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三星堆很火熱，各種神奇言論（或者叫做觀點），紛紛出籠。歸納起來，這些奇談怪論，大致有二：
一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西來說”，雖千言萬語，可一言以蔽之：三星堆的一切光輝屬於洋人，不屬於中國。他們有什麽靠譜的依據嗎？沒有。關於三星堆文明的一切“西來說”統統是拍腦袋胡謅。
二是各種為論證中華文明是多元起源而創立的“新理論”，雖萬語千言，亦可一言以蔽之：夏朝不存在。他們有什麽靠譜的依據嗎？沒有。什麽“滿天星鬥”“多元說”之類統統是拍腦袋胡謅。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事實上，要想知道三星堆遺址到底是怎麽回事，隻要認真讀過史學入門書《史記》，也就明白了，不會胡謅了。
一、中國考古應按照史書去挖，去解釋
沒有家譜的文盲暴發戶，才必須依賴“考古”來新修家譜。但是，因為祖祖輩輩是文盲，挖多少祖墳也找不到文字依據，一切全靠挖墳掘墓者腦補，因此，靠“考古”而編造出來的家譜，往往很不靠譜。例如，靠考古編製出來的古埃及家譜，是建立在還是茫茫大海的尼羅河三角洲之上（參閱《“古埃及”毫無存在基礎，是虛構出來的偽史》）；“巴比倫”家譜，是建立在巴比倫的孩子們背著100多斤重的土坯磚上學之上（參閱《西方偽造極不靠譜的泥版文書、楔形文字，是為了畫一張世界地圖》）；“古印度”家譜，是建立在中國唐朝時“雅利安人”仍以貝殼作為貨幣的基礎之上（參閱《古印度史是依據什麽編撰出來的？答案是：忽悠》）。無疑，鼓吹“三星堆文明”西來說，是對文字與智商的侮辱。
中國是舉世無雙的曆史文化大國強國，這個世界上唯有中國擁有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完整有序係統連貫的家譜。解讀中華曆史，必須以中國正史為基礎，“考古”僅能擔當拾遺補缺的角色，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在中國搞考古，按照史書記載，按圖索驥地去挖，必是八九不離十；對於挖出來的東西，也必須且隻能按照文獻記載去解讀，無法也無須腦補。
研究甲骨文，是當今中國的顯學。國家為了盡快破譯甲骨文，早已向全球高懸重金，遺憾的是，能破譯古埃及文、楔形文字的西方專家，至今無人揭榜。
近些年來，一再有人撰文，把發現殷墟的過程寫的神乎其神。其實，稍稍閱讀史書就能知道，自商朝滅亡以來的漫長歲月裏，曆代中國文人都知道這個殷墟的存在。在《史記》裏，殷墟的地理位置都記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殷契，（【索隱】：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為天下號。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正義】：括地誌雲：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裏。竹書紀年雲：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墟，南去鄴四十裏，是舊鄴城西南三十裏有洹水，南岸三裏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蒙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裏，安陽城即相州外城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史書記載的殷墟的位置，與現實的“考古”結果完全一致。
至今，某些人還在“懷疑”夏朝的存在。近年，二裏頭遺址已經向社會開放。這裏是不是夏朝都城？其實，這根本不是問題。古文獻關於夏朝的記載之多，可謂不勝枚舉。和殷墟一樣，自古以來的中國文人都知道這裏曾經是夏朝的都城，《史記》：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正義】：……臣瓚雲：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汲塚古文雲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雲：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於洛汭。此即太康居之，為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又周書度邑篇雲：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誌雲：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裏，蓋桀所居也……）
關於“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同樣是記載得清楚明白，與二裏頭的完全一致。
再往前便是堯舜時代。對於堯之都城，史書同樣記載了明確的地理位置，還記載了堯舜時代的天文曆算活動，《史記》：
帝堯者，（【正義】：徐廣雲：號陶唐。帝王紀雲：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雲：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誌雲：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也。）放勳。……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又，《元和郡縣誌》：
晉州，平陽……《禹貢》冀州之域，即堯、舜、禹所都平陽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時屬韓，後韓將馮亭以上黨降趙，又屬趙。在秦為河東郡地，今州即漢河東郡之平陽縣也。
於是，在這裏發現了陶寺遺址，出土了堯舜時代的天文台。閱讀《大戴禮記·夏小正》《史記·曆書》便知，堯舜時代便已經建立了完備的曆法製度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禮法製度。
三處遺址，皆與史書所載契合。這些遺址的出土，與其說是“考古”“發現”，不如說是按圖索驥而得。
二、三星堆是夏朝都城之一
三星堆也是如此。我們隻要讀讀《史記》，就能大致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因為古人早就記載了這裏有高大上的寶貝。
眾多的古文獻記載，大禹出生於這一地區。《史記》：
夏禹，名曰文命。（【正義】：帝王紀雲：父鯀妻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長，本西夷人也。大戴禮雲：高陽之孫，鯀之子，曰文命。楊雄蜀王本紀雲：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誌雲：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裏。華陽國誌雲：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裏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按：廣柔，隋改曰汶川。）
《後漢書·郡國誌》之廣柔縣，李賢注曰：
帝王世記曰：禹生石紐。縣有石紐邑。《華陽國誌》曰：夷人營其地，方百裏，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雲畏禹神；能藏三年，為人所得，則共原之，雲禹神靈佑之。
《元和郡縣誌》：
汶川縣，中下。北至州一百裏，……廣柔故縣，在縣西七十二裏。漢縣也，屬蜀郡。禹本汶山廣柔人，有石紐邑，禹所生處，今其地名刳兒畔。
《史記》是古代讀書人的必讀書；完整記載這一世係的《大戴禮記》更是古代讀書人的必修課。因此，自古以來的中國文人都知道，大禹就出生於今北川、汶川一帶的“石紐邑”、唐代稱之為“刳兒畔”的地方。自古以來，大禹出生地的周邊地區，一直被當地人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地；這一傳統一直保持到解放前。打開地圖，我們就能發現，這裏與三星堆遺址相距不過二三百裏。
大禹是黃帝的玄孫。蜀地是大禹祖宗的封地。《史記》：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隱】：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為盧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麵朝天下，國號曰夏後，姓姒氏。
黃帝與其正妃嫘祖生有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均被分封於蜀地為諸侯。其第二子昌意，即大禹的曾祖父，被封於若水地區。從此，昌意及其子孫後代定居於這裏。隨著顓頊帝分封子孫，加之大禹登基和夏朝建立，作為夏後氏的龍興之地，蜀地成為夏後氏至關重要的基地之一。《華陽國誌·蜀誌》：
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曆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
“蜀”之得名，很有可能與昌意有關。《說文解字》：
蜀，葵中蠶也。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
蜀即蠶。眾所周知，嫘祖始蠶。以蜀為名，是對嫘祖後人的血統標誌。顯然，其後人也以此為傲，蜀之後世甚至有以蠶叢命名的國君。昌意為嫘祖之子，當然擁有發展蠶桑業的天然優勢。自古以來，蠶桑業始終是蜀地代表性的優勢產業。我以為，所謂“縱目”，正是對“上目象蜀頭形”的誇張性演繹的結果，而不是真的存在什麽“縱目人”。
昌意之子高陽因有聖德，得到天下擁戴而為天子即帝顓頊，是大禹的祖父。之後，大禹因其功德，被推舉為天子。自此，中國進入了夏朝。以蜀地如此特殊的地位，鑒於夏朝擁有多個都城的傳統，蜀地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之一。該都城可能曆經兩次遷徙：從大禹出生地遷三星堆，再遷金沙。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出土文物，正好證實了這一點。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大戴禮記》：“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郊止天子，社止諸侯”。《周禮·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蜀地作為兩任天子的誕生地，其必然也必須按照天子規格依禮開展事天、事地、事先祖的活動。事實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三星堆出土了規模宏大的建築和大量天子專用的玉器。毫不意外的是，一切祭祀用品，必然且必須由朝廷統一製作統一頒發。因此，這裏的器物不僅與中原器物的外觀形製相同，而且原料工藝也高度一致。
如此規格必然伴隨整個夏朝，《禮記·祭法》：
夏後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夏朝滅亡後，按照中國傳統禮製，仍將保留這一規格。《通典·賓禮一》：
虞舜以堯子丹朱為賓，曰虞賓，而不臣之。(書雲：虞賓在位，群後德讓。)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不臣也。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皆爵公，封舜後於陳，爵侯，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並二王後為三國，其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按傳統禮製，滅其國而不絕其祀。因此，商湯滅夏之後，位於蜀地的諸侯們仍將按照夏朝禮製，一如既往地祭祀黃帝（或是帝嚳高辛？存疑）、顓頊、大禹和其他列祖列宗，而且蜀國還能享受到不臣之禮的待遇。
三星堆遺址能如此大規模地、完整地出土如此昂貴的器物，說明其從未遭到嚴重破壞，而是有計劃有組織地掩埋，並受到很好地的保護。西周建立後，推行了新的二王三恪製度，立夏後氏之嫡於杞，而位於蜀地的祭祀製度被取締。我估計，“三星堆”便是誕生於這一時期，大致在這一時期，蜀國遷都於金沙一帶。
三、四川從來是中華文化的主要地區之一
多年來極力鼓吹三星堆“神秘”的某些人，近些時，又開始借三星堆新出土文物散布中華文明是多元起源的“新理論”，還有與之密切相關的“酋邦說”雲雲。
有史以來，蜀地一直隸屬於中國中央政權的統治區，不僅從來不是邊地或者偏遠地區，而且是在朝廷分量極重的地區。黃帝分封其正妃嫘祖所生育的兒子治理這裏，顓頊、大禹先後從這裏走出位居天子，便足以說明一切問題。
據《史記》，黃帝曾巡狩天下，其路線大致是這樣的：
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
黃帝雖邑於涿鹿之阿，但終身征戰考察天下，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建立起中央集權萬國一體的政治體製。自此，中國走上了規範化的發展大道。
顓頊時朝廷所轄的版圖範圍是：
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
堯舜時所轄的版圖，在《禹貢》之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近些年來，考古工作十分活躍。從紅山遺址到良渚遺址，從陶寺遺址到石家河遺址，從石峁遺址到三星堆遺址，其出土文物無不飽含同樣的精神內核，一樣的外在表現。同樣的禮製，一樣的文化，乃至同樣的製作工藝和一樣的藝術形式，這絕不是所謂的“滿天星鬥”所能解釋得了的；如此廣袤的國土上的無數“遺址”和不可勝數的出土文物，更不是舶來品的“酋邦社會”所能承載得了的。毫無疑問，中華文化的起源，遠早於黃帝時代，她成就於中華人文始祖伏羲時代。
據《禹貢》，大禹根據的天下各地的土壤條件和物產，頒布了賦稅標準和貢物內容。蜀地的賦稅標準是：
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
明確了貢品的具體內容：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規定了向朝廷上繳錢糧賦稅的交通路線：
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
如前所述，蜀國參與武王伐紂，隨即成為周天子的“奉王職”的諸侯。東周天下大亂之後，蜀侯率先割據稱王。《華陽國誌·蜀誌》：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
閱讀《漢書》我們就能發現，漢初的蜀地，人文、科技、經濟均十分繁榮，毫不遜於中源。天文學家兼文學家有揚雄；文學家有司馬相如；著名學者有嚴君平、趙賓；著名官員有王褒、何武；至於工商業，“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如果放在巴蜀庸大地來考察，更是人文鼎盛。正如《華陽國誌》所說：
蜀自漢興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穀之南，玉帛戔戔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彥盛，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楊子雲齊聖廣淵，嚴君平經德秉哲，王子淵才高名雋，李仲元湛然嶽立，林公孺訓詁玄遠，何君公謨明弼諧，王延世著勳河平。其次，楊壯、何顯、得意之徒恂恂焉。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
如此盛況，如無千載之文化積澱，是不可想象的。
夏朝存在嗎？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人品問題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
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
----《離騷》
屈原說：帝高陽是我的始祖，我的父親是伯庸，我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父親給我取名為正則，字為靈均。
帝高陽是誰？查閱《史記•五帝本紀》可知：帝高陽，即帝顓頊，他是黃帝之孫；黃帝逝世後，他即位為帝。黃帝與嫘祖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玄囂，即青陽；另一個叫昌意。高陽就是昌意的兒子。
這就是說，屈原自稱黃帝之後。
屈原是楚王宗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記•楚世家》詳述了楚國王室世係：“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顯然，屈原不是吹牛。
上過中學的人，都學習過《鄒忌諷齊王納諫》，對戰國時期的齊威王當不陌生。齊威王（約前378年－前320年）也堅稱自己為黃帝之後。他留給後世一個青銅器“陳侯因齊敦”，其腹內鑄有銘文：
“唯正六月癸未，陳侯因齊曰：皇考武桓公，龔哉大謨，克成其烈，因齊揚皇考邵統，高祖黃啻（帝），邇嗣桓文，朝問諸侯，合揚厥德，諸侯貢獻吉金，用乍（作）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嚐，保有齊邦，萬世子子孫孫，永為典尚。”
大意為：六月癸未這天，我鑄此器向父親報告：我將繼承先祖黃帝之德，弘揚父親您的功業，並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大會諸侯，以光宗耀祖。我將以此敦年年祭祖，願祖先庇佑齊國萬萬年。
根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記•陳杞世家》，春秋初，陳國君主厲公之子陳完逃難到齊國，世代為齊國高級官員，後來篡奪了齊國君之位。齊威王是陳國開國之君胡公滿的二十三代孫。陳胡公是舜的後裔，而舜是帝顓頊的第七代孫。
也就是說，齊威王和屈原同是帝顓頊高陽之後。
黃帝是傳說中的人物？黃帝是春秋戰國時期編造出來的人物？
誰能編造出一個人物，能讓齊國、楚國的王族共同認做祖宗？須知，各諸侯國不僅擁有自己的史官，而且都有專門負責王族事務“宗正寺”，高度重視血緣、譜係的王族，會隨意認祖宗麽？
祭祖，是古人的頭等大事，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古人絕不會像當今的“公知”那麽不要臉，亂認祖宗。
司馬遷是一位十分嚴謹的曆史學家，沒有把握的事情，絕不落筆。
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司馬遷說：“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係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意思是說：商朝及以前的諸侯，沒法詳列世係；周朝以來諸侯們世係比較清楚，所以，孔子作《春秋》，所涉各諸侯國都詳列時間，而《尚書》卻沒有，估計是孔子慎重吧。我讀過關於黃帝以降曆史的“諜記”，其中記載了每個帝王在位的時間。但是，我發現“諜記”中帝王之“五德”，與其它資料所載各不相同。我根據《五帝係諜》、《尚書》等，做了一個自黃帝到共和時止的《世表》。
屈原、齊威王、司馬遷所說，可靠嗎？
漢朝緊承春秋戰國。由於天下太平，且不斷以國家力量征集以前流散於民間的古代文獻，所以，漢朝人手頭的曆史文獻很多，學者們據此整理、編撰了不少史書。
漢朝學者認為，《史記》是對曆史的“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讚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故謂之實錄。”
《世本》，大約是戰國初完成的一部史書，幸運地傳到了漢朝。《漢書•藝文誌》說：“《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遺憾的是，這部書在宋朝末年散佚，後世學者費盡千辛萬苦，搜集古人引自《世本》的隻言片語，形成輯本出版。
司馬遷逝世360餘年後，晉朝太康二年 (公元281年)，因為一次盜墓行動，戰國七雄之一魏國的史書出土了。據《晉書•束皙傳》：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
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
作為魏國國王的隨葬品，顯然是魏國官方所修的史書。該書一般稱為《竹書紀年》，亦稱《汲塚紀年》﹑《汲塚古文》或《汲塚書》。該書記載了從黃帝到周隱王十六年（472 年）的史事。遺憾的是，該書於宋朝散佚（今有輯本）。
學者們以之與《史記》對照，可以說高度一致，僅少數事件在細節上有所出入。
《史記》、《世本》、《竹書紀年》三者高度吻合，那麽，它們所載內容是否可靠呢？
在“疑古”成癖者看來，完全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漢朝人不會偽造《世本》麽？晉朝人不會偽造《竹書紀年》麽？即便《世本》、《竹書紀年》真是戰國傳下來的，難道戰國人不會偽造以前的曆史麽？即便《世本》、《竹書紀年》是原文照抄古代史書，難道古代史書就不是胡謅的麽？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是一種病態心理。在小人眼裏，天下人皆為小人。在小人“學者”眼裏，除了洋大人說的，一切都是假的。
小人“學者”跟著洋大人說：商朝王室（商人）是“異族”，反正不是中國人，甚至是來自西方的啥子民族。
近些年，中國出土了太多太多的高大上的商朝文物，所以，對於小人“學者”來說，“證明”商朝是“雅利安人”、至少是商朝文化來自“雅利安”，非常重要。
司馬遷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遙，戰國人離商朝滅亡也有幾百年。據《史記•殷本紀》，契，是商朝王族的始祖，他是帝嚳高辛氏的兒子，生活於堯、舜、禹時代，因為“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司馬遷從契寫起，直至商朝滅亡，詳列了殷商世係，時間長達千餘年。
在《史記•殷本紀》中，商朝建立前，大致伴隨整個夏朝，經曆了十四代，世係為：“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最後這位成湯，就是起兵造反，消滅夏朝、建立商朝的商湯。
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數以萬計的殷墟甲骨文獻先後被解讀出來，證明了司馬遷對殷商世係記錄的高度準確性；證明了《史記》不僅對商代記錄準確，而且對屬於夏朝的諸侯國的商君世襲傳承記錄也是可靠的。
如果我們還要懷疑夏朝是否存在、五帝是否存在，隻能說某些人的大腦出了問題。
拋開近乎弱智“古希臘羅馬史”不談，倘若以出土的文字資料、遺址和出土的器物、傳世文獻三者相互印證，作為證明一段“信史”的標準，那麽，考察一下當今流傳的英國史、法國史、德國史有幾分可信性，不知這三國的曆史，會“縮水”、“空白”多少年！如果有哪一位慕羊犬不服氣，有種的話，就試試看，首先把英、法、德三國近千年的一個個“大王”的墓找到並挖出來，給大夥瞧瞧。
中華曆史悠久，不是吹出來的。《漢書•藝文誌》說：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我們的祖先早就認識到了史書的價值。中國有一個優良傳統，為了督促自己謹言慎行，並教育後人以史為鑒，不僅皇上身邊始終跟著史官，定期形成“實錄”保存到檔案館，而且，一個朝代建立，便著手為前朝修史，忠實地記錄了前朝曆史。
更為寶貴的是，中國還建立起了地方修史製度，郡有郡誌，縣有縣誌；民間還有數不清的家族譜誌。
夏、商、周三朝朝廷均設有史官。《呂氏春秋•先識覽》：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 ，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鹹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居三年，晉果亡。”
夏朝即將滅亡時，夏史官將有關史書帶到了商；商滅亡前，史官將史書帶到了周。晉國滅亡前，晉史被帶到了周天子那裏。史官受到歡迎，可見其地位之高。
“司馬氏世典周史”，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敘述自五帝以來的司馬氏世係時說。司馬遷的父親去世前告訴他，司馬氏祖上在虞夏時代便任史官；到了周朝，則世代擔任周王室太史；父親對司馬遷最大的期望，便是完成《史記》。《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匆忙逃離的王子朝，到底帶走了多少、什麽樣的典籍，是否包括《逸周書》之類，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先人重視史料可見一斑。
《世本》、《竹書紀年》中如此準確的殷商世係，無疑來自於朝廷的史官，也證明《呂氏春秋•先識覽》所言不虛。
中國古代教育十分發達，因此，精通曆史的人士無以計數。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朝建立前帝王的世襲傳承，這是當時的曆史常識，學者、政客們在談天說地中，一不小心就隨口說出來了。《荀子•成相》說“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國語•周語下》說：“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同樣的，黃帝的事跡，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全社會的常識。從春秋戰國諸子百家著作中，我們可以輕鬆發現一個生動的黃帝履曆。《國語》說：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黃帝與炎帝；《管子》說：神農氏沒落，黃帝興起；《左傳》說：黃帝力量日益壯大，在阪泉戰勝了炎帝；《莊子》說：黃帝在涿鹿擒殺蚩尤；《左傳》說：黃帝設官治理天下，以各色彩雲製定官名；《管子》說：黃帝製定禮法，教百姓務農畜牧、生火做飯，百姓安居樂業，故無為而天下治；《莊子》說：黃帝周遊天下，到過大隗具茨山，上過崆峒山，登過昆侖山，在洞庭湖之濱彈過琴；《國語》和《禮記》說：舜和禹每隔五年隆重禘祭黃帝……
諸子百家會共同編造出黃帝的故事，然後以一個假故事作為論據，相互展開論戰？隻有那些“疑古”小人，以難以想象的齷齪心理，才能想得出來這樣的“層累說”。
尊崇祖宗，飲水思源，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春秋時期，黃帝已經成為世人高度崇拜的神人，民間傳說黃帝在位三百年。孔子的弟子宰我不解，於是，在《孔子家語 •五帝德》中有了這樣的一段對話：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時是嚐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孔子在描述了黃帝的功績之後，解釋說：黃帝製定禮儀教化百姓，教百姓播種五穀、蓄養家畜，因此他在位時，百姓得以壽終正寢（百年）；他死後，百姓終身（百年）供奉他的神主；後人終身（百年）推行他的教化，所以說黃帝在位三百年。”
據《史記•封禪書》：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上（漢武帝）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塚橋山，澤兵須如。”漢武帝在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區)後祭奠黃帝陵。
自漢武帝在陵前築台祭奠以來，曆代帝王在清明節期間，常派祭陵欽差前往祭掃。民國以後，國民政府多次派員祭奠。
1937年清明節，毛澤東親自撰寫了祭文，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為代表到黃帝陵舉行隆重的祭掃典禮。
台灣台北縣的淡水鎮，每年四月五日為黃帝聖誕，舉行大祭，並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數。
但是，最早祭祀黃帝的君主，並非漢武帝，而是舜和禹。《禮記•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後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這段話包含豐富而複雜的古代祭禮。簡單說，舜（有虞氏）和禹（夏後氏）在祭祀黃帝時，都是使用最高禮儀；而商朝和周朝，則是世代用最高禮儀祭奠帝嚳，而帝嚳是黃帝的曾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