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槍斃“反革命”全過程：死者歎世道黑暗（組圖）
1968年清明節，李振盛在刑場拍攝了一些照片。那次行刑一共槍斃了8個人，其中有兩個人是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技術員，他們因為散發了一張油印的小報《向北方》，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主犯"，因為他們"一心向著北方的蘇修"。（文字來源：《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5期，記者： 徐梅）。圖為1968年4月5日，巫炳源、王永增因散發油印小報《向北方》定為"反革命集團主犯"在哈爾濱被處決。 兩人中名叫巫炳源的死刑犯，聽到判決時仰天長歎："這個世道太黑暗了。"便閉上了眼睛，再沒有睜開。圖為所謂"反革命集團主犯"被押赴刑場路上。
沒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離拍攝屍體，但他還是拍了一些特寫鏡頭。由於當時他的"萊卡M3"相機上隻有35毫米的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我都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圖為所謂"反革命集團主犯"被押赴刑場路上。
暗室裏昏暗的紅燈下，受難者的照片在定影液中漸漸浮現，他默默念叨，"如果你們變成鬼魂的話，請不要來找我。我隻是要記錄曆史。"
其後半年，他仍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
1968年4月5日，清明節。這一天我拍攝了一組槍斃七男一女的照片。這個女人與其情夫合謀殺害了她的丈夫，包括這兩人在內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兩個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當時是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技術員(相當於現在的工程師)，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們在街頭散發張貼一張傳單，這是一種用臘紙刻鋼版油印的16開小報，報名為《向北方》，這被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解釋為
“一心向著北方的蘇修“。當年的黨報一律在報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語錄”，他們倆油印的小報也照此辦理，在這張《向北方》小報的報眼上印了“毛主席語錄”，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來的“最高指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光，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他們在這段語錄下邊又加上了兩句話：“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這被解釋為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此事件被定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發動群眾限期破案。很快便破獲。當時就有人私下議論，千錯萬錯就錯在這兩個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憂國憂民了，否則也想不出後邊那兩句話。
在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的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軍管會負責人對他們當場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團主犯”。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發張貼，隻有他們兩個人，不存在任何從犯，而這兩個人就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會上，當巫炳源聽到“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時，他仰天長歎，大喊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隨之便緊緊地閉上了眼睛，在宣判大會後的遊街示眾，直到押解到刑場槍斃時，他至死都沒有再睜開眼睛。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采用閉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後的抗爭，以此表示不管是睜著眼還是閉著眼“這個世道”都是黑暗的。
這8個人的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押到卡車上，經過市區長時間的遊街示眾以後，開赴哈爾濱西北郊外黃山火葬場相距不遠的一片空地上，他們一字排開，雙手被反捆，並被強迫跪下，然後由8名軍人持槍站在十餘米的距離，從腦後被開槍把他們打死。當行刑者退下之後，幾個負責執法檢驗的人立即上前，扯著遭槍擊而東倒西歪的屍體的雙腳向後拉，擺成整齊的一排，再一一檢查每個犯人是否一槍斃命……
我知道，當時的報紙對這類新聞事件隻發表文字消息，絕對不會發表刑場照片的。報社領導也沒有派我去采訪拍照，事後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沒有用的照片”，一定會找我談話，嚴肅批評我“浪費公家膠卷”。當時我是一名27歲的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出於新聞攝影職業的好奇心，凡有這類事件我都前去記錄下來，也許這會成為社會曆史碎片，以供後人研究。這一回是公安局軍管會的攝影通訊幹事到報社攝影組，說他們將有一次處決8名犯人的事情，問我們想不想前去采訪？我所在的攝影組另外四位資深記者都說，這類照片不能見報，拍了也是沒有用的。我心裏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說，在送這位公安攝影通訊員出門時，悄悄對他說我想去，讓他到時候把車停在報社對麵的交警崗亭旁邊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著報社領導和攝影組同仁，自作主張地跟隨公安局軍管會的車隊先去參加遊街示眾，最後到了刑場，從頭到尾完整拍攝了幾十張遊街示眾及行刑槍決的連續性畫麵，還忍著槍斃後腦漿崩裂的濃烈血腥氣味，近距離拍了剛剛失去鮮活生命的屍體特寫。由於當時我使用的“萊卡M3″相機上隻有35毫米的一支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當天，我從刑場回到報社沒敢馬上衝洗膠卷，生怕同事們看到這些底片，他們當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屬於“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沒有用的照片”，就會背地裏向主管攝影組的總編室副主任“打小報告”：“李振盛又去拍沒有用的照片，浪費公家的膠卷。”領導則會找我談話作批評。這次我是在他們都下班回家了，晚間一個人鑽進暗房裏去衝膠卷，趕緊把濕漉漉的膠片放進烘幹箱裏用電風扇吹幹，收起來藏到我用的資料櫃在抽匣最後邊特製的暗層裏保存起來。
在後來的半年多時間裏，我一直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那時，我雖然已經結婚三個月了，但是我和妻子還沒有分到房子，兩人仍分開來住在與家屬混居的簡易筒子樓的單身宿舍裏。這個宿舍裏幾十家人共用的一個廁所在走廊的盡頭，半夜裏，我需要起來小便時，總是在燈光昏暗的走廊上閉著眼睛往前走，試圖作到不要碰到走廊兩邊各家擺在門口的鞋子和雜物，還努力控製自己的思維不要想到那些被槍斃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讓人惡心的血腥氣味。其實，當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時候就是已經想到了。
原先，我很願吃報社食堂的一種東北地方菜——“血豆腐”，自從這次刑場經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每當看到食堂裏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嘔吐，因為這種血豆腐是紅色，而且是膠狀的，一看就會產生聯想。
後來，每當我在暗室裏昏暗的紅燈下放大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時，總是默默地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變成鬼魂的話，請不要來找我。我隻是想要幫助你們，我拍這些照片是在記錄曆史，我要讓人們知道，你們是被冤枉的。“
直到2000年，美國聯係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在紐約與我合作編輯《紅色新聞兵》畫冊和我的環球影展時，他希望我能親自放大自己當年拍攝的這上千張照片。為此，當我在紐約的家裏搭起暗室放大這些照片時，我的心裏仍然在默默地這麽說。
今天，2007年4月5日，又是一年清明節。我想起39年前的1968年的清明節，我曾拍攝記錄了槍斃“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等8個人的一組照片，現選出一部分發到博聯社博客上，供博友網友借以反思那場可怕的文化大革命。
——2007年4月5日清明節寫於北京無為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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