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村男孩眼裏的五位上海下鄉姑娘 (2)

(三)

在知青大姐姐眼裏,俺就是一小屁孩,不怎麽願意搭理俺。大王,小沈,小吳在村子裏見到俺時,總把俺當成空氣。小王是知青組長,有時和俺說幾句話,但擺出一種長輩的架子,唯有毛靜潔,不管遇到誰,都是一付沒心沒肺的開心樣子。她一見到我,總是笑嘻嘻親切地叫我的小名,聲音裏似乎帶著一些上海口音,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很好聽,比俺爸媽不耐煩時叫俺的聲音好聽多了。俺一輩都記住的另一個好聽的聲音來自我小學的發小同學,她長得很漂亮。在俺上大學後的第一個春節(1980年)期間,俺去鎮上的電影院看電影,漂亮的發小同學正在那裏賣電影票。她認出了我,從售票處的窗口內對俺甜甜地一笑,還輕輕地叫了俺一聲小名。俺從此記住了那一笑和一叫,今年年初,俺找到了她的電話號碼和微信。結果是,她拒絕接俺的電話,也拒絕加俺為好友。俺感覺,發小可能把俺當作國際騙子了。

知青姑娘們雖然和俺不親近,但她們知道,她們下農村是在相應毛主席的號召,接受再教育,所以她們慢慢地學會了和村裏的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姑娘們在鄉下的那幾年內,中規中矩,老老實實,幹農活不偷奸耍滑。五位姑娘中的四位,在插隊期間,是地地道道地在當農民,隻有小組長王素珍,在下鄉後沒多久,就被派去當了一名民辦老師。從開始下鄉到陸續回城,她們中最長的在村裏待了有五六年的時間。在那期間,她們學會了做很多農活,和村民也保持了很親近的關係。村民們經常免費給她們自己種的蔬菜, 請她們回家吃便飯。 她們在從上海探親回來,總是給村民們帶來各種上海產的物品。記得當時,村子裏的人最喜歡上海產的長筒靴,穿上它,不容易在泥巴路上滑倒。所以,知青在探親回來後,經常給村民們帶回各種尺寸的防滑膠靴。那時,好象沒有聽說過,村、公社幹部們仗勢欺人,欺負那些姑娘,也沒有聽到過什麽桃色新聞發生。那時有一頂大帽子,誰膽敢欺負知青,誰就是在破壞毛主席上山下鄉的偉大政治運動。

俺家和知青們的關係一般,因為俺們不屬於貧下中農,而是剝削階級家庭。可是,俺家又是當地有名的書香門第家庭。共產黨接管那裏以前,俺爺爺是個秀才,私塾先生。叔叔舅舅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俺老爸五十年代師範學校畢業後,便開始擔任鄉村小學教師。那時,村子裏還真有點離不開俺爸,誰家收到信,必須拿到俺家,請俺爸讀給他們聽。誰家要寫信,也得請俺爸執筆。過年前為村民們寫對聯,俺爸要忙上一整天。因此,俺家和村子裏的幹部和貧下中農們,平時若即若離,客客氣氣。自從知青王素珍當上民辦教室以後,老是往俺家跑,請教教學方法。小王經常作為知青代表,去公社或縣裏在大會上發言,發言稿也要俺爸過目修改。為此,俺爸很是得意,經常以“知識分子”自居。自從俺村裏來了五位上海知青以後,俺觀察到家裏的變化是,俺爸在做紅燒魚紅燒肉時,總要悄悄地加點糖。為此俺媽沒有少抱怨過,這些菜,甜甜的,鹹鹹的,難吃死了。大概俺媽對上海女知青的印象不是很好,以致在後來,俺和太太在開始談戀愛時,她誤以為俺太太是上海人,又數落起上海女孩的種種不好來。,

(四)

說起村裏知青小組長王素珍,俺一噓三歎。因為在五位姑娘中,她最會來事,最能說會道,所以,有好事的時候,村幹部們總是首先想到她。最開始,抽調她做民辦教師。當了幾年小學老師後,不知是她不願意了,還是別人不讓她了,小王又改行做了村裏一名赤腳醫生。村裏另一名赤腳醫生因妻子病故而單身,還有兩個孩子。小王和那位年長她15歲的廖醫生經常一道,背著醫藥箱到村裏為村民巡回治病,一來二去,日子久了,他們之間便產生了愛情。俺現在揣摩,也許當時的知青在農村待得太久了,感覺沒有了回城的機會,心都死了。還因為生理上的原因,她們在農村,硬生生地把她們自己,從小姑娘熬到了必須談婚論嫁的大姑娘年齡。

在鄉下,這種明顯不對稱的愛情關係,不被村民們看好,在上海的老家,更是沒有什麽人為他們祝福。王素珍的父親專程從上海趕到鄉下,一見麵,父親就大罵廖醫生為“廖棺材”。可是,王姑娘被愛情衝昏了頭腦,決心已定,十頭牛也拉不會,堅持和廖醫生結了婚。婚後,好象有了兩個孩子。那些事情發生在1977-78年間,當時中國上山下鄉的政策在劇烈變化中。一開始,王素珍全家被落實政策離開了鄉下,進了縣城,因為王姑娘已經結婚生子,不符合回上海的條件。爾後,又聽說,王姑娘和廖醫生離了婚,大概是為回上海做準備。再後來,俺不怎麽回村裏了,也就沒有了王姑娘的任何音訊。

俺出生在農村,但也隻是在1978和1979年,幹了兩個夏天的農活。那時,俺隻有15、6歲,高中幾年的住校生活,營養嚴重不良,體力不支,實在幹不動田間插秧割稻的農活。1978年夏天在村裏下地幹活時,知青中隻剩下小沈還在。那時,她不再把俺當作孩子了,和俺在田間有過幾次愉快的交談。俺驚奇地發現,四五年的插隊鍛煉,把小沈從一個嬌氣十足的上海女孩,變成了一個活脫脫的鄉下姑娘。因體力關係,那些俺幹不動的農活,小沈幹起來,麻利極了。不久以後,聽說小沈也離開了農村,但沒有回上海,而是和她的表哥好上了,兩人一起去了湖南。臨走的時候,小沈在村裏挨家挨戶打招呼告別,哭成一個淚人似的。

那時,下鄉到俺們那旮旯的知青,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全公社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名知青中,沒有聽說過有誰象很多電影電視裏演的那樣,後來考上了大學進城的。聽人說,活潑大女孩毛靜潔回上海後,很長時間內,沒有找到工作,隻能長期待在家裏給家人做飯。那年,俺們村來了五位上海女知青,隔壁村去了五位上海男知青。其中一位男知青在回城以後,夏天經常回到插隊的地方販西瓜去上海賣。

那些知青是被時代深深傷害了的一代。如果在美國,他們每人得到政府的巨額賠償也不為過。可是在當前的中國,恐怕這樣去思考的人也不多。那五位上海姑娘,年齡上也在向70歲看齊。謹以此文紀念她們在芳華的歲月裏,被下放到俺老家的插隊生涯。但願,小毛毛靜潔,小王王素珍,小沈,大王和小吳都還健在。

祝福她們健康快樂,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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