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趙一曼兒子給毛主席寄了封諷刺信，22年後自縊身亡
1982年8月15日，因為陳掖賢幾天沒去上班，同事們擔心他生病了，就約著一起去他家看望。
他們來到北京機電研究所家屬樓，用備用鑰匙打開了門，眼前的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雜亂的房間裏到處都是煙頭，地上還有一堆灰燼，男主人陳掖賢自縊了！
同事們趕緊把他放了下來，但他的身體已經冰涼，但奇怪的是，他神色坦然，嘴角似乎還掛著一絲微笑。
就在幾天前，他還興奮地告訴同事，組織上同意把他的大女兒調回北京了，他們一家終於可以團聚了。
可是幾天以後，陳掖賢卻燒掉了他的手稿，選擇與這個世界永別。
作為趙一曼烈士的獨子，他為何選擇在這樣的日子離開人世，他的內心，到底經曆了怎樣的煎熬呢？
陳掖賢1929年1月21日出生於湖北宜昌，小名寧兒。從他有記憶的時候起，他就是陳家的小少爺。
父親陳嶽雲在武漢開設有印刷廠，從小，他和姐姐都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小時候的他很調皮，但奇怪的是父母卻從不打罵他。
陳家是書香門第，陳掖賢最喜歡長沙家中的藏書，因為才華出眾，也引起不少同齡人的嫉妒，常常當麵說他是野孩子，不帶著他玩。
陳掖賢幼小而敏感的心被刺痛了，他時常感覺十分苦悶。
可父親工作太忙，姐姐又是女孩子，碰到無法解決的問題，他隻有憋在心裏。久而久之，他在家裏話越來越少。
可不知情的人，見到他都會誇上一句：“這孩子真是乖巧懂事。”
1942年的一天，陳嶽雲告訴陳掖賢，自己其實是他伯父，眼前這個叫陳達邦的八叔，才是他的親生父親，而他的母親叫李一超。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把陳掖賢打懵了，他看著穿著西服戴著禮帽的陳達邦，感覺是那麽陌生。
如果這個八叔才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那他的母親在哪兒，他們為什麽不要自己呢？
陳掖賢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壓抑，他一句話沒說就掉頭跑了出去。
盡管曾經有人叫他野孩子，盡管他知道伯父伯母對他一向是親熱有餘，嚴厲不足，可他一直以為自己和姐姐一樣，是被收養的孤兒，而不是被自己親生父母拋棄，又十幾年不聞不問的可憐蟲。
13歲的陳掖賢茫然了，他不知道自己以後該怎麽辦。
相比和陌生的父親在一起，陳掖賢更願意待在這個自小長大的家裏，哪怕會有寄人籬下的感覺。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長期在國外生活的父親陳達邦，麵對兒子的疏離，也並沒有積極想辦法去化解。
時間一長，本就話少的陳掖賢，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更多時間，他都把自己埋在書籍當中。
平時，陳掖賢都住在學校宿舍，他隻有周末才會去陳達邦那兒。
因為陳達邦又組建了新的家庭，盡管新媽媽對他也很客氣，可陳掖賢總覺得那是爸爸和弟弟妹妹的家，不是他陳掖賢的家。
有時他也會想，一超媽媽是個什麽樣的人呢，難道她不知道寧兒想他嗎？
這些問題，陳掖賢一直找不到答案，而這個心結在他心裏一層層地積壓了下來，那種無法訴說的痛楚，使得陳掖賢越來越孤僻。
解放後，陳掖賢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學。但是有一天，她的姑姑、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把他接到了北京，轉入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外交係。
得知這是組織對烈士子女的照顧後，他除了感覺榮耀，更多的是自卑，他為自己不能給母親增光而深感焦慮。
1956年，陳掖賢才知道，自己的烈士母親李一超，竟然就是趙一曼。
6年前，電影《趙一曼》曾在國內火熱上映，陳掖賢也深深地被劇中那堅貞不屈的抗日女英雄趙一曼感動。
如今，得知自己竟然就是趙一曼遺書中的那個寧兒，陳掖賢忍不住淚如雨下。
通過姨媽和母親戰友的描述，他仿佛看到在東北的白山黑水間，一位紅裝白馬、英姿颯爽的女英雄正笑意盈盈地望著他。
可陳掖賢也因此處於極度的矛盾中，電影《趙一曼》也成了他的一個禁忌。
他既想知道母親更多的信息，但又怕看到母親受苦。一想到母親在所受的那些非人的折磨，陳掖賢都心如刀絞。
後來，陳掖賢和父親又悄悄去了東北抗日烈士紀念館，在那裏，他見到了曾和母親並肩作戰的戰友，知道了母親很多不為人知的英雄事跡。
1935年11月，趙一曼腿部受傷不幸落入敵人之手，為了從她口中得到東北抗聯的消息，日寇對她進行了嚴刑拷打。
每當趙一曼奄奄一息的時候，日寇就把她送到醫院搶救，等好一點兒了，再來一輪殘酷的拷打，可趙一曼始終沒吐露半分。
日寇見從她這裏實在是問不出什麽，1936年8月2日，他們將趙一曼押上了開往竹江的火車。
在囚車上，敵人問趙一曼還有何要求，趙一曼就要來紙和筆，飽含深情地給她思念的兒子寫了封遺書，為防止敵人順藤摸瓜找到孩子，趙一曼又寫了封信來混淆敵人的視線。
“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際行動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看著母親留給自己的兩封信，陳掖賢淚流滿麵，原來母親一直是愛著自己的，他為自己有這樣一位偉大的母親而自豪。
陳掖賢找來紙和筆，將這份遺書謄抄了下來。回到北京後，他用鋼針蘸著藍墨水，在自己左臂上刻下了“趙一曼”三個字，時刻提醒著自己要做個像母親那樣的人。
陳掖賢將母親刻在了身上，也記在了心裏。
從此，趙一曼就成了陳掖賢生命中的一束光，也是他的信仰，他決心要像母親希望的那樣，做一個正直善良的人。
從人大畢業後，陳掖賢並沒有分到外交部，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工業學校教政治。對此，他毫無怨言，在他眼裏，無論在哪裏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
陳掖賢很喜歡這份教書育人的工作，因為文字功底深厚，他在課堂上經常引經據典，雖然有點兒不修邊幅，但一點兒也不影響同學們喜歡上他的課。
1956年，陳掖賢回母親老家四川宜賓探親，善良淳樸的他很快和宜賓的父老鄉親建立了聯係。他覺得他有義務為母親的家鄉盡些責任，讓天下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陳掖賢把母親的遺言抄在筆記本上，時刻用母親的話來激勵自己。他時刻記著自己骨子裏流著趙一曼的血，母親雖然犧牲了，但她的精神還在。
在趙一曼身份被確認後，民政部門為他頒發了烈士撫恤金，可陳掖賢拒絕領取。
他說：“媽媽是為國捐軀，這是屬於媽媽的榮譽，我沒有資格領取。我能做的隻能是繼承媽媽的精神，做個像她那樣的人。”
因著烈士身份，學校領導對陳掖賢頗為照顧。知道他個人生活能力很差，宿舍經常一團糟，學校領導便安排了其他同事來和他同住；還安排陳掖賢信任的朋友，來幫他管理工資。
後來，學校分房子也是把向陽的一樓安排給陳掖賢。
對學校領導的好心，陳掖賢其實很不習慣，他覺得母親是母親，他是他，他沒辦法做到心安理得地接受。
陳掖賢總覺得自己沾了母親趙一曼的光，臉皮薄的他平時走路都是低著頭，貼著牆壁走。
1957年秋，陳掖賢和自己的學生張友蓮結了婚，妻子小他9歲，是個在王府井的大宅院長大的大家閨秀。
可是，自小沒有人教導生活常識的陳掖賢，連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什麽樣的、需要做些什麽都不知道。
談戀愛的時候兩人都是帶著濾鏡的，但真正在一起生活後，兩個人卻是三天兩頭吵架，家裏常常鬧得雞飛狗跳。
以前每到星期天，他還可以去中南海父親那裏，現在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光是應付張友蓮，陳掖賢都覺得苦不堪言，連帶去看父親的次數也少了。
陳掖賢自己也想不通，一個大學生，一個中專生，都是知識分子，怎麽就將日子過成了一地雞毛呢。
而他骨子裏，又有一些大男子主義，婚後並沒有將工資交給妻子來打理。
每個月一發工資，兩個人都是先吃了再說，沒有一點計劃。這樣一來，到了月底，兩人都隻能吃丙級菜了。
女兒陳紅出生後，陳掖賢依舊我行我素，每個月都是月光光。到了月底，孩子餓得嗷嗷直哭，張友蓮也跟著哭。
父親陳達邦見兒子日子過得艱難，就伸出了援手，可陳掖賢拒絕了，父親家裏也有幾個弟妹要養。
被家事鬧得疲憊不堪的張友蓮，終於向陳掖賢提出了離婚。
陳掖賢哪裏會照顧孩子，他隻得將1歲的女兒送到了宜賓，委托姨媽幫忙撫養，他每個月寄20元生活費。
恢複了單身的陳掖賢越發地隨心所欲起來。有一次，他看見商店有議價的西鳳酒，2塊7一兩，便忍不住買了2兩，配上炸昆蟲，美美地飽餐了一頓。
結果到了月底，沒錢吃飯的陳掖賢在家餓了幾天，領導見他幾天沒去上班，才找到家裏，見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趕緊背起來上醫院。
單位領導覺得老這樣可不行，就想了個辦法，把陳掖賢的工資放在他信任的人那裏，分成幾份，宜賓女兒那裏寄去20，生活費每周一給。
可堅持了沒多久，陳掖賢不幹了，他覺得現在碰到自己喜歡的東西，都沒錢買，太憋屈了，於是就去找工會預支或者找同事借。
這樣一來，每個月他不僅是月光族，還整成了提前消費，對此，陳掖賢的領導都很無奈。
而張慶蓮自從離婚和女兒被送走後，精神受到了刺激，住進了醫院。陳掖賢反倒舊情未了，經常去照顧她。
就這樣，離婚一年後，他倆便複了婚，還有了一個小女兒，並交給孩子姥姥撫養。
盡管日子過得磕磕絆絆，但到底還是能過下去。
1960年，對陳掖賢是個很特別的年份，也是從這年起，他感覺自己和這個世界有些格格不入了。
一天，父親陳達邦來看他，見兒子麵黃肌瘦，便帶陳掖賢去政協餐廳，用7毛錢的餐券吃了頓紅燒獅子頭。當時，外麵的肉價是8毛1一斤。
剛開始陳掖賢吃得很香，可當他知道價格後，陷入了自責中。他想到在他從農場回來的路上，看到路邊有很多人在挖野菜剝樹皮，而如今他卻在享受大餐，甚至隻花了7毛錢。
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新社會不是人人平等嗎？不是黨員幹部都要和群眾同甘共苦嗎？他作為一名黨員，這是脫離了群眾啊，如果母親趙一曼在世，一定不會像他這樣！
看到陳掖賢的憤怒，陳達邦向他解釋說，政協餐廳是為照顧民主人士和統戰對象共渡難關而設置的，而且他是國務院參事，按級別是可以享受一定待遇的。
可是陳掖賢鑽了牛角尖，壓根就聽不進去。
晚上離開父親家的時候，恰好碰到中南海在舉行舞會。陳掖賢實在忍受不了了，站出來批評了幾句：“外麵那麽多人都吃不飽，你們是怎麽有閑心在這兒跳舞的。”
沒有人理他，音樂繼續，陳掖賢突然覺得周圍的一切變得很陌生很荒唐。
他渴望為民發聲，於是他填了一首《憶秦娥》，直白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滿，並把信寄給了毛主席，但他並沒有講述這首詞背後的故事。
陳掖賢自信寄出後，每天都巴巴地盼著能收到回信。
那個午後，當主席讀到這封充滿了諷刺意味的信時，臉色很難看。不過在他知道寫信人是趙一曼烈士的獨子後，主席沉默許久，說了7個字：“還是個孩子罷了”。
毛主席隻當這是年輕人一時宣泄情緒而作，隨手放到了一邊。
可是沒有得到毛主席回信的陳掖賢，失望了。
這些年來，陳掖賢一直活在趙一曼的影子下，他竭力想擺脫烈士子女這個身份帶來的種種照顧，他想像媽媽那樣為老百姓發聲。
可他感覺自己的力量，實在是太渺小了。
苦悶的陳掖賢，隻能在古詩詞中借詩抒懷，隻是這些詩再也沒有拿進中南海。
但這些壓力最終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壓到陳掖賢喘不過氣來。
終於，他被送進了安定醫院，醫生說他患上了抑鬱症，需要住院治療。
1966年8月10日，陳達邦受迫害自縊身亡，陳掖賢的申訴材料石沉大海，他變得鬱鬱寡歡，逐漸把自己封閉了起來。
後來，烈士子女的光環也沒用了，陳掖賢也被打倒進了牛棚。
北京市工業學校也幾經變遷，變成了第六機床廠，陳掖賢的身份也從教師變成了工人。
張慶蓮的身體一直不好，每年都要住院治療，陳掖賢的生活壓力很大，可他沒有向任何人訴苦，也不準妹妹們去找媽媽的老戰友，哪怕他再一次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陳掖賢知道自己很正常，隻是他對事情的看法或許有些超前，他固執地認為曆史會證明他沒有錯。
這一次出院後，內向抑鬱的陳掖賢眼裏沒有了光彩。他變得唯唯諾諾，變得謹小慎微，變得杯弓蛇影。
他在和女婿的信件交流中，也交代女婿看看就好，不要留下任何文字記錄。這是他這幾十年的經驗。
妻子病逝後，兩個女兒又都不在身邊，陳掖賢越發地孤寂落寞，他一下班就把自己關在房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
陳掖賢一直覺得對不起大女兒陳紅，那麽小就被送到四川老家，交給親戚撫養，讓孩子吃了很多苦。除了每個月寄些生活費，他幾乎錯過了女兒的成長。他不是個負責任的父親，他幼年所缺失的愛，卻讓孩子也體驗了一番。
雖然姨媽和表姐對孩子視如己出，可父母不在身邊，終究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1982年8月，陳掖賢向上級領導，提出了他此生唯一一個開後門的請求，他年齡大了，懇請組織將在四川的大女兒陳紅調回北京，以便照顧他。
自從北京市有關部門同意陳掖賢的請求後，他就變得糾結起來。
他渴望一家團聚，能在有生之年將女兒缺失的父愛彌補上，等退休後他就含飴弄孫，帶孩子們吃遍北京的小吃。
可這件事也讓孤傲的陳掖賢背上了嚴重的心理包袱，向組織提要求違背了他這麽多年的初心，他覺得自己給趙一曼丟了臉，沒有做到母親所說的知行合一，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責和羞愧中。
陳掖賢就最終沒能完成對自己的救贖。
1982年8月15日，53歲的陳掖賢，選擇了和父親同樣的方式，自縊身亡，他沒能等到一家人團聚的那一天。
這個被趙一曼深愛著的寧兒，終究還是沒有過上她所希望的幸福生活。
在給女兒的遺書中，陳掖賢隻留下了幾句話：“永遠不要以烈士後代自居，要過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給國家和組織添麻煩，自己的事情自己辦，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否則，就是對不起你奶奶。”
寫在最後
陳掖賢這難以直麵的人生，是他成長經曆和個人性格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趙一曼烈士子女這個標簽，帶給了他光環，同時也帶給了他壓力和枷鎖。
如果陳掖賢可以選擇的話，或許他寧願做個普通人家的孩子，有父母疼愛，粗茶淡飯，共享天倫。
想必，趙一曼烈士在為國捐軀的那一刻，一定不會想到她最愛的兒子是這樣的結局。
但是每個時代都有犧牲者，是無數如趙一曼這樣的革命烈士，用自己和家庭的悲劇，換來了更多家庭的幸福！
“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曆史不會忘記！我們也會永遠記得！
參考資料：
《趙一曼傳》李雲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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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鳶兒
【責任編輯】：池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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