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檔揭秘：華商之子充任戰時中共在澳負責人
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形成後，就深受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黨就滲透到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尤以雪梨(Sydney)華商受影響最深；其後改良與革命的浪潮也出現在華人社區中，而以墨爾本華人最為激烈。以雪梨為基地的《東華報》和在美利濱(Melbourne)發行的《愛國報》及其後繼者《警東新報》之間的保皇與改良甚或革命的論爭，就是最好的例子。進入民國之後，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在1914年就進入澳大利亞，其主要成員就是在辛亥革命前論爭的兩大派骨幹。既然如此，那麽在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是否也把勢力滲入到澳大利亞華人社群當中呢？
檢索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所藏卷宗，可以得知，1938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就有派人進入大洋洲的這塊大陸，活動長達十年之久。這個人是華商之子，曾經是1930年代初的赴澳留學生，名叫布德威(Po Tak Wai)。[1]
布德威的父親布金勝(George Kum Sing)是廣東省香山(中山)縣人，1879年出生。他在1895年16歲時便追隨鄉人步伐，來到澳大利亞發展。他從昆士蘭省(Queensland)登陸入境後，就在前輩鄉人指引下，去到該省西南部地區的聖佐治埠(St George)，充當菜農。該埠靠近鳥修威省(New South Wales)邊界，是當地農牧業集散中心。他在這裏打拚六年後，小有所成。在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外僑被允許跨省自由移動後，布金勝再由此往南遷移100多公裏，跨過昆士蘭省界，進入屬於鳥修威省的小鎮孟元太(Mungindi)，仍然是做菜農這一行。1906年，他獲得在澳永久居留資格，便於1908年回國探親。二年後返回澳大利亞，他仍然回到孟元太小鎮，繼續耕耘積累；到1910年代中中期之後，便去到雪梨(Sydney)，利用此前的菜園種植經曆和銷售建立起的人脈關係，在這裏充當蔬菜水果經銷批發商，經營頗為成功。[2]到1930年代初，其蔬果批發行的年生意額已達5000鎊以上，這在當時的華商中，屬於生意良好，頗具身家之人。其子布德威生於1913年6月6日，檔案上顯示是在香港出生。因家境優渥，他自幼便在香港接受教育；從1928年起，他進入曆史最悠久的官立學校——英皇書院(King’s College, Hong Kong)讀中學。1931年，布金勝申辦布德威來澳大利亞留學，獲得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頒發的學生護照和澳洲內務部的簽證，於當年12月20日抵達雪梨。他先是入讀位於雪梨海灣北岸獵人山區(Hunter’s Hill)的聖若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1933年起轉學到雪梨城裏的聖博德商學院(St Patrick’s Commercial College)讀書。但在他年滿20歲後，就於1933年6月14日結束學業，離開澳洲，返回香港。[3]
在這之後的幾年裏，布德威是繼續求學讀書，還是做其它營生，不得而知。但在1938年，亦即中國全麵抗戰爆發的次年，他又返回了澳洲。這次，他是以父親果蔬批發行助理的名義，前來協助父親經營生意，而且，他入境用的是一個新的英文名字Stanley Wai，就是說，使用一個英文名字，把此前的名字中的最後一個字Wai作為姓氏，就倒裝成了威士丹(Stanley Wai)。但澳洲聯邦政府情報部門的觀察則顯示，此番入境的布德威，身份並不一般。1939年7月，以在澳愛國華僑青年為主組成的以支持中國抗戰為宗旨的澳洲僑青社(Chinese Youth League of Australia)成立[4]，舉辦各種活動和捐資，為中國的抗戰籌集經費。無論是台前幕後，布德威都是組織者，且在成立時擔任秘書之職，掌管機要。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以香港為基地的太古洋行及怡和洋行船隊約有2000名中國海員隨著這些洋行的船隻滯留在澳洲，經中國駐澳機構協助，他們被分派到屬於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的武裝商船上工作，為戰爭運送物資和人員等等；也有部分被澳軍分派到不同的後勤部門及兵站工作，負責運輸及種植生產與衣服被褥洗滌等等；另一部分技術人員則被分配到在澳的美國陸軍部門，為其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建造登陸艇及其它相關工作。[5]早在1920年代初期，中國海員工會就已經非常活躍，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對其滲透和控製，北伐戰爭前的香港大罷工，中國海員工會在其中就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大批這些中國海員的到來，如何組織和使用他們就成為一大問題。由是，1942年1月，澳大利亞中華海員工會(Chinese Seamen’s Union)成立，由屬於國民黨左派的張嶽彪(15歲便從廣東省中山縣來澳留學，此時任職位於雪梨的《民報》充當排字工)擔任秘書[6]，布德威擔任財政。而此前成立的澳洲僑青社，其活動和作為就與海員工會密切相關。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澳洲聯邦情報部門的報告顯示，布德威是中共在澳洲的負責人，海員工會是其最主要的活動舞台。[7]此後，在武裝商船上發生的海員兵變、相關的海員罷工、對海員工資福利的爭取與談判等等，甚至與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層的聯絡交流，都與布德威有關聯。1943年，布德威成為海員工會秘書，推動在美利濱和昆士蘭省首府布裏斯本(Brisbane)各設立了一個分會。與此同時，布德威也推動僑青社在美利濱和布裏斯本分別設立分會，他本人也利用自己在上述幾個地方的奔波，於1944年充任僑青會美利濱分會的會長之職，以促進活動的開展。
在籌組設立澳大利亞中華海員工會的同時間裏，布德威也成為鳥修威省水處理與引流辦事處的職員。該辦事處設在貓兒溝(Mulgoa)，位於雪梨西郊靠近藍山的地方，這裏也是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被辟為安置戰時這個難民之地，這些戰時難民是因應太平洋戰爭爆發從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南太平洋各群島疏散來澳的華人。布德威是難民營地的管事，並成為這些難民的代言人，盡其所能在上述辦事處裏為這些華裔難民爭取相應的利益。
1945年，澳大利亞中國海員工會和澳洲僑青社還做了一件影響較大的事情：響應宋慶齡的呼籲，得到華人社區各團體及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大力支持，在澳大利亞開展“中國周”籌款賑濟活動，以支援在中國內地活躍於大江南北的抗日遊擊部隊。在整個戰爭期間，海員工會和僑青社總計為支援這個抗戰籌款達30000鎊。據澳洲聯邦政府情報部門的評估，這些籌款的大部分最終是送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當中。由此可見，布德威在上述成就中所起的作用。
戰後複員遣返，大部分中國海員都返回中國，但也有少部分海員選擇留在澳洲。為此，海員工會成立福利社，在僑青社的大力協助下，為這些留在澳洲的中國海員爭取到了居留權。而這個福利社，雖然是由當時中國駐雪梨總領事吳世英的夫人出麵組織協調，但事實上則是由中共控製的一個活動中心。直到這個時候，作為中共在澳洲的主要負責人的布德威，才於1947年離開澳洲。據澳洲聯邦情報部門得到的信息顯示，布德威離開澳洲後的下一個目的地是印度。[8]雖然澳大利亞中華海員工會在此後因大部分離境回國，留下來的少部分人最終獲得居留權後，沒有了活動，但布德威參與創辦的澳洲僑青社則在此後一直活躍於當地華人社區，也參與主流社會的相關活動，尤其是許多工會活動，並且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該社是第一個在澳洲掛上五星紅旗的社團。
最終，布德威是去到了香港。1950年後，他隨著在香港脫離台灣控製的招商局13艘海輪及600多海員去到廣州，任職於廣東省航運廳，擔任工會主席。
2023/11/15
[2] Gum Sing [also known as George Sun or Gum Sun] [box 87], NAA: SP42/1, C1916/2694.
[3] Po Tak Wai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33/256.
[4] Chinese Youth League of Australia - Volume 1, NAA: A6122, 1914.
[5] Chinese engaged by USA authorities for ship assembly work at Brisbane - Landing permit Chinese U [5cms], NAA: A433 1949-2-5180.
[6] 張嶽彪的檔案，見Jong Ngock Bew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37/114.
[7] 曾經在澳大利亞讀書五年的廣東惠陽籍留學生曾振聲，1928年回到中國並在1937年從工作中山大學畢業後，作為中共黨員，就去到香港，在當地海員中展開工作。這一工作為其後來在惠陽、寶安、東莞組織抗日遊擊隊奠定了基礎。其後，他成為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東江縱隊的司令，其名字也變成了曾生。詳見：Jan SING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7/11793；及鬼穀雄風：“民國粵人留學澳洲檔案(卅四)：惠陽曾振聲”，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1409/28326.html。聯係到布德威是1938年從香港來到澳洲，且成為中共在這裏的負責人，其開展工作的重點舞台也是海員工會，那麽，他顯然與中共在香港的機構有密切的關係。
[8] Po Tak WAI aka Stanley WAI, NAA: A6119,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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