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片碎於洋躍進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大人說：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麽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
197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光是一個上海寶鋼項目就要投資300億元，根本不是中國國力所能負擔的。沒錢怎麽辦？開動印鈔機！1979年中國人民銀行增加了50億元人民幣的供應量。同時期，為了體現改革開放的好處，中央開始給工人漲工資、提高糧食收購價，給老革命家們蓋別墅、換進口小轎車，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成為中國經濟毒瘤。1978年中國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
為了控製宏觀經濟的嚴重混亂局麵，壓縮投資金額。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緩建了400多個大中型項目，1981年又停緩建了22個大型項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寶鋼、十堰二汽、大慶30萬噸乙烯等戰略工程。盲目貪大求洋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危害，導致汽車、電子、航空等戰略產業難以發展。像上海的運10飛機，在研製15年後最終流產。北京電子管廠（現在的京東方），想上馬液晶項目，也因為缺乏國家投資而流產。更嚴重的危機還在後麵。
撥改貸——抽幹中國電子企業血液
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麵，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後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中國電子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隻顧引進外國設備，以盡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時期，中國科研投入占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台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中國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中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占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中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比如像中國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上海元件五廠。1980年利潤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利潤竟然僅有2.47萬元，全廠1439人，人均利潤僅有區區17.16元。熬了沒幾年，這家風光了三十年的中國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就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裏破產倒閉了。
中央停止投資——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淘汰技術
1982年，組建電子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該部門繼承了毛時代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電子工廠，下屬職工總數達100多萬人，主要研製通信、雷達、電視、計算機、無線電、元器件等設備。產業結構完備程度，僅有美國、蘇聯可以相比。光是電子工業部下轄的專業電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於中央政府全麵停止對電子工業投資，各電子企業要自己去市場找資源。於是中國電子工業的技術升級全麵停止，與美國、日本的技術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電子投資的韓國、台灣徹底甩開。
1982年，中國國務圓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後晶圓生產線，前後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製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汙腐敗加劇，借著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幹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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