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新中國第一代核心，他的旗幟叫做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他的旗幟叫鄧小平理論。江澤民是第三代核心，他的旗幟是“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的人民）。可是，許多人並不了解“三個代表”的真正意義，更不知道“三個代表”是從哪裏來的？我在這裏提供一個獨特的版本，僅供參考。我無心嘩眾取寵，更無居功自傲之意。也許“三個代表”猶如黃河、長江一樣，有多個源頭，最終匯集到一起奔流向東，不妨一並拿出來，相互印證。
我於1984年進入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經過二年艱苦努力，我終於攆上了博士班同學，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進入專業課階段。按照匹茲堡大學的規定，要取得經濟學博士必須選一門經濟思想或經濟史的課程。由於我的英文基本上是自學的，水平很爛，翻開經濟史的教科書，看到一大堆陌生的英文姓名，心裏發秫。我在選修課程的清單中發現了《Capital(資本論)》，心想，雖然在國內也沒有學過《資本論》但是畢竟在紅旗下長大的，對《資本論》一知半解，也許比別的課程好混一點。
開學了，在《資本論》的課堂裏坐了十幾個學生。Huston教授是很出名的研究馬克思的專家，他有一把很漂亮的大胡子，有點兒像恩格斯。他開的《資本論》是一個係列，學士課程講《資本論》第一卷，碩士課程講第二卷，博士課程講第三卷和馬克思的相關書信、論文。有好幾個同學從學士課程開始，已經是第三次追隨他了。教室裏隻有我一個中國學生。Huston教授上課前很友好地和我點點頭，要求學生們預習一下《資本論》第三卷的前三章。
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資本論》第三卷，按照Huston教授的要求開始預習。我的媽呀！快100頁！《資本論》出版於1894年，距今100多年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剖析了資本運動的過程，論證了價值、貨幣和社會運動的本質。馬克思的文筆非常好，可是在有些章節中十多行字沒有一個句號，讀起來很費勁。我不斷地遇到生詞，有些連字典上都查不到。努力奮鬥了一個小時才看了3頁。倘若這樣下去，期末考試必死無疑！我靈機一動，跑到東業圖書館找到了一本中文版的《資本論》。對照著看，閱讀速度快多了。因為在考試的時候我必須寫英文。如果我寫中文，Huston教授看不懂，肯定給我不及格。我拿中文版當做字典，反過來看看相對應的英文單詞。連蒙帶猜，用不著查字典了。
哪個是原版
看著看著，發現了一個大問題：英文版的某些段落在中文版上不見了。其中就有“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的人民”。
我跑去問Huston教授：“英文版的《資本論》是不是原版？”
在我的印象中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他寫的原版應當是德文。我以為必須根據德文版才能判斷英文版和中文版孰是孰非。Huston教授答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前三分之一是拿德文寫的，後麵是拿英文寫的。馬克思的英文水平相當好。他在大英圖書館中查閱的資料大多是英文，引用的文獻和資料也都是英文。馬克思去世後，在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主持下，把英文部分翻成德文，把德文部分翻成英文。兩個文本同時出版。因此，英文版和德文版都是原版。兩者並無區別。”
我問道：“為什麽在英文版中的許多內容在中文版中被刪掉了？”
他笑著說：“你是我的教室裏的第一個中國人，我估計你會有許多問題。我給你幾篇文章，看過之後再來。”
考茨基和列寧的爭論
我看了Huston教授給的幾篇文章，恍然大悟。在恩格斯去世之後，第二國際的領導人是考茨基，他和來自於俄國的另一名執行委員——列寧發生了劇烈的爭論。列寧主張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引用馬克思的話批判列寧，說他不學無術，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不讚成把人群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更不讚成搞無產階級專政。他引用最多的就是馬克思說的“三個代表”。
考茨基是個大學者，連列寧本人都承認考茨基是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理所當然的繼承人。在這場辯論中列寧明顯地處於下風。可是，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了。列寧寫了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痛批考茨基，報了當年一箭之仇。1924年列寧去世之後，斯大林鏟除群雄成為唯一的領袖。他為了表示正統，下令編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全集。由於考茨基曾經大段引用馬克思的話來批判列寧，如果讓人們讀到考茨基的話，必然有損列寧的形象。怎麽辦？斯大林的處理方法非常簡單粗暴，下令幹淨利落地刪掉了馬克思原著中所有涉及到這場爭論的話。
1950年，中國共產黨決定成立馬列編譯局，準備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全集。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約見毛澤東，轉達斯大林的意見，希望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團結一致。毛澤東何其聰明，立刻表態，堅決保持一致。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文集完全照俄文版翻譯。也就是說，在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馬克思講過“三個代表”。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重大缺陷
其實，弄清楚這段公案，對我的考試並沒有多大好處。我經常跑去請教Huston教授，他給了我一個選擇，或者參加期末考試，或者寫篇論文。我選擇了後者，認真地寫了篇論文，討論無產階級專政和全民黨。
在論文中我指出，在奪取政權之前，革命黨需要號召群眾投身革命，因此把人群根據經濟地位區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從而最大限度地把窮人動員起來，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但是革命成功以後，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如果繼續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勢必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列寧判斷資產階級的準則是：掌握生產資料，攫取剩餘價值。如今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掌握生產資料，攫取剩餘價值的不是別人而恰恰是共產黨自己。掌權者很容易腐敗，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有無產階級就一定要找出資產階級。按照這個邏輯毛澤東提出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為了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搞文化大革命，而且要七、八年來一次。
文革已經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實踐證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存在重大缺陷。這條路走不通。馬克思提出三個代表，根本就沒有提及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在取得政權之後，如果再提階級鬥爭就是在挖自己的牆角，跟自己過不去。在取得政權之後，執政黨必然要改變口號，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人民。壓根沒提代表無產階級。如果堅持談階級和階級鬥爭，鬥爭的對象就是自己。三個代表的核心就是否定階級，否定階級鬥爭。從此以後，再也不提誰是資產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大家都是共和國的公民。
找不到英文版的《資本論》
在1988年，我第一次回國，在拜見薛暮橋的時候，我提起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資本論》不同。他對此很有興趣，詳細地詢問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來，他向陳雲談起此事，陳雲隻回答了三個字：“我知道。”再也沒有下文了。
1995年8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國際學術會議，劉吉給我很大的支持。在閑聊中我和劉吉提及此事，劉吉非常敏感，要求我詳細地介紹考茨基和列寧爭論的要點。事後他向江澤民匯報。江澤民的英文很好，立即指示拿一套英文版的《資本論》來，他要親自看一看。中央辦公廳找遍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都沒有找到英文版的《資本論》。迫不得已，連夜電令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用外交急件送一套英文版的《資本論》回北京。不能不佩服當年輿論管製的嚴格、徹底，連共產黨老祖宗馬克思的《資本論》原版都不可能成為漏網之魚。
在我臨上飛機返回加拿大的時候，接到劉吉的電話，問“三個代表”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哪一頁？因為是科班學的，記憶深刻，我大致上還能記得住，回答之後就登機了。
第二年4月，我回到北京後給劉吉掛了個電話。劉吉聽說是我立刻說：“教授，向你致敬！”
我莫名其妙。好像我啥都沒幹，如此鄭重其事，至於嗎？
劉吉問道：“你這次回來要呆多久？”
“二個月左右。”
劉吉說：“好極了。我和王滬寧同誌要出趟差，回來之後馬上和你聯絡。”我搞不清楚劉吉和王滬寧去哪裏，搞什麽名堂，好像挺神秘的。
劃時代的裏程牌
隔了半個月，劉吉派車把我接了去。劉吉說：“總書記派王滬寧和我去北歐考察，和社會民主黨恢複了關係。當初我們批判赫魯曉夫全民黨和階級鬥爭熄滅論，現在看來，批錯了。瑞典、丹麥等國社會民主黨執政，社會穩定、經濟發達、貧富差距很小，他們更貼近真正的社會主義。”
王滬寧說：“我們應當回歸馬克思，代表大多數人，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先進生產力。不應當把民眾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更不應該搞無產階級專政。”
他們說，按照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將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毛主席說過，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從1976年文革結束算起，到1995年，快20年了，早就超過了毛主席說的時間跨度。我們遇到一個重大的理論挑戰，要不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劉吉解釋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麵。如果說我們代表無產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那麽，就一定要找出資產階級來。在取得政權以後，毫無疑問，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勢必要清理階級隊伍，把大大小小的幹部都揪出來，戴高帽子，遊街批鬥。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來的。在文革中大字報、大批判，造謠汙蔑，栽贓陷害，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不在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難道我們還要天下大亂，再折騰一回嗎？”
我說：“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最近幾年我們到底是不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四個堅持天天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隻有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條是真的。其餘各條，隨便說說罷了，千萬不能較真。如今是打左燈，朝右走。”
劉吉很認真地說：“提出三個代表，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既然我們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不能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改變黨的性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王滬寧說：“我完全讚成，但是，許多老同誌還健在，恐怕他們轉不過這個彎來。提出三個代表就翻開了曆史的新篇章。從此以後，我們不在群眾中劃分階級，既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當然，更沒有階級鬥爭。至於說共產黨是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提為妙，放一放吧。擱置的時間越長，支付的成本越低。”
他換了一個話題：“徐滇慶，馬克思的英文真難讀，你是怎麽讀下來的？”看來，他在讀《資本論》的時候也吃了不少苦頭。
我無奈地笑了笑：“考啊考，老師的法寶。如果不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我才不會去啃一百年前的英文。”
劉吉問：“你考得好嗎？”我說，沒有書麵考試，而是交了一篇論文，Huston教授給了我一個A-。王滬寧說：“能不能把這篇論文給我看看？”
我說：“算了吧，我的英文寫作慘不忍睹，既然你要看，我就拿中文再給你寫一遍。”
劉吉很認真地說：“總書記高度評價了你的貢獻。在我黨轉型探索中，你參與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環。這個彎轉得很大，隻能轉好，不能轉壞。隻能慢慢轉，不能轉得太急，弄不好會翻車。因此，請你在這個問題上對外講話要有分寸，盡量少講一些。如果你有什麽新的觀點，可以交給我。我會立即送給總書記和常委會。”
事後，有人說：“弄了半天，三個代表是你提出來的。”
我回答：“瞎說！那是馬克思說的。怎麽也不能算到我頭上。再說，我也不是先知先覺，主動去探索，完全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不過，老天爺安排得很巧。如果我不去匹茲堡大學讀博士；如果不是博士學位要求我選修一門經濟思想課；如果我的英文很棒；誰會拿個中文文本和英文反複對照？如果沒有發現許多馬克思的重要觀點在中文版當中被刪掉了，三個代表以什麽形式出現就很難說了。如果不是碰到了劉吉，而他和王滬寧正在為江澤民解套，我的發現隻不過是飯後茶餘的談資罷了。當然，如果不徹底揚棄階級鬥爭理論，改革開放也許會走一段更長的彎路。我的貢獻僅僅是讓總書記知道，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國內連套英文版的《資本論》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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