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已經離休的陳士榘和家人們一起看電視時，看到了一個陌生又熟悉的“故人”——李德。
李德是德裔奧地利籍人，比陳士榘大9歲，參加過第一次界大戰，他應征入伍的時候隻有14歲。在俄國作戰的過程中，李德被俘虜了，十月革命後，他就加入了蘇聯紅軍，成了一個紅軍戰士。
由於作戰勇敢，李德一直升到騎兵團團長、旅參謀長的職務。後來他奉命回到德國搞革命，在柏林兩次被捕，是德共劫獄才把他救出來的。
逃出囹圄的李德逃到了莫斯科，被送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2年，上海租界發生了轟動國際的“牛蘭事件”——牛蘭本名雅各布·馬特維耶維奇·魯德尼克，是共產國際聯絡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負責人，是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共產黨活動的重要樞紐，為了營救他出獄，蘇聯派李德帶著2萬美元趕到上海疏通關係。
然而，李德在完成任務後，卻並沒有返回蘇聯，而是和他的朋友博古一起輾轉去了中央蘇區，隨後他就成了國人熟知的“德國顧問”，在他的錯誤指揮下，紅一方麵軍經曆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李德從此也成了剛愎自用、不善指揮、阻礙中國革命的反麵教員。
在中央蘇區期間，陳士榘和李德有過一些接觸，在他看來，李德並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的那個“草包”。
陳士榘回憶說，當時的中國革命非常艱難，大家又相信“蘇聯的和尚會念經”，所以對於這個有外國軍事指揮官，大家一開始是非常重視的。盡管當時蘇區的條件很艱苦，但大家還是想方設法滿足他的生活需求，專門給他在中央機關的駐地裏蓋了一所三間房子的住宅。
其實，共產國際並沒有給李德指揮軍事的權力，但是由於王明、博古過於信任他，他才漸漸接過了軍事指揮的權力。而作為一個從一戰中走出的指揮官，他迷信陣地戰的致命缺點也成了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損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陳士榘認為：“李德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才作了錯誤的決策；而博古則是把平時的積怨帶到了工作中，為了顯示的自己的能力，卻險些斷送了中國革命。”
他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全部由李德負責。
如今，也有黨史軍史學家如黃道炫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並不全然是人為原因，也有其客觀原因：在蔣介石數十萬大軍的重重圍困下，在他們的步步推進的堡壘主義戰術下，在中央蘇區長期被封鎖，隻有消耗而難以補充的情況下，中央蘇區的失守有一定的客觀原因甚至必然性。當然，不管怎麽說，在主觀方麵，我們確實可以做得更好，減少更多的犧牲。
在遵義會議後，李德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並在中央和張國燾的鬥爭中，堅定地站在了中央這一邊。紅軍到達陝北後，李德在紅大從事軍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期間，陳士榘還當過他的學生，聽過他的課。
據陳士榘回憶，在紅軍大學的李德心態相當平和，很多紅軍學員都覺得，他能從一個指揮千軍萬馬，實際權力一度比毛主席、周總理還高的位置淡然退下，在被剝奪指揮權，並受到嚴厲批評後還能如此平和，實在是不簡單。當時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德國布爾什維克。
陳士榘說，李德的課講得很不錯，有很多知識性很強的軍事術語，他用一個德國人的視角，讓紅軍的高級將領們領略了現代軍事技術的魅力。他的軍事理論水平，作教官完全稱職，遺憾的是他之前不知道，好的軍事理論必須和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才能迸發生命力。
但李德是一個知錯就改的人，他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後，坦蕩地承認了錯誤，他說：“我聽了毛澤東的課，他很偉大，中國紅軍也很偉大……中國同誌比我更了解他們在本國進行革命戰爭時，如何正確地使用戰略戰術。”
至少相比明明錯了還死不認賬的王明，李德還是要強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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