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血書：中共為何害怕死去的林昭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imes.com)
無論是在當時那個瘋狂的年代，還是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林昭都是一個異類。1966年在上海勞改局為林昭加刑的報告上，這樣寫道：“關押期間（林昭）用發夾、竹箋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汙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為反動、極為惡毒的信件、筆記和日記……公開汙蔑社會主義製度是：‘搶光每一個人作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製度。’‘是血腥的極權製度。’她把自己說成是：‘反對“暴政”的“自由戰士”和“青年反抗者”。’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各項政治運動進行了係統的極其惡毒的汙蔑。”
去年林昭去世50周年前夕，杜克大學神學院(Duk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教授連曦博士的英文新著《血書：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殉道者林昭鮮為人知的故事》(Blood Letters: The Untold Story of Lin Zhao, a Martyr in Mao’s China)在美國被出版。《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一篇文章中，張彥(Ian Johnson)將《血書》稱之為“近年來出版的有關共產革命時代捍衛人權的抗爭最重要的書之一”。他指出，《血書》不僅是有關林昭的第一本英文傳記，也是有關林昭的書寫作最嚴謹的一部。
連曦也在書中特別探討了宗教信仰在林昭政治抗爭中所起的作用，他這樣寫道：
“她的基督教信仰使她在抗爭中堅強。同時，信仰也製約了她的反抗。……她無法在這場鬥爭中認可暴力。‘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誌士在我看來：殺滅共產黨並非反對以至清除共產黨的最好方法。’”
2013年開始，連曦每年回國收集一些林昭的資料，並采訪一些直接或是間接接觸過林昭的人，比如她的未婚夫甘粹、她在北大曾愛戀過的同學沈澤宜、審查林昭案件的工作人員，以及當年曾關押過林昭的提籃橋監獄的工作人員以及政治犯。連曦博士甚至還特意住進提籃橋監獄附近的酒店，為了能從那裏俯視提籃橋監獄。
林昭的生命雖然短暫卻是複雜深刻的。1932年出生於江蘇蘇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原名彭令昭。1947年入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並在這裏受洗成為基督徒，這對她此後思想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同時，她在此期間投身革命，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改名林昭。不到一年，因不服從組織要求她從蘇州撤退的命令，林昭失去黨籍。此後，林昭努力為黨工作，積極參加蘇南地區的土改，希望能重新入黨。1954年林昭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學專業，在1957～58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
1959年秋，因健康原因，林昭由母親接回上海休養。期間，林昭認識了蘭州大學的顧雁、張春元等人，他們正在籌辦針砭時弊的《星火》雜誌。1960年，第二期組稿完畢，欲出刊，其中有林昭的一首詩《海鷗》。連曦說，其中的幾句透出了林昭效法基督殉難的情懷，也為她後來的獄中抗爭埋下了伏筆：
隻要我的血象瀝青一樣，
鋪平自由來到人間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夠獻出的東西，
完完全全地獻作她自由的牲羊。
因被告密，“星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43人被捕，25人被判刑。林昭被視為主犯之一，於1960年10月被捕入獄。
在她被囚將近7年期間，林昭共寫有50萬字左右，在《14萬言書》、《血詩題衣》等作品中直接指出當時中共政權是極權製度，並諷刺毛澤東。沒有紙筆時，林昭便用血在襯衫和被單上寫下其中一部分。但連曦認為，林昭並不是沒有思想上的彷徨。第一次入獄時，她曾寫過一篇《個人思想曆程的回顧與檢查》，認為中共當時已經認識到“大躍進”的錯誤，並開始政治改革，因而表示：“像這樣一個黨，我是可以重新擁護並且覺著值得擁護的了！”
1962年，林昭保外就醫，當時她意識到自己對中共民主化改革的希望不過是一廂情願，再次立誌反抗暴政。9月在蘇州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的綱領和章程，並曾試圖在海外發表《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12月，林昭再次被捕。
雖然此後她一直被關押在監獄，但在連曦看來，此時林昭的思想已經脫離了共產極權的枷鎖。對於當時的“紅太陽”毛澤東，林昭在第二次入獄後所寫的《血詩題衣》用詩歌批評道：“隻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1965年5月作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林昭被列為應該處決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關押在提籃橋監獄的林昭被改判死刑，當天執行槍決，年僅36歲。
1980年8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為林昭平反；1981年12月，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判決，宣布林昭無罪。林昭的事跡和思想才漸漸為世人所知。1982年，林昭墓在蘇州老家修建，據報道，當時裏麵隻有一縷頭發，墓碑背後鐫有林昭1964年寫下的詩句：“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
從此，去林昭墓前祭奠這位思想先驅和自由鬥士，成為中國人爭取自由的一個象征。在中國民間，對林昭的紀念不斷，但在中國官方，林昭是一個被竭力抹殺的名字。
連曦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研究。1960年代初出生於福建，1980年代末赴美國留學。已出版的英文學術著作包括《傳教士的皈依：在華美國新教差會中的自由主義（1907—1932）》(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和《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近日，連曦教授通過郵件接受了采訪，訪談有刪減。
問：林昭在她的年代，有沒有人知道？有沒有產生影響？
答：林昭在她的年代幾乎無人知曉。在北大期間以及被打成右派以後，隻有她的同學、難友和讀過其詩文的人了解她的才華和思想的深度。《星火》在那個時代並沒有在民眾間流傳的機會；1962年保外就醫期間她給北大校長陸平寫的請他效法蔡元培先生的榜樣，保釋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的被捕者與被迫害者的呼籲信也石沉大海。入獄後，林昭的思想和文字更被擋在高牆之內。她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和《血詩題衣》七律組詩，以及她給聯合國寫的上訴書等都深鎖獄中。
但林昭在獄中一直抱著一個不渝的信念，即她的文字和思想終會流傳後世。她甚至在獄中給自己未來的文集取了名，叫《自由書》。這種自信與當權者對她思想及其影響的恐懼，形成了十分強烈的對比。
問：林昭是怎麽進入公眾視野的？
答：林昭進入公眾視野同樣經曆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1981年初，《人民日報》的長篇通訊《曆史的審判》和陳偉斯在《民主與法製》上發表的《林昭之死》，是關於林昭被槍殺、當局向家屬收取五分錢子彈費最早的報道。後來也出現了個別紀念文章。但林昭真正成為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是在進入21世紀後。過去的十幾年裏，網上出現了不少紀念林昭的文章，但影響最大的是胡傑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林昭在獄中寫下的、後來登在網上的抗爭文字，包括《14萬言書》。
問：你是什麽時候知道林昭的？是什麽觸動你決定為她寫傳記的？
答：我其實比較晚才開始關注林昭的生平和思想。在2011年底。當時一個朋友向我推薦胡傑拍的《尋找林昭的靈魂》。看了以後很受震撼，也就有了寫林昭傳的想法。我是研究曆史的，所以得知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了林昭的獄中手稿後，翌年我就找機會去了胡佛。麵對林昭那充滿激情、閃爍著人性之光的文字，我不能不為之觸動。
問：關於林昭，國內也有不少人研究。你的這本書與其他人的研究有何不同？你有沒有新的發現？
答：我的研究是建立在國內一群林昭研究者們多年辛勞的基礎上。他們收集整理了林昭文字，包括她15歲那年發表的文章，到被害前三個多月從提籃橋監獄寫給母親的最後一封家信。這是一份高尚的搶救史料的工作，所以我的林昭傳獻給了這個致力保存林昭精神遺產的群體，其中有她的胞妹、閨蜜、同窗、戀人和當年的反革命同案犯，還有多位當代的研究者。
2000年長江文藝出版社發行了第一本紀念文集《林昭，不再被遺忘》，但比較全麵地介紹林昭的生平和政治抗爭的是獨立製片人胡傑於2004年拍成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和趙銳於2009年在台灣出版的《祭壇上的聖女——林昭傳》。我開始研究林昭後不久，倪竟雄女士、1960年因“星火反革命集團案”與林昭一起被捕的譚蟬雪女士和其他人一起編輯的《林昭文集》完成，其中收集的林昭文字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包括二十幾萬字的獄中文稿《靈耦絮語》，是之前的林昭研究未采用的。
除了《林昭文集》，幾年來我還采訪了多位知情者，包括上海監獄和法院係統體製內人士，澄清了林昭生平的一些重要細節，比如林昭被害的地點不是龍華機場的跑道，毛澤東禦審林昭之說並不成立，林昭的父親未曾出國留學，林昭的死刑判決經曆了從1966年12月到1968年4月的漫長、曲折的過程，以及林昭墓碑上所刻的、通常在網上看到的林昭出生日有誤。我也到了新澤西州麥迪遜市的聯合衛理公會檔案館，找到了有關林昭就讀的教會學校景海女子師範學校的史料，包括林昭的傳教士老師寫的一本回憶錄。這些史料讓我們比較清楚地了解了林昭思想的成型過程。
問：林昭留下的血書有多少？內容是什麽？
答：林昭以血為墨寫下的獄中文字，我們可以確定的有二十幾萬字，1966年底上海市勞改局提交的林昭案加刑材料綜合報告也提供了重要旁證。這些血書由她自己用墨水謄抄，後來歸入了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內的林昭副檔，也叫副本。林昭正檔裏可能保存了她被羈押上海第一看守所時所寫、在她被判刑並移解提籃橋監獄時被扣留的血書。但是因為至今林昭的正檔仍處於封存狀態，故內容不得而知，須等到解密的那一天。
目前所知道的血書，篇幅最長的是既似劇本又是日記的《靈耦絮語》，以及痛斥毛澤東、道出“隻應社稷公黎庶，哪許山河私帝王”的壯烈的《血詩題衣》七律組詩，還有記敘獄中艱難抗爭的血書家信等。1980年代初，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將林昭獄中手稿退還家人時，林昭案卷的副本裏仍保存了部分血書原件但並未退還。負責此案的審判員認為那些原件“太觸神經了”。
問：你如何看待林昭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響？
答：在毛澤東的專製極權時代特別是“反右”運動後，中國思想史一度出現了空白。林昭以她充滿人道激情和宗教情懷、兼顧社會公正和個人權利尊嚴的自由主義思想填補了這個空白。嚴格說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默默堅持的獨立思考和私自留下的文字（比如顧準日記），無論有何深度，對中國現當代思想史的貢獻都十分有限。1960年代因言獲罪的文人中有思想相對獨立的大知識分子如吳晗、鄧拓，但他們借古諷今的作品如《海瑞罷官》，其中的思想仍局限於改良中共統治，大多屬於諫臣之言，如《燕山夜話》中的“王道和霸道”，旨在勸毛澤東多行王道。
放在“士”與統治者關係的曆史大背景中來看，這些思想還沒有脫離君臣之道。後者的特點是君臣認同和維護同一個道德和價值體係，其核心就是孔子所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臣的即使犯上進諫、死諫也仍未偏離君臣共享的思想軌道。甚至被逼上梁山也還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被招安是一種自然的回歸。這就是為什麽有的遭受中共殘酷迫害的知識分子平反後會對黨感恩戴德，會把稿費、存款都交了黨費。
顯然，在毛澤東時代，馬列主義已經取代德政成為中共統治的“北辰”。林昭也有過諫臣情結，但最終在這個充滿仇恨與暴力的思想體係之外，找到了另一個道德“北辰”，這就是源於基督教信仰的自由主義。在中共統治時代，林昭是最早公開摒棄、顛覆君臣之道的思想者。
問：林昭思想主要源自哪裏？和基督教信仰有多大的關係？
答：林昭的思想來源與同時代的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有相通之處，包括“以天下為己任”的那種“士”的情懷。她寫的“被捕七周年口號”裏就有“家國在懷，興亡在肩！”一句。另外，她與那一個時代自由知識分子同樣繼承了五四傳統，也就是對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的追求。“反右”運動之後，有良知、有見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入沉默，是什麽驅使林昭以卵擊石、為良知和真理發聲？我認為是基督教信仰帶給她的道德認知、使命感和殉道精神起了關鍵作用。這個信仰也定格了她那有道德製約的政治抗爭。
林昭的獄中手稿為此提供了大量的證據。林昭稱自己是“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誌士”，她所捍衛的是“受自上帝的完整的人權”，而且她在獄中不斷尋求“天父”讚同而且直接參與她的政治抗爭的印證。
問：林昭是基督徒，曾經也是共產黨員，你如何看待她的這種雙重身份？
答：這種雙重身份在現在看來不可思議，而在民國晚期卻是常見的現象，比如大批畢業於教會學校燕京大學的愛國青年投奔延安，毛澤東還為此向司徒雷登炫耀過。當時腐敗、專製的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共產革命的烏托邦理想對那些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青年人，包括許多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愛國青年特別有感召力。他們甚至覺得共產黨人冒著生命危險與製度性的邪惡作鬥爭，比一般基督徒更為高尚，更有獻身精神。
由於林昭對那個烏托邦理想太當真了，建國初期很難理解和接受當時感受到的一種不同的現實。用她的話來說，就是共產黨幹部“脫下草鞋換皮鞋，我們脫下皮鞋換草鞋！”不過她在1950年代的土改和“五反”運動中還是滿腔熱情地為黨工作，在北大念書期間也為黨做宣傳，一直到“反右”運動後她對中共所抱的幻想才破滅。林昭參加革命的經曆印證了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ilas)在他的《新階級》一書中所揭示的共產革命運動的內在規律。吉拉斯寫道，革命成功之後，“那些曾完全接受革命思想和口號、天真地相信它們會真正變為現實的，通常都會被消滅。”
問：如今林昭墓前裝滿攝像頭，還被強製遷墓。為什麽當局如此害怕民眾紀念林昭？
答：網上有人談“活中共害怕死林昭”，這種怪象似乎有點費解。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早已撤銷林昭的死刑判決，宣告她無罪。為什麽當局害怕民眾紀念一個死於冤案的無罪的林昭？我想禁止民眾祭奠林昭與迫使劉曉波骨灰海葬是同理。他們所象征的中國人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追求，他們所傳遞的普世價值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構成了太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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