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們在趕集的時候還常常順帶抓小偷。當地的小偷怕我們知青，見到我們就跑；外地的小偷也惹不起我們, 一是斜不壓正，二是強龍不壓地頭蛇。集市上遇到農民們有爭議吵架，我們常常上去問為什麽吵架，然後以我們的理解主持公斷, 農民們基本都還聽我們的。不聽也不行，城裏來的青年都這麽說了，再不聽勸就更會顯得是失理的一方。
有一天晚上, 我們看見支書在路邊生氣，趕緊上前問支書為什麽生氣, 支書說剛才別的村子的青年人惹了他, 人剛走不久。我們馬上追過去, 把人拽回來給支書賠禮道歉，支書龍顏大喜。
1977年剛恢複高考時，我們難以相信這是真的。我們一群人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毛主席像宣誓我們堅決不離開農村，因為我們覺得在農村還沒玩夠呢。後來我們男知青中有很多人參軍入伍走了。整個知青點冷冷清清，沒有以往的歡笑聲了。原來都是我們男生在外麵坐成一排，女生一出來我們就又說又笑拿她們開涮。現在女生成了多數了，她們在外麵坐成一排，剩下的幾個男生一出來，她們就學我們當時那樣又說又笑拿我們開涮。這些女生都是我們大院的，父母還都是幹部，在家都是淑女，剛來也還可以，說變就變了。她們剛下鄉時靠我們給她們攔截汽車回家，後來也不把我們放在眼裏了。有一次有個女生攔截了一輛我在前麵沒能攔截下來的汽車，上車後大笑，揚長而去。我和我哥們惱怒地拚死命攔截下來一輛汽車讓司機緊追，一路追到市裏下車後才追上她們，指著她罵了她兩句和她翻了臉。再有一天早上，我聽到我們的狼狗在外麵膽怯地嗚咽著，出門一看，有一條像小牛犢子的狼狗從我們知青點路過，把我們的狼狗給鎮住了。我知道這裏不再好玩了，收拾好行李回家複習考試去了。
後來真就考上了，也可能是混進了。
高考後，有一天我獨自一人在田裏澆水，有人喊我說公社通知我去一下。我當時馬上就回問是公社管文教的呢還是管治安的？要是管治安的, 我得先想想最近又出什麽壞事了? 有沒有我們的份兒?,怎麽才能圓過去? 我一聽或是管文教的找我,就知道是好事情,。要是管治安的找我我才不去呢，肯定沒好事。我們那時候還是比較忌憚公社管治安的幹部來找我們。治安幹部一來準是我們做的什麽壞事被報到公社了。有一次公社管治安的幹部晚上到我們房間來了。我們大家都獻媚討好地倒水遞煙，就這還不行。那家夥說著說著從口袋裏麵掏出裹著紅綢子布的手槍往桌子上一拍說你們別鬧得太過火了，惹急了我沒有你們好果子吃，我們隻能打著哈哈把他送走了。他走後我們幾個才挺直腰杆說“逑”。我們的帶隊幹部行政十八級，比公社書記的級別高好幾級
我高考錄取後, 公社怕隊裏報複我們不給好好寫個人鑒定，讓我們自己寫個人鑒定。我想試試支書對我的看法，就找他寫，心想反正寫得不好我就扔掉算逑。我告訴支書寫鑒定，支書爽快的說，逑，你都要上大學了還讓我寫？你自己寫吧。我說那咋寫呀？支書說雷鋒是咋你是咋。幹脆。多好的支書。
支書說的也沒錯，因為我雖然也不是那麽好，但是在村裏也確實做了許多好事。夜裏給麥地澆水，用繩子扛在肩頭牽犁犁地，都幹過，再苦再累，第二天醒來，滿血複活，又是一條好漢。有一年種紅薯，需要有人提著大水桶彎著腰一個坑一個坑的“點水“（給一個一個紅薯秧子的坑裏澆點兒水）。那是最重的活，農民們都不想幹，而我不知動了那根筋了，一連幹了幾天，最後一天完工時，我挑了兩桶水回屋時，腿都直不起來了，剛進屋就癱軟了。
秋種後，支書在大會上說，咱村這次種紅薯, 我看隻有一個人是賣力幹活的。大家都等著支書說那人的名字。支書稍作停頓說了我的名字。我心中一陣竊喜，還故作姿態掩飾一下, 好象無所謂。支書接著說等到秋收後，我想帶多少紅薯回家都行。紅薯那麽沉，路又那麽遠，根本沒法帶，支書說了也等於沒說。我心想，支書，你說嘞都是紅薯。
在美國，有一天在飯桌上碰到一位老鄉，閑聊了起來。一問，是本省某縣的。再問，是我下鄉的那個公社。再問，是我插隊的那個村。再問是哪個隊的, 是我們村旁邊的小村落的。提到當時的大隊支書，他說跟他家很熟悉，不過他在縣上讀書，高中畢業到離家很遠的另一個縣插隊，所以隻知道有我們這些知青但是不認識我們。我後來回到村裏見到支書，說起這個老鄉，支書說了他的小名。我回到美國後又見到他，直接就叫他的小名，他很驚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