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1959年終於過去，我被封為右派也已經半年了，這是憔悴困頓的半年。現在回憶起來，辛酸苦辣一時都湧上心來，簡直也說不出究竟是個什麽滋味，也許這就是右派生活的味道。
現在也記不很清了，大概是六月二十八日□□到常州的。也就是說是從這一天開始過右派生活的，這種生活是有許多特點的，現在僅將還能回憶起來的簡單地記錄如下:
下了火車之後，第一個特點是沒有汽車來接。而且還要自己搬行李。好在有一個軍官和一個軍士前來伴送。也就是說搬運工作還有人幫忙。
伴送軍官到站長室裏去打電話，他還希望專署能派個汽車來接一下，可是沒有辦到，也不可能辦到。於是我們雇了兩輛三輪車。我和孩子們，保姆合坐一輛，伴送軍官和軍士合坐一輛。於是便向專署而來。
到了專署的大門口，伴送軍官讓我和孩子們坐在傳達室裏等，他去專署或是地委□文，我們是九點多鍾下車，一直等到十二點多(那心頭的滋味，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難過)，伴送軍官才跑出來說:“手續已經辦好，現在我們到招待所裏去吧”。(據說原是叫我們住旅館的，還是在伴送軍官的要求之下，才同意我們暫時住在招待所。)
招待所倒並不遠，並且就在專署的對門。於是我們又把行李搬到了招待所。經過伴送軍官的交涉，招待所的會計把孩子和保姆安排在樓上的一個小房子裏，我卻隻好坐在房子外麵聽消息。而伴送軍官和軍士卻還需另外去找住處。因為招待所不招待他們，他們又因為我的行李尚未完全取回，還不忍馬上離開，於是向我說明此事，打了個招呼就去自找住處去了。(這時因為我已被封為右派，他已不便向我敬禮了。)
招待所開中飯了，孩子們也餓了，我們卻不知道吃飯的規矩。還是那會計招呼我們買了飯票、菜票才到飯廳裏去吃飯。買飯票是要糧票的，我卻沒有，於是會計打電話請示地委組織部，回答是暫借著吃，回來等我報上戶口，領了糧票再還他們。
招待所的飯是用四方鐵合子蒸的，每合半斤，隻能定量吃用。因為地方公務人員每月隻有二十八斤糧，如果每頓飯都吃一合，一天就要一斤半，那麽一個月就要四十多斤。因此我們便不能夠吃飽，所以隻買三合。這樣我還勉強過得去，保姆卻因為奶著難難很不夠吃。但也不能允許她隨便吃，她也還知趣，中飯隻吃了一合半。
難難這孩子生下來就食量大，盡靠奶母的奶是不夠吃的，因此還必須設法訂牛奶，於是我就懇求招待所的會計幫助想辦法。他開始不肯的，後來當這位會計問明了孩子沒有媽媽之後，他便動了側隱之心，千方百計地向常州牛奶廠交涉並且還假托高級首長之名，又向地委組織部的證明信，牛奶廠才送來了一磅牛奶，此外會計又想法從副食品供應公司買到了兩磅奶粉和一斤白糖。然而這大概是第二天也可能是第三天的事了。
當天下午，伴送軍官來了，並且陪同我到車站行李房把大行李取了回來，又在常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才來向我告辭，並說:“事情已經辦完，並已向地委組織部某科長交涉好，以後有什麽事，可以直接找他”。這樣他就完成了任務。最後他才向我提出要把我的軍官身份證和軍銜等收繳並帶回去，我當然答應，卻是因為心頭沉重一時找不到這些證件，經過翻箱倒櫃之後，終於也找了出來，並且交他帶去，卻是沒有交完(有一付領章沒有找到)，並約定以後找出來交給地委組織部轉交回去。我當然答應，於是他們走了，我也被安排在一間集體宿舍裏住了下來。
這短短的幾天裏，經曆了許多不習慣，然而卻都在意料之中，因而也就努力忍耐克服，但內心的痛苦是很難形容的。有一個住客(當然也是一個幹部並且據他自我介紹也是一個轉業軍官)看到我這種情況，卻表現出很大的羨慕，他向我說:“那個軍官是專為送你來的嗎?你是到這裏來工作的嗎?”問話之間表現出無限的驚異，於是我幹脆告訴他我是因犯錯誤被貶降來的。
我和孩子們住的兩間小房(現在看來簡直是天堂一般)是麵向西的，因此暑季的西曬越來越厲害了，我卻還可以忍耐，孩子們卻苦了。因為房子很小，不僅東西無法安置，就連鋪蓋卷兒也打不開，因為我以為這與工作有關，所以就天天向組織部要求工作。可是工作有了，房子卻依然沒有辦法。
記不清是哪一天下午，組織部那個科長來找蔡鐵根(這是因為要劃清界限，他們是不能稱我作同誌的，盡管他們對進行了二十多年反共戰爭的國民黨軍官卻也同誌相稱的)，於是他把我引導到地委工業部，去見一位王部長，這位王部長見麵之後，隻談了兩句話，便叫我回來了。
又是一個下午，王部長到招待所裏找了我，並把我帶到門口，介紹給一位叫做徐局長的，把我帶到重工業局，並向我極簡單地介紹重工業局的工作任務、情況之後，就教我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我來上班，卻沒有什麽工作分配我，隻說“搞工業就要跑工廠，可以先跑跑工廠，”又說“主要是跑工廠”，但因為準備領我跑工廠的一位同誌沒有回來，所以我隻好再等到明天。
當這位徐局長知道我是住在招待所裏的時候，就向我說明常州房子的困難情形(這話工業部的王部長也說過)，並且告訴我招待所房子很貴，久住下去，房錢出不起，所以他說他要向組織說明這個問題。果然地委招待所也□來和我討過房租。
我開始正式上班了。任務是下廠，這下廠卻並不是下放到廠子裏去工作，而是跑廠，一種好像舊時代企業裏的跑外一樣，每天到廠裏去了解情況，傳達指示等等。我上班的時機正是全省安全衛生大檢查(一說是突擊周)的時候，所以我的下廠任務，便是突擊安全衛生工作。所跑的廠主要是常州市重工業局所屬九廠。也就是常州市屬各大廠。每天下廠回來向局長匯報，下去找廠裏的安全衛生助理員匯報。
開始有一個姓朱的青年人領我一同跑，隻跑了一天，他便出去義務勞動去了。於是我就隻好一個人自行跑。好在我自己有一輛自行車子。所以跑起來還比較的不太費勁，然而因為天氣逐漸酷熱起來，常州又沒有什麽樹木，今年又特天幹，結果每天回來都好像是剛剛出水的遊泳運動員一樣，上下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
我的工作態度還和自己年輕的時候剛參加革命時一樣地積極努力，然而畢竟年歲大了，加上工作上的外行，一時摸不著頭緒，再加上近二十年光陰不作具體工作，腦子又不好，所以工作效率實在比不過那些年輕人。然而已被指定這樣工作，隻好盡力去幹。
有一天，地委勞動工資部要我寫個文字匯報，這就苦了。結果用了足足五天的時間寫了一個極不稱心的材料。又一次局長要我寫一個關於安全衛生方麵的檢查總結性的材料，結果又用了足足三天的時間才寫起來。但究竟是否合局長的意也不知道。
一天下班回來，隻見小難難一個人坐在學走的車子上，一見我就大哭起來，卻又不見奶姆，一問才知道小剛剛被開水燙傷，奶姆帶他到醫院裏去了。招待員們說是燙的很厲害，要我立即去看。這時也顧不得小難難哭了，立即騎了車子趕到醫院，剛剛已經綁紮好了，正要打針輸血，然而卻還沒有掛號，因為我們剛來不久，又不知地方情況，尚未辦公費手續，所以隻好自己花錢掛號，當時也不知剛剛燙的究竟怎樣，所以醫院雖已提出應該住院的主張，我卻還有些遲疑，加上住院需要大人陪伴，我又工作很忙，家裏還有個小難難離不開奶姆，隻好決定暫不住院。
第二天看著剛剛有些支持不了，在家又不能治療，隻好送去住院。這時專署雖然忙，卻也還可以請請假！但我因是個右派，自己也須特別注意，所以隻好局裏，家裏，院裏來回跑。
初不知這燙傷有如此的危險，經常需要大量地注射葡萄糖鹽水，因為注射量過大，所以醫院幹脆就吊起一瓶子鹽水來，下麵帶上針頭，刺入血管，就這樣半天半天的注射起來。因而孩子就不能隨便移動，但燙傷痛的他又不能不動，然而這孩子居然也不大動了，並且連他平日最愛吃的西瓜也不吃了。看來孩子很危險，醫院的衛生狀況和治療狀況也很不好，治燙傷的孩子也很多，看著確實不放心，最後還是桂蘭（保姆）提出到南京去醫治，我想也可以。一方麵那裏技術條件和設備條件較好，二則他媽媽雖已離婚，但畢竟還是她生的孩子，估計不至於不管。所以我也就同意她的意見，可是小難難又怎麽辦呢?桂蘭說她都帶去，(背一個，抱一個)這時我也失去了主張，於是完全同意，經過向車站上交涉，買到了兩張快車票，於是連夜送他們上南京去了。就是這樣，我終於沒有向領導上請過一天假，而領導上也從未提出這方麵的許可。
剛剛這次燙傷，給我在精神上的刺激和思想上的痛苦，增加了相當大的分量。使我以後看到剛剛和難難都忍不住眼裏的熱淚，但我卻把它咽下去了！天□□可！(我暗暗地叫著)這人世間的殘忍，竟自達到如此地步，然而我還必須丟開這些去幹工作！這使我這向來不注意孩子們的爸爸也有些於心不忍了！
還好，南京軍區醫院，終於挽救了剛剛可憐的小生命。
早已決定而現在要行動的搬家終於開始了。(常州專署要搬往鎮江)局長並且說在鎮江已經特別為我找了兩間半房子。這在我看來雖不特殊，但在許多幹部中看來，卻是特大的照顧。我也看出了這點，所以在搬家中，自己也就特別賣力氣，青年們雖然以開會為名都躲的不見蹤影，我卻連夜把些破桌子爛板凳從樓上搬到樓下，再從樓下搬上汽車。一直搬到夜晚下兩點多。就是這樣搬了兩天多。
突然局長找我談話，說組織上決定我留下，留在常州市工作，並且給我開了個介紹信，去找市人委人事科接頭，理由是因為我的東西多，來往搬動不便。這也隻好姑妄聽之。但市人委卻沒有立即分配我的工作，於是我就休息起來，並且利用這機會到南京去把剛剛接了回來。
因為地委，專署都要搬家，招待所自然不能例外，但房子不能搬家，於是新的房東來了，因為這座房子的任務還是招待所，隻是地委改為市委而已。因此新房東自然是市委招待所的所長了。這個所長為了接□，早就來了，隻是我沒有注意到，因而也沒有打過招呼。
一天早晨這位所長來到我的房間裏，不用人招呼就在對麵的床上坐了下來，並且開始下達逐客令:“你得要搬家呀！不能老住在這裏，這是招待所！”不用說我已經知道他就是新所長了。“搬到哪裏去呢?”我問，“那誰知道你搬到哪裏去，你愛搬到哪裏，就搬到哪裏，誰管你呀?”“這不是市委招待所了嗎?”“是啊，你既知道這是招待所，為什麽還要老住在這裏，招待所也不能老招待你呀！”他說著態度已經越來越嚴厲起來了。“即使一定要搬，也得要等市人委給我找了房子才能搬……”他不等說完便打斷我的話說:“不行！你立刻就得搬，這裏不允許你再住下去的！”這話已經越來越不像話了，因而我也就生起氣來：“你下逐客令，向市人委下去，不要向我下，我並不願意住在這裏，我也不是自己要住在這裏的。”“難道誰請你來的不成？告訴你，你不要調皮，你的問題我知道，告訴你，你今天不搬就不行！”“不行便怎樣，你既知道我的問題那更好，我可以隨便搬走嗎？我有自由嗎？我搬了走你負責任嗎？”“你不用嚇我，我也是軍隊轉出來的，什麽樣的調皮幹部我也見到過”他說，“你既是軍隊轉業來的，就應當知道轉業幹部的苦處，特別是我，我是犯了錯誤來的，你既然知道就不應當對我如此的蠻不講理，你怎麽能夠這樣呢？”這一連串的問題和責難使他軟了下來，並且開始向我作解釋。於是一場爭吵也就和緩下來。但是我卻氣得周身發抖，痛苦已極。我想往後的日子可怎麽過呀！
新的工作開始了。在一天的晚間，重工業局勞動工資科據說也就是人事科的副科長(看去也像一個轉業軍官，不過是個尉官)領我去見計劃科的徐科長。據說這個科還有兩個科長(這地方上的事也實在難以琢磨)，徐科長並沒有和我說什麽，隻是讓我坐下，並倒了一杯水給我，當我坐了一個多鍾頭之後，便有一個女同誌(後來才知道她也是計劃科的科長)領我去參加一個會(後來才知道這是各廠廠長和書記的會)，會議還沒有開始，女科長介紹我認識了李市長(兼本局局長)王局長，李局長。李市長表示的很客氣。他說:“怎樣老蔡(看來他早已知道我的情形了)，到這裏工作?”我說:“除了外行之外，很好。”他說:“隔行不怕，隔行不隔理。”這話也對。他又問到我的房子住處，並解釋說:“常州市的房子是很缺，本來就缺，解放以後修馬路拆掉一些，又辦了很多工廠，所以房子就更缺了。”並說:“招待所不錯，暫時住在那裏，將來再找。”我當然沒什麽可否。於是一場熱情的談話就此結束。那位李局長見市長如此客氣，便也親自倒了一杯水給我。真是榮幸的很，在這大廳廣眾之下，簡直使我受寵若驚。
會議開始了，我和我們的女科長坐在一起，問她要不要記錄，她這時意識到我沒有本子，於是特地給我找了一個本子來。
會議進行的時間很長，從八點鍾一直開到午夜才結束，幾位局長都作了長篇發言。
第二天上午，我便被我的女科長分配到常州機器廠去下廠，領導我去的是我們的李局長，他到了常機之後，便把我介紹給一位老毛(後來才知道這老毛是市委工業部的下廠幹部)，於是我便跟著這老毛跑了兩天常機。後來也不知道是我不中用，還是人員不夠分配，我又被單獨派到紡織機械廠去。
那是一個月終，因為產值任務完不成，所以分別派了許多幹部下廠去分頭“盯”。任務是到廠裏去“盯住廠裏的領導同誌，必須大幹一夜完成任務。”於是我便單獨去到紡機。
紡織機械廠，在搞安全衛生時，我曾跑過幾次，並且還認識他們的安全技術員，但這次來的任務不同，因而我就直接找他們的黨委書記。書記是一個轉業來的老軍隊幹部。辦法不多，性格直率。當他聽完了我向他傳達的局裏的要求之後，他便說道:“我沒辦法完成這種任務，叫他槍斃我吧！”因而也就不去再想辦法。這卻使我為難起來，於是我不得不把作政治工作的方法拿出來婉言相勸，一直說了約兩個鍾頭，他才確定在下一班工人上班時，開個臨時動員大會。他這樣作了，並且也和他們的副廠長一起都參加了車間的勞動，其他科室幹部也都下了車間，但是當晚九點鍾左右，科室幹部便都不辭而別了，書記和廠長卻仍然和工人在一起勞動。然而工作效率卻並不見得提高，也不見得有什麽情緒上的不同。
夜十二點了，新的一班工人將要接班。車間裏除了廠長書記之外，已經沒有什麽幹部了。這時即使要采取什麽措施也困難了。但作為一個下廠幹部，我還必須盡最後的努力，因而我又去找書記，並告訴他說:“幹部們已經都走了，但這樣下去，一夜之間弄不出什麽名堂來，必須采取新的措施。”“如何，我沒有辦法，你說怎麽辦?不教科室幹部走也不行，他們明天還要工作哩，我也幾天幾夜不睡覺了，我也幹不了這工作，教他槍斃我吧！”無疑問的這個單純的老革命軍官，對於這“大躍進”是沒有多少辦法的。於是我隻好再來一遍婉言相勸，於是他又去展廳裏動員將要上班而正在吃飯的工人。
已經第二日晨兩點了，一切情況依然照舊，在我看來今天的情形已經定局，再呆下去，也隻是徒然“疲勞”而已。於是我向局裏通電話，除了報告情況之外，自然還要請示。接電話的是局裏的秘書，他告訴我說:“你告訴他們書記，今天夜裏非完成□□萬不可，你也不要回來，就‘盯’在那裏，並且也要他們廠長書記‘盯’在那裏。”我自然遵辦，可是我早已看透這是毫無作用的一種疲勞辦法而已。
周書記和錢廠長已經向我表示說他們都已好幾夜不曾休息，我想我看再這樣‘盯’下去，他們自然都不能走，如果這種辦法真的有效，那也值得，但現在看來，這種辦法並不見效，於是我便決定回去。
當我回到市委招待所的時候，已經是二天早晨兩點三十分了。招待所的大門早已上了鎖，偏偏門上沒有住人，怎麽叫也叫不應，在馬路上睡嗎?這時已經深秋，深夜的寒冷已經無法支持，看看局裏，也已沒有了燈光，徘徊猶豫了很久，終於想不出辦法，又無處去借宿，無奈前門叫到後門，後門又叫到前門，終無人應。最後我爬上了臨街的窗戶，並且發現裏麵一間客房裏有燈光，於是我就又叫。還是沒人答。仔細聽時，裏麵似乎有人咳嗽，於是我就大聲說道“你要再不答應我就要把門推開了。”還是得不到答應，我不由怒上心來，縱使虐待右派，也不該虐得如此的程度，於是我略一用勁，就把後門推垮了，心想這門也太不結實。於是我立即跑去推開開著燈的房門。原來裏麵確實睡著一個服務員，並且已經坐在那裏。這時氣得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問他為什麽不答應，為什麽不開門，並說我已把門推垮，這應由你負責。他卻反問我說:“這是什麽時候了，你要我開門?”我說“不管什麽時候，都不應該不答應，我出去是為公事，即使為私，你是招待所，也不能說半夜裏就不開門。”一邊說著一邊又把已經推倒了的門子扶好，我也就不再和他理論，自去上樓睡覺。
第二日我下廠回來，見那後門已經修好，內心裏也有些抱歉，然而又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隻好怪自己的命運。過了兩天見到曾嚴厲驅逐過我的招待所長，他問我“怎麽把門都推垮了?”我把昨夜經過情形告訴了他，他說：“那個服務員是確實睡著了，人是個老實人，不會故意不開門的。”如何，他是這樣說，我卻仍覺可疑，但事已至此，也就無話可說。不過我的下廠工作每天回來都是一兩點鍾，這個問題倒仍然嚴重，最後還是那位會計給了我個鎖匙，這問題才算解決。然而這筆賬無疑會記下來的，這右派的日子，就是如此的難過。
有幾天李市長生病，王局長外出，局務臨時由李局長代理著，這個李局長看樣子是在授銜之前轉業的軍隊幹部，看情形至多也不過是個團幹，作這種工作自然缺少辦法，隻見他每天像狗樣地跑出跑進，並且狂吠著。有一天匯報時，不記得為了什麽他就狂吠起來，這當中本來不幹我事，也是我不自知趣，抻了一句什麽話，他竟向我狂吠了兩句。當時我隻好忍受，也是我自取其辱，無怪他人。本來右派是不應該說話的，我卻不能忍耐，致遭其辱宜也。
這右派日子的難過，簡直是難於想象的。你如果留心。每天都會遇到不愉快，如紙票(這也是這偉大時代的特產)，別人是按月發，我卻沒有最近□□的糧食，人們都不夠吃，全局每人都配給了二斤炒米。我也沒有。諸如此類的事，也不知多少，隻好不看見。
重工業局成立了產業黨委，並且調來一位付書記，這位付書記一到任便打算調廠裏的汽車、自行車、家具，還說要解決夜餐糧票，甚至也知道我帶來了兩件沙發，於是便千方百計地要“調”。我自然應允，卻又不見去拿。然而卻一次又一次地和我提這件事。我想要就要吧，難道還要我親自搬給你不成，於是以後我也就不再提這件事，由他去吧。這自然會影響我右派帽子的時間，然而也沒辦法。
已經死去的麻煩，忽然又複活了。已經離婚半年的害人精忽然找來了。說是要帶一個孩子走，隻好由她。於是帶著剛剛走了。(莎莎也入了托兒所，後來卻因為吃不飽飯，又接了回來。)至多不過一個星期，她又把剛剛送了回來，並且去市委要求，說是為了照顧孩子們，要來常州工作，市委居然也答應了她，於是沒有幾天她就來到了常州，並且很快地被分配到化工局工作去了。不僅這樣，而且很快地找到了兩間房子。於是也不容我考慮便把孩子和保姆一起都搬走了。從此我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隻好去街上小飯館和飯攤上去吃。
小飯館裏的飯菜是很貴的，並且也很買到□□。每頓飯要吃一個鍾頭，而且每天最少也要一元多，這樣我的開支便擴大了，而她卻每月指著小保姆要七十元。再把孩子們接回來吧，招待所當然不肯再給房子。弄得人痛苦難堪。萬般無奈，隻好請求局裏秘書幫助交涉房子。後來房子居然也找到了，說是三間，然而卻隻有一個小窗戶，並且還有一間是個樓梯間，但房租每月卻要十五元，房子裏連張木板床也沒有，實在無法搬進去。招待所三樓本有兩間房子，並且也有家具，卻無論如何也不給我住。右派生活也許應該如此，所以我也不去多說它，有房子總比沒有好，但那個害人精卻又偏不準我把孩子接回來。於是搬房子的問題便拖延下來，可是市人委辦公室卻又有了意見。他們見我拖延不搬，便通知招待所驅逐我，於是威脅著，今天說每天要收五角，又說每天要一塊，並且認定我這右派可欺，非逼搬不可。為了這事在電話裏還遭到那個什麽交際處長侮辱了一通。右派的日子是這樣地難過！
害人精的來到常州，本來是企圖恢複關係來的，當我還沒有來此之前，曾經來過一封長信，說是從我離開之後，有許多人追求她，但是因為孩子們的關係，她都沒有應允，這自然都是假的。她如果真的為孩子們設想，便不會有今天。因此我卻不作這種打算。因而她便在常州呆不下去了。說是病了，又在鬧著要走了。(本來常州的工作是艱苦的，特別是工業部門。)哪個單位不是每天工作到深夜，她是何等樣人，能受得這種艱苦，所以這是意料中的事，也隻好由她去。然而她這一鬧不要緊，卻又給我造成一個更大地困難，那就是市人委辦公室因為我拖延搬家，又把房給了別人，這樣害人精一走，我又沒有了房子，孩子們往哪裏去呢？害人精啊，她似乎是專為害人而生存的。
幾天之前，一個乳嗅未幹的青年找我談話了，他自稱是黨委的什麽人，是右派分子改造小組的組長，自然是負責改造我的人了，所以也就需要恭而敬之。這人首先教我談談思想，然後命令我每月向他寫一封思想匯報。我自然答應照辦。
奇怪的是我自來到常州，半年來從未有人和我談過話，如今突然成立了什麽改造小組，不知是凶是吉。
“我從來也沒有把我自己看成是什麽右派，也從未以黨外人士自居，也從未承認過黨對我的處分是正確的，甚至也從未認為對我的這種處分是真正的黨的意見，因此也無所謂改造，也無所謂摘帽子之說。”這就是我對那個改造小組長的談話。他嚴厲地說“那是鐵的事實”如何，隻好諒解他年幼無知，也不去解釋，但按他的去命令去作就完了。
招待所的會計，一個好心的青年人，經常為我的處境難過，也為我的前途費心，經常把報紙上有關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給我看，但我卻沒有看過這種報。這不過是一種感覺不安的措施而已，如果真正安穩的話，右派是永無摘帽子的希望的，即使摘了帽子，又當如何？難道這些被封為右派的人還有什麽前途?！那至多隻是一種麻痹！然而它對於我是不會有效的。我的經驗可真的夠多了。任憑你玩弄什麽名辭花樣，那內容總是一樣的，看樣子是不會有什麽好轉的，而且是越來越不像了，越來和
馬列主義
的距離越大了。我倒要看看他的最後結局！
右派生活的痛苦，不是我這隻殘廢地筆可以描寫出來的，但作為一個簡單地留給孩子們看看的記錄，也許還可以。
寫於一九六零年六月六日
後記：本來這篇回憶是要在五九年底即十二月三十一日夜間寫的，但這個夜間因為匯報工作一直延長到元旦兩點多，二號又是這樣，三，四號也沒有得到時間，所以一直拖到現在才寫完。
蔡鐵根烈士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殉難。本文由作者的
哲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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