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據湘贛國民黨軍隊正著手對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的緊急形勢，決定撤離井岡山向贛南發展，在被譽為「東井崗」的東固與李文林部會合。
毛、朱與李文林部會合之初，雙方關係親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贛西南出現了複雜的局麵。隨著1929年毛澤東率紅四軍兩度進出贛西南和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於1930年初分兵在贛西南遊擊，經曆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幹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麵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麵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
二、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並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並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麵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麵的抵製。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6至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紅五、六軍軍委，及其下屬各行委、中心區委、蘇維埃黨團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分參加會議，劉士奇、曾山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複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厲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
一、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誌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 ——這裏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由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麵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
以此通告發布為標誌，江西蘇區開始了持續兩年的「肅AB團」的鬥爭，很快「肅AB團」的野火就迅速在贛西南蔓延開來。
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曆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變」則發生在第一個階段的後期。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隻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央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幹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誌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關於「各級領導機關已充塞地主富農」、「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的（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隻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裏或發現其它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
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
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了控製。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麵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贛西南特委首先選擇「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的團特委發行科工作人員朱家浩作突破口，據贛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這就是鼓動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緊急通告》說：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於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曆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 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澤東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采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眾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麵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麵，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了。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這麽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派一並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麵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AB團」運動。
就在贛西南肅「AB團」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紅一方麵軍（紅一、三軍團）大開殺戒，開展了「打AB團」運動。
（選自高華教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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