。”
毫無疑問，美國人喜歡胡適之。美國人覺得胡適之才是他們的貼心人，中國人就應該都像胡適之一樣，有學問，有素質，知進退，懂得溫良恭儉讓。美國人的觀點從來不反駁，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不惜損害自己國家的利益。
毫無疑問，美國人不喜歡宋子文。雖然宋子文說話跟美國人一樣直來直去，但你是誰啊？你是中國人！中國人也可以這樣的方式說話嗎？
讀者也不要以為宋子文因為與蔣介石的特殊關係才受到青睞和關照，完全不是。
宋子文一生看不起蔣介石。
蔣介石也從來沒有信任過宋子文。
宋子文在1971年4月24日去世，終年77歲。他是宋家最有錢的人，四大家族之一嘛。他的遺產是非固定資產100萬美元，不動產價值為四百萬美元。
現在有關國民政府的所有檔案都在台北和美國公開了，至今還未見任何人提出過宋子文貪汙的證據。
不急，我們慢慢等。
胡適之作為駐美大使也很清廉，他在做大使的時候去美國各地講演400多次，從來沒有隨員跟著，自己拎包，自己訂旅館。他去世後，梁實秋先生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交還國庫。”
他卸任的時候，孔祥熙來電報問他是不是需要錢？他回電說：“弟到任之日，即將公費與俸給完全分開。”
但是，普通人胡適之卸任大使後並未束裝回國參加火熱的抗日戰爭。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普通人跟英雄豪傑不同。
胡適之沒有回國的原因簡單極了。
做大使，幾乎沒有不帶夫人的。
但胡適之一直沒讓他的胖老婆來。
那時國內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既然可以來美國，為什麽不呢？胡適之給江冬秀的信裏說明了原委：“為什麽我不叫你出來呢？第一，你不懂話，此間沒有幾個中國家庭，你若在此，未免太寂寞，未免太苦。第二，你不在此，我可以免去許多應酬。有太太在此，你出去應酬，語言上實在太不方便，是叫你受罪。你不出去罷，又實在太不像樣子，（有太太在此，若不出去應酬，就像我把她關起來，不許她自由一樣），第三，我本來不指望久居，故要減輕擔負，可以自由來去。大兒子現在進了大學，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若是走了，就得想法子到什麽用金子（原文如此——引者）的地方教一年書，替大兒子掙兩年學費。不然，大兒子就得半途退學。一個兒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兒子，就更不自由了（現在要想從國內寄美金給兒子留學，是萬萬不可能的）。因為這種種原因，所以我不叫你出來……”
明白了吧？前中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普通人胡適之把偉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拋在腦後，滯留美國去教書給兒子掙學費去了!
普通人的特點就是真實。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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