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跟中國關係密切的西方學人，20世紀著名的思想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肯定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
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羅素應邀來華講學，回國前作告別演講“中國到自由之路”，回國後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中國問題》。
羅素也可以說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他於1872年5月18日出生於英國威爾士蒙茅斯郡一個貴族家庭。1970年2月2日，98歲高齡的他在威爾士家中告別了這個世界。
1890年，羅素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後曾兩度在該校任教。1908年，羅素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50年，羅素獲諾貝爾文學獎，並被授予英國嘉德勳章。
人性隱含著罪惡，世界常發生災難，但羅素仍然相信，人生是值得過的。羅素的意義正在於此，他時刻提醒人們反思、正視自己當下的生活，矢誌不渝地去尋找真正的自己，做真正的人。
而羅素更大的意義還在於，他不僅在哲學方麵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其深刻的思想對人類曆史也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而偌大一個新文學的中國文壇，似乎隻有24歲的徐誌摩跟羅素英雄所見略同。事實上，著名的詩人帥哥徐誌摩是羅素的粉絲，羅素《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甫一出版，小徐就找來如饑似渴地讀了；讀完後，還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羅素對蘇俄的態度，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知識分子對羅素的態度。羅素到中國後，力挺蘇俄的魯迅率先發難，跟他打了場不大不小的筆戰。
羅素遊玩西湖，看見轎夫十分辛苦，卻有說有笑，不知憂愁為何物。羅素受到震撼，遂撰文稱讚轎夫樂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獲悉羅素上述論調後，魯迅頗為不滿，也寫了一篇隨筆，諷刺羅素道：“如果轎夫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的中國了”。
羅素和魯迅對“無產者”有著迥異的看法，這源自他們對蘇俄的不同態度。如今，那套鼓動仇恨的理論，所帶來的災難，已成曆史事實。中外兩位思想界名人的這段文章公案，孰是孰非已無需贅言。
隨著的閱曆不斷增長，羅素對蘇俄模式的看法也越來越深刻。比如下麵這段：
古今中外的人們總在幻想“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畢其功於一役的社會革命”，這樣的想法很不錯，但隻能是癡人說夢。因為事實恰恰證明，給人類帶來了最多、最大災難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蠻和狂熱的信仰。
晚年的羅素致力於和平事業，他認為“人類時刻麵臨著滅頂之災”。促使羅素作出這個可怕預言的，是無時不在的核威脅與核訛詐。羅素滿懷憂慮地指出：如果世界大戰再次爆發，沒有人會遵守禁核約定，投入戰爭的每一方，都會大量製造氫彈和原子彈；而一場動用原子彈和氫彈的戰爭，絕不可能有任何贏家，地球人類要麽選擇活在一起，要麽選擇共同死去。
個人的壽命再長，在曆史長河中，也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哲人的思想，卻能超越時代而永駐。羅素於1970年過世，但他對蘇俄權力屬性的判斷、對核戰爭的憂慮等等，絲毫沒有過時。活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間，每天的頭條新聞，不時閃出核擴散的消息，蘑菇雲的幽靈籠罩在地球之上。天堂長什麽樣，誰都沒見過；但地獄長什麽樣，我們卻大抵可以作出判斷，那就是絕對權力加上核彈。
個人固執造就家庭悲劇，集體狂熱卻會將國家引入深淵。先知如孤獨而微弱的燈塔，照亮通往智慧殿堂的道路。伯特蘭·羅素是思想史上裏程碑式的人物。愛因斯坦曾說，閱讀羅素的作品，是我最快樂的事情之一。
《西方的智慧》被稱為“羅素名著中的名著”，其文筆與思想爐火純青，簡潔明快地勾勒出西方哲學史之流變，探討整個西方文明演進的脈絡，以及科學、宗教、文學乃至社會習俗等等容易被東方人忽略的人類社會根本性問題。值得一提的是，羅素稱《西方的智慧》是“一部獻給毛澤東的著作”。1965年毛在杭州時曾說：“羅素送給我一本小冊子，可以翻譯出來看看。”而實際上，這本殺青於1959年的書，可以說是專門寫給中國人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