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革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動亂，相關研究著作很多，筆者在此就不多做解釋了。在當年中國社會的所有領域都遭到了政治狂潮橫掃之時，軍隊也不可能獨善 其身。正如毛澤東在1967年1月關於軍隊的指示中所言：“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還說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 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就發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加上毛澤東的軍隊要支持工農業生產、對學生實行 軍訓、對亂的單位實行軍管的批示，這就是留名曆史的“三支兩軍”。在這種大背景下，軍隊相當程度上卷入了政治運動中，由此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總的來看， 文革對軍隊建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麵：
1．突出政治衝擊了軍事訓練。在林彪的提議下，1966年8月16日，中央軍委作出了《關於改革部隊軍政教育時間比例的決定(草案)》，規定政治教育時間 一律占部隊工作時間的50%；軍事訓練時間，全訓部隊為40%，半訓部隊和半生產部隊為20%，生產部隊為10%。其他工作如果與政治教育發生矛盾，都要 給政治教育讓路。由此，軍隊中凡是不讚成“突出政治”的人，都要被扣上“單純軍事觀點”“否定政治力量，妄圖以技術壓革命”的政治帽子，遭到衝擊和批判。 當時軍隊和地方中都推崇又紅又專，實際上是以紅為主，專則沒有多大地位。如果有人肯於鑽研業務，就要被指責為走“白專”道路。這樣，就在軍隊中造成了軍事 幹部不敢抓訓練、戰士不敢學技術的普遍現象。同時為了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全軍先後派出了280萬名幹部、戰士介入政治運動，占到了6、70年代全軍 最高員額的40%以上，由此大量占用了軍隊本來就不多的訓練時間，導致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全軍軍事訓練的低穀。在這種情況下，說軍隊戰鬥力沒有受到削 弱，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據1969年5月對一個大軍區中的18名師長、92名團長進行的調查，其中有半數人不會組織本級戰鬥演習；2個師的109名基層幹 部中僅有10%能組織本級訓練；有的作訓參謀不知道什麽是行軍序列；營、連幹部多數不會組織行軍、宿營和戰場生活管理，有的連隊幹部甚至連軍語也不懂。空 軍更是重災區，在1964年，空軍飛行員年平均飛行小時數達到了120小時，不遜於美蘇。而到了1966年，這個數字居然銳減到23.5小時，有的部隊甚 至不到18個小時！文革期間，空軍飛行員平均年飛行小時數隻有不到40小時，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1970年代，作為台海戰鬥第一線的廣州軍區空軍， 其飛行員居然有超過98%沒有打過空靶，超過80%的飛行員沒有進行過任何戰術訓練，大部分飛行員甚至連航炮實彈射擊都沒有參加過。文革後的1977年， 空軍恢複了中斷近10年的“飛行甲種團”評定，對空軍進行了全麵摸底。結果全軍僅有一個航空兵團能達到甲種團標準，而空靶、地靶射擊全軍命中率不到1%， 全軍飛行員僅有7%具備夜間飛行作戰能力，甚至超過60%的飛行員在返場降落時無法在地麵塔台不提示的情況下找到飛機跑道，這種軍事訓練水平是何其觸目驚 心！
2．軍隊管理和教育體製受到嚴重幹擾，機構臃腫，冗員嚴重。在文革期間，軍隊受到嚴重衝擊，大批高級將領被打倒，不少軍事機關一度陷於癱瘓，建國以來逐漸 形成和製訂的行之有效的規章製度與條令、條例被否定和破壞，導致軍隊的日常管理工作無章可循，部隊各種事故和不良傾向逐年增加。僅1969年全軍由於行政 責任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多達2436人，其中汽車事故一項就死亡1359人。同時，因支左而造成了軍隊中派性嚴重，一些單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盛行， 嚴明的紀律遭到了踐踏，內耗現象不斷發生，極大地危害了軍隊的團結和穩定。軍隊院校也“踢開黨委鬧革命”“停課鬧革命”，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員遭到揪鬥和迫 害，正常的教學活動完全停止，陷入了長期的派性鬥爭之中。到1969年，全軍院校由125所銳減為43所，除軍政大學和一所海軍水麵艦艇學校外，其餘指揮 院校和部分專業技術院校被撤銷。經過十幾年努力建立起來的指揮院校實行初、中、高三級製，專業技術院校實行中等和高等兩級製的院校體係遭到破壞，一大批優 秀教員被處理，長期積累的珍貴的教學資料和圖書被銷毀或散失，大量儀器設備損壞嚴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陳賡大將創建的著名的哈軍工，就是在文革中期遭到 肢解而消失的。
在文革期間，為適應政治鬥爭的需要，軍隊的各級領導機關都設立了各種名目的運動辦公室，諸如專案組、審幹組、大批判組、清查辦公室、三支兩軍辦公室等，美 其名曰為“需要就是編製”。加上當時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很不好，既反帝又反修，戰爭危險日益臨近，因而軍隊大量擴編，增加編製定額，各級副職領導幹部成倍 增加，一些軍、師、團和省軍區、軍分區的領導班子成員多達十幾名甚至數十名。這就造成了軍隊的組織編製混亂，比例失調，機構臃腫，幹部嚴重超編，非戰鬥人 員大幅度增加。到了1970年代，中國軍隊總員額最高時達到了610萬人，成為了全世界最龐大的軍隊，大量的軍費用於人員開支，影響了武器裝備的改善和現 代化水平的提高。
3．國防科研和生產受到嚴重幹擾，武器裝備更新緩慢。在文革期間，軍隊係統中有的科研機構被撤銷，有些工廠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武器裝備的科研和生產受 到嚴重幹擾，裝備建設的統一計劃、統一管理及科研工作的協作與交流都遭到了破壞。這一時期生產的各種武器裝備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質量問題和不配套問題。 如著名的63式自動步槍，研製定型時質量不錯，但在批量生產過程中亂改工藝、粗製濫造，裝備到部隊後問題成堆，被迫於1970年代末從部隊撤裝；海軍接收 的5型主要艦艇，遺留的質量問題和關鍵性技術問題就達 469項；空軍接收的700多架殲6戰鬥機，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等。另外，在先進國家武器裝備研製和列裝日新月益的同時，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則更 新緩慢，軍備建設大大落後。如在1969年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中國軍隊的56式75無坐力炮、56式40火箭筒和56式85加農炮都無法有效擊穿蘇軍 T-62坦克的正麵裝甲，給作戰造成了嚴重困難。戰後，中國軍工部門不得不奉命組織了大規模的反坦克武器會戰，緊急研製出了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 炮、69式40火箭筒和75式105無坐力炮等應急武裝裝備，以對抗蘇軍可能入侵時的坦克洪流；而空軍就更有意思了，新型飛機研製過程困難重重，時任空軍 司令員的吳法憲卻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號“殲6可以包打天下”。結果就是，殲6成為了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20餘年間中國空軍唯一的主力裝備，而且 在1977年重新仿製生產的新殲6甲服役之前，中國的夜空隻能由原本是拿來應急的殲5甲來守護。文革結束後，當先進國家的第三代戰機已經批量服役時，中國 軍隊的主力戰機還是1950年代水平的殲6，在雷達電子設備上的差距，則幾乎落後了整整兩個時代。
4．軍地矛盾突出，軍隊在群眾中的威信受到了嚴重影響。因為文革中的“三支兩軍”，軍隊大量介入地方的派係鬥爭，支一派壓一派，造成軍隊與地方、軍隊與軍 隊間的嚴重對立。在席卷全國的武鬥中，就不同程度地有軍隊參與，嚴重惡化了軍隊與群眾間的關係。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自己73歲壽辰的宴席上 曾發出號召：“祝展開全國全麵內戰！”由此挑起了天下大亂。如此背景下，軍隊成為了穩定的柱石，在長期的支左和軍管中，必須無條件服從中央的命令，中央政 策對了，軍隊就對了，中央政策錯了，軍隊就錯了，軍隊被推上了第一線，與地方和群眾的矛盾盤根錯節，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和遺留問題。如文革中震動全國的 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前後被打死打傷的幹部、軍人、群眾就達18.4萬人；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中，軍隊開槍導致了300多名群眾 死傷；1968年廣西軍區數萬軍隊參與的對反對派組織的大屠殺中，死亡人員達11萬之眾；因為分別支持雲南的兩大對立群眾組織“八二三”和“炮兵團”，昆 明軍區內部、昆明軍區和14軍之間也造成了很大矛盾，嚴重影響了部隊團結。到1978年底準備發起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張銍秀在軍區內部 和部隊中做統一思想工作，不得不說出了狠話：“現在中心工作是準備打仗，其他一切問題打完仗再說。如有製造矛盾延誤作戰的行為，一律從嚴處置！”而昆明軍 區司令員王必成，則承受了被臨陣換將的無奈命運。鄧小平在戰後說得好：“經過這十多年，軍隊的名譽是不好的，經過這一仗，名譽會恢複一下，仗要打才會。”
綜上所述，文革對軍隊建設確實生產了較大影響，由此再看1979年戰爭期間發生的問題就比較清楚了。在這場自衛還擊作戰中，中國軍隊在諸多方麵遭到了詬病，下麵一一分析一下：
如軍事思想落後、思維僵化、指揮粗糙、戰術不當、作戰水平低，1970年代末卻打了一場一戰水平、至多是解放戰爭水平的邊境戰爭。實際上，這些指責主要與 中國軍隊的整體建設程度有關。在長期的“左”的思想指導下，過於迷信自己的經驗，輕視外軍經驗，不能主動學習世界先進國家軍隊的發展潮流，自我設限，自我 封閉，是造成中國軍隊整體建設落後的根本原因。早在1950年代末，因為政治鬥爭而批判打擊了一大批軍隊中強調現代化建設的精英，就已經開始走了彎路。在 世界經濟和科技飛速發展進步的6、70年代，國家卻又陷入了文革動亂之中，軍隊不得不被政治風潮所左右，無法進行正常建設，不是卷入地方派係鬥爭，就是去 種地施工，連基本軍事業務都受到了嚴重衝擊，還何談軍事思想進步呢？況且，在文革年代，政治高壓當道，人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動輒得咎，起碼的思想自由都沒 有，軍隊又能如何作為呢？《亮劍》中的趙剛僅僅是說了幾句支持彭德懷的真話，就被扒了軍衣打入另冊，到了文革中又被整死。談幾句蘇軍的“十大打擊”就有裏 通外國之嫌，話都不讓說，還能討論軍隊現代化嗎？許世友這樣的高級將領，一會被造反派攆得上山避難，一會變成自己大打“五一六”，一會又奉領袖旨意猛批人 民的好總理，成天忙這些事，還能指望他去領會世界先進軍事思想嗎？在先進國家軍隊大搞機械化、合成化、遠距離打擊、精確打擊時，中國軍隊還在強調“200 米內硬功夫”，甚至搞出了“騾馬化”，這又能怨誰呢？沒有基本的社會土壤，當然也就不會結出先進的軍事果實。
如士兵衝鋒時隊形密集、不會看地圖、不會認路、不善於利用地形地物、不會嚴密組織排雷、不會邊打邊搜索、不會多麵攻擊、組織協同鬆散等。說到底就是軍事業 務不熟和訓練不夠的問題，而這與文革中的政治衝擊軍事、軍隊管理教育受到嚴重幹擾有關。你不能指望成天去打派仗的軍校學員很精通參謀業務、平時熱衷於政治 學習的幹部有很高的軍事水平、士兵提拔成的軍官生出了先進的技術知識和指揮思維、長期訓練不夠的士兵能迅速變成技戰術熟練的優秀戰士。兵熊熊一個，將熊熊 一窩。說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在1979年自衛還擊作戰中，14軍40師118團某連攻擊越南小曹地區，因沒有炮火支援，也不會多路攻擊，導致連續10次 進攻受挫。連長這時才向團裏要求炮火支援，團裏要他報坐標，他卻說：“我知道球的坐標，你往太陽這方打不就得了！”弄得團裏也沒辦法。通信員對他說：“連 長，我們自己還有炮嘛！”他這才想起來：“龜兒些有炮為啥不打呀？”其實是他沒下命令使用連裏的60炮。如此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還有很多，當這些短板集中 到實戰中，也就出現了一連串串的不能、不能，不會、不會。。。。。。
如戰時眾多副職幹部逐級向下加強指揮，有積極作用，但也產生了負麵情況。像50軍150師448團回撤時遇襲受到重大損失，其根本原因就是軍駐師工作組的包辦代替、指揮失誤、處置不當。之所以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副職幹部現象，與文革中的機構臃腫、部隊冗員有直接關係。
如很多參戰部隊多年從事生產，拿鋤頭比拿槍熟練，臨時訓練上陣，表現不佳。實際上毛澤東本人在文革初期就發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 是一個大學校，既能學軍事、學政治、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 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軍隊按照這種指示進行建設，以簡單的體力勞動和經濟活動來擠占軍事業務時間， 心有旁鶩，以此為榮，比1980年代的軍隊經商還要“思想先進”，那麽出現大量生產部隊也就不足為怪了。而1979年中國軍隊臨時補充了大量未經多少訓練 的新兵上陣作戰，就更典型反映出了軍隊建設的落後，什麽都是臨時應付，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劃，沒有建立常備不懈的軍事體製機製。
如武器裝備落後，火炮靠牽引且缺少火控裝置，通信聯絡薄弱，沒有步戰車，步兵要跟上隻有綁在坦克上，行軍主要靠兩條腿等。在1950年代朝鮮戰爭後，中國 軍隊就開始了摩托化建設。而到了1970年代末先進國家已普遍實現機械化並向信息化邁進時，中國軍隊還在搞摩托化，整體軍隊建設被人家遠遠甩在了身後。這 耽誤的20年哪去了？答案顯而易見，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去了，政治衝擊軍事去了，三支兩軍去了，施工種地去了，宣傳軍管去了。在武器和技術裝備領域，一 種裝備在研製時期就受到了政治運動的重重幹擾，時斷時續，而研製出來後要麽沒有錢搞列裝，要麽在批量生產時質量問題重重，多次返工，遲遲不能實現更新換 代，一拖十幾年就過去了。到了1979年的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中國軍隊還穿著膠鞋上陣，而先進國家軍隊早在30多年前就實現了軍靴化，怪不得要被西方軍 事專家稱之為“穿帆布膠底鞋的軍隊”。不可否認，在文革期間，因為長期受到霸權國家的軍事威脅，中國軍隊大力加強了戰備工作，修建了大量國防工程，尖端武 器的研製也取得了曆史性突破，兩彈爆炸，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然而，這些成績的取得實際上與國家的應激反應不可分割。正如沒有蘇聯 的軍事威脅，中國也就不會那麽早和不共戴天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握手一樣，戰備工作的加強和尖端武器的突破也主要是對於迫在眉睫的戰爭威脅的反應，而不是一以 貫徹追趕世界先進潮流、麵向現代化的強國強軍路線。也因此，反映到了日常軍隊建設上，就出現了集中到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作戰中的種種詬病。回顧這段曆 史時，要對軍隊建設的落後和兩彈一星的突破進行辯證分析，否則就很容易陷入自說自話的誤區。當代的北朝鮮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核彈已經爆炸，軍隊數量和武 器擁有量都走在世界前列，但國家貧困落後，軍隊建設實際是靠傾國之力的“先軍政治”來維持，軍力水平仍然隻夠打一場上世紀的戰爭，離擁有信息化、高科技戰 爭的能力遠矣。
有人舉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和西沙海戰為例，認為看不出軍隊受到了文革的影響。實際上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是一場影響巨大、規模卻很小的邊境衝突。雙方集結的兵力 各均是師級規模，真正投入戰鬥兵力的隻是加強營級規模，戰場限製在隻有0.74平方公裏的狹小地域內，火力打擊範圍不超過邊界兩側1、2公裏。無論是戰爭 規模、兵力和武器投入，還是戰鬥烈度、組織協同難度都無法與1979年的對越自衛還擊作戰相比。當時中國軍隊投入作戰的除了部分邊防駐軍外，主要使用了沈 陽軍區所屬部隊的野戰步兵團和多支精銳偵察連，這與1979年參戰部隊補入了大量缺乏訓練的新兵作戰不可同日而語。說這場戰鬥打得好，隻是相對蘇軍擁有更 好的武器裝備而言，並與中國軍隊精心準備的先下手為強和參戰官兵的不怕犧牲、英勇頑強密不可分。而就戰鬥過程來說，仍然是隻有少量步兵和炮兵、裝甲兵參與 的野戰攻防，並未體現更高的技戰術水平。就戰鬥結果來說，雙方都聲稱控製了珍寶島，其實是指用炮火控製，而雙方步兵此後都脫離了戰鬥。在1969年9月柯 西金和周恩來在北京會談後，雙方達成了避免武裝衝突、維持邊界現狀的諒解，蘇軍此後未再上島，珍寶島才徹底由中方所控製。在人員傷亡方麵，蘇聯解體後俄羅 斯公布當年蘇軍在邊界衝突中死亡58人，負傷94人；中國方麵公布共犧牲71人，而沈陽軍區後勤前指在戰後總結中稱，在三次戰鬥中就接受了傷員200多 名，非戰鬥減員還不在其內。由此可見，在人員傷亡上中國也沒占便宜。至於說到西沙海戰，中國海軍運用小艇打大艦的戰法，甚至在海戰中出現了使用手榴彈、火 箭筒等步兵武器打敵軍艦的場麵，靠著參戰官兵的英勇無畏取得了勝利，創下了世界海戰史上的奇觀。值得一提的是，西沙海戰的總指揮也是許世友。那麽為什麽他 這次指揮得好，到了1979年卻又備受指責呢？實際上這次海戰奇跡是不可複製的，偏巧趕上了南越海軍這樣一支弱軍，海戰過程中又集中了一些偶然因素，如有 較其更強的敵方出現，就戰鬥概率來說是有百敗而無一勝，以為能靠此而成為海軍強國，那實在是天方夜譚了。總的來看，這兩次作戰規模較小、情況特殊，在微觀 層麵上並未顯出文革對軍隊的如何影響出來。但在宏觀層麵上，中國軍隊建設的短板暴露無遺。和蘇軍相比技術裝備落後也就罷了，和南越海軍比還有較大差距，仍 要官兵們靠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血肉之軀和英勇精神來製勝，這在建國25年之後真是不應該了。如果從1950年代起就不受政治因素影響，像搞改革開放那樣一 心一意搞軍隊建設，還會出現步兵與坦克拚刺刀、小艇打大艦的事情嗎？至少，不會比曆史上所出現過的更糟。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文革為一大成的一係列政治運動 難辭其咎。
結論，雖然文革不是一個筐，什麽都往裏裝，但實事求是，就事論事，1979對越作戰打得不夠理想，與文革脫不了幹係，甚至是千絲萬縷相連。如果不是文革耽 誤了寶貴的10年時間，甚至如果不是從1950年代末就開始的一係列政治運動衝擊，中國軍隊的建設隻會更好，不會更差。在20世紀60年代突然落伍，是中 國在發展強國過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曆史上欠了賬，在一段時期內就隻能還債，受限重重，即使明白了發展的真諦，也不能應付裕如。沒有經濟上的強大，軍隊建 設也強大不了。為了發展經濟，軍隊建設就要讓路。1980年代的中國軍隊就是這樣，一邊要打兩山輪戰，一邊還要進入忍耐期，軍費增長速度年均遞減，軍費開 支長期在低水平維持，軍備建設趨於遲緩，部隊不得不自謀生路大搞經商。當時如此決策，除了中共中央對於改革開放的總體規劃外，也有中央軍委領導對於中國遭 受外來威脅的減小和對世界軍事發展水平估計不足有關。能連續教訓打跑了美國人的越南軍隊，中國軍界一度還有沾沾自喜的情緒。一直到了1991年海灣戰爭開 打，看到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像打電子遊戲那樣的玩飛機超視距攻擊和導彈精確打擊，百萬伊拉克軍隊幾乎無還手之力的脆敗，雙方傷亡簡直不成比例，中國軍隊 高層才在“狼來了”的大呼中猛醒，知道自己已經被別人甩下了有多遠。由此，中國軍隊建設重新提速，軍事思想開始轉型，重點關注高科技戰爭和信息化技術，並 於1997年之後軍費增長速度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長12-20％的增幅，一直成長為今日的世界第二軍費大國。而中國軍隊的建設水平在進入21世紀後突飛 猛進，日新月益，各種新式武器紛紛上天，入地，下水，列裝，中國軍隊的麵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也令國人無比自豪。這，就是波詭雲譎的曆史。
最後，筆者草就此文，撫今追昔之餘，隻想再說一句：讓曆史告訴未來，能戰方能言和，不要再做內鬥的蠢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