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伯父羅稷南的一生中，有一些時刻是比較重要的。當然，在平時，當他每天上午坐在他的藤椅上伏案工作的時候，當他每天下午去公園會朋友下圍棋談天說笑的時候，他都表現出一種常年不懈的堅毅和慷慨不羈的豪放，這都可以說明他一貫的氣質。如果沒有這些日常生活的基礎，他到了重要時刻也未必就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品格。但是，有些時刻是特別重要的。已經預料到或者沒有預料到的重大時刻到來的時候，他一生積累起來的見識和勇氣就會突然集中起來，使他清醒鎮定，堅強而自有餘力地放出燦爛輝煌的亮光。這是他人生中最有意義的時刻。1957 年 4 月以後，毛主席以魯迅為榜樣號召中國人民響應他“大鳴大放”的號召，對共產黨提批評意見。不久以後，毛主席又改為提出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展開“全麵反擊，”把許多提了批評意見的人定成右派。在這個時刻，1957 年 7 月，羅稷南有機會受到毛主席接見，他當麵問了毛主席：“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麽樣？”這就是在一個重要的時刻向一個重要的人物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
毛主席和羅稷南關於魯迅的對話，第一次是由賀聖謨在 1996 年對周海嬰談到的。周海嬰在他的回憶錄提了這件事以後，賀聖謨又在 2001 年 12 月對上海《新民周刊》澄清了他向周海嬰講到的一些事實。後來，注意這件事思考這件事的人就多起來了。
2001 年冬天，我曾經寫信給周海嬰，說明賀聖謨提供的情況不是“孤證。”我自己就曾經親耳聽見我伯父講過他這次設問求答的情況。
1957 年 7 月，我在北京讀到過報紙以頭版頭條報道毛主席在上海接見有些人的消息，看見羅稷南也列在被接見的人士中。1960 年，我從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養病住了幾個月，聽伯父講過那次接見的情形。他說，毛主席進來坐定以後，有人遞給他一張在座人士的名單。毛主席看了名單，就挑了伯父第一個和他談話。他們先談了一段他們 1933 年在瑞金相見的事，毛主席又謝謝伯父翻譯了《馬克思傳》，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後來毛主席問伯父有沒有問題。伯父想了一下就問，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麽樣？毛主席沒有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後才說，如果魯迅還活著，他大概不是關在牢裏，就是不說話了。
伯父怎麽會問毛主席這樣的問題呢？
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麽樣，這是很多年以來在不同的時間都有人問過的老問題。但是，有了 1957 年夏天發生的事情，問題重提的含義就完全不同了。就伯父來說，他提出的問題並不是偶然隨便想起來的普通事，這是他一生有了準備的結果。以伯父一生的經曆見識和他立即直指實質問題的洞察力量，在有了機會當麵問毛主席一個問題的時候，他自然會問出這樣一個能夠集中地揭開毛主席的思路和解釋當時全部局勢的大問題。
羅稷南原名陳小航，又叫陳子英，雲南鳳慶人。我們老家遠在這樣一個小地方，偏僻閉塞，沒有出過自成一局的大人物。不過，以自己非常有限的方式，我家按說也有救國救民，慷慨要有所作為的傳統。袁世凱稱帝以後，祖父陳寶航支持蔡鍔的雲南起義，是蔡鍔的主要助手之一，為他起草過非常重要的文件。伯父年輕時痛感民族危機的深重，1918 年千裏迢迢從鳳慶趕到北京考進了北京大學要救國。他此後一生的摸索和奮鬥都沒有離開過這條道路。我的父親陳紹韓也是這樣。他 1935 年在武漢為革命就義。賀聖謨 1965 年見到伯父時產生的印象是，伯父是一位學者，但是他對國家局勢的關注很深切。這正好觸及了我們家的傳統。在北大教師中，伯父和梁漱溟最接近，和楊晦等同學是好朋友，在五四運動中也是奔走呐喊的先驅者。蔡元培兼容並蓄的教育方針大概給伯父的思路打下了終身的基礎。他同情馬克思的許多思想，但是對不同的思路也抱著開放態度。五四以後，痛心於軍閥混戰，伯父先在東北，後來又到雲南昆明和楚圖南一起興學辦教育。比較接近又長期有來往的學生有艾思奇和鄭易裏。後來國難深重，伯父又投筆從戎，支持蔡廷鍇，當了十九路軍的發言人和秘書，堅決投入了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失敗以後，又支持蔡廷鍇的福建人民政府，繼續當秘書。在這段時間，他曾代表蔡廷鍇訪問蘇區瑞金。毛主席請他吃過飯。他和紅軍將領張雲逸簽訂了條約，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當時迫切需要的食鹽，布匹、醫療設備和藥品。這個條約的簽字文本至少在五十年代末還在北京革命曆史博物館陳列著。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以後，他定居上海，從此就以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為人生了。
伯父翻譯寫作的生涯以羅稷南為筆名。羅稷南是西班牙小說的主人翁唐吉柯德的坐騎的名字。蔡廷鍇瘦削高挑，有唐吉柯德的戲稱。伯父支持蔡廷鍇，常在左右，也得了羅稷南的戲稱。後來伯父以羅稷南為筆名又還有一重含義。羅稷南瘦骨嶙峋，雖然吉柯德先生把它看成威武雄壯的駿馬，實際上已經是疲憊無力的朽物。以駑馬自居的態度流露了救國道路的崎嶇在伯父心中留下的許多悲哀和痛苦。日本占領上海以後，伯父、伯母和許廣平等人一起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國共內戰爆發以前，伯父和許廣平、周建人、鄭振鐸、馬敘倫等人一起創辦了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民主》和《周報》等刊物。一個刊物被封禁又再出版另一個。當時軍警憲兵在街道上隨時搜查行人，嫌疑人物即刻就地槍決。伯父手提一部無線電發射台從上海經過鎮江，渡江送到蘇北解放區，交給當時在蘇北主管宣傳的馮定。伯父後來談到他在蘇北幾個月的觀感時常常說，他很佩服那些人的獻身精神，但是對他們的思路不習慣。1955 年我回上海。伯父說，1950 年毛主席給他寫過信，要他回雲南做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雲南大學校長。擔心思路不習慣，伯父沒有回答。他沒有辭，也沒有去，還是留在上海做當時稱為自由職業者的翻譯家。事實上，這類自由職業者在解放後迅速消失，隻有上海的少數幾個文化人還保持著這種比較獨立的身份，並且還受到一些尊敬。我和伯父在 1960 年見麵的時候，反右派已經過去三年，許多知識分子都已經學會斂聲屏息了，伯父依然還是不改坦率直言的態度，到處痛斥教條主義，並且經常談到當時農村正在發生的饑餓和死亡。我記得他和他的老友王亞南談起這些事總是心情非常沉重。1964 年我們見麵，談到“大搞階級鬥爭”，伯父也非常憂慮。最後一次見伯父是 1971 年，尼克鬆訪華前夕。我在河南五七幹校忽然接到我三叔的電報，說伯父病危，要我立即回上海見一麵。掌權的宣傳隊領導正在審查我，不肯放我走，是我說了一些我平時不會說的話才勉強放了我。久別重逢的上海還有一些上海的氣息，隻是滿目都是年久失修的破落，到處都有一種好像被洗劫過的蕭瑟和悲涼。伯父已經病得隻剩一把骨頭，不能起床。一見麵他就說，你知道，我的病是癌。知道我們就不說這些事了。喘息了好一陣，他又說，尼克鬆就要訪華了，曆史也許會有些改變。我希望中國有些改變。經過了這些事，我們要學到一點東西，否則就白經過了。他要我講講我學到了一點東西沒有。我知道他的話包含著很多沒有說出來的意思，是和他一生的思路有關係的。隻是我哪裏有心情談這些事。第三天臨別，我知道我已經沒有可能再請假來上海看他。不過我還是跟他說，我到春天再來看他。他聽見了，但是隻是默默地看著我，什麽都沒有說。我們心裏都明白，這就是我們生離死別的永訣了。
伯父在 1971 年 8 月 12 日去世，73 歲。
我年輕的時候，伯父常常說，在我們老家鳳慶山區，牛車的輪子是方的。因為擔心下坡的時候車子煞不住。後來他到北京前經過武漢，第一次看見汽車，發現汽車不但可以慢慢下坡，而且還會轉彎，實在是吃驚得目瞪口呆了。所以，人應該見世麵，學新東西。不見世麵不知道。如果不出來，怎麽能知道世界上會有像汽車這樣一種你想像不到的東西呢？你不知道的東西，你怎麽想得到你應該知道呢？有時候飯後出去散步，他也常常說，房子太多了，看得見的天隻有一小片。到開闊的地方才看得見天有多大。有一次去國際飯店，他說，在高樓看天天就更寬了。我初中寫作文把伯父的話寫進去，我的國文老師魏金枝，伯父的朋友，魯迅教導過的青年，把我的作文告訴伯父。伯父高興得哈哈大笑。我父親陳紹韓是朱德在雲南講武堂的學生。南昌起義以前，朱德是南昌警察局局長，父親是南昌駐軍的營長。他們有來往。父親在雲南也是由李大釗介紹入黨的老黨員楚圖南的學生。1949 年，我在北京去翠明莊見楚圖南。楚圖南說，他要去見朱總司令，送我去蘇聯留學。伯父知道以後對我說，你不能靠父親，要靠自己。你有出息，不需要靠父親。你沒有出息，靠父親又什麽用？我考北京大學以前，想考哲學，或者天文。伯父說，你隻認識方塊字，隻有一雙眼睛，一對耳朵，一張嘴巴，一個腦子。你就會以為世界是方塊字所講的那種樣子。如果你學好了一種外文，你就有四個眼睛，四隻耳朵，兩張嘴，兩個腦子，你知道的世界就比現在大得多了。大二的時候，我發表了一篇論《呼嘯山莊》的文章，我後來的老師卞之琳在文章中誇獎我。伯父說，你不要急於求成，不要有機會主義。要紮紮實實打好真才實學的基礎。又引諸葛亮說，非澹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伯父講得最多的話題之一是“黨八股”。他常常說，他最喜歡的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對黨八股》。他不知道做領導的為什麽會喜歡讓人講這種八股文。頭腦僵掉了，中文的文字之美丟掉了。文化再這樣下去就完了。他又經常告誡我，學外文的也要學好方塊字，特別舉出《聊齋》、《左傳》、《史記》和《世說新語》要我細讀。讀通了，文心就得到滋潤了。初一的時候，伯父叫我用英文背歌德的《浮士德》：“沒有在悲哀中咀嚼過麵包，沒有在哭泣中等待過明天，這樣的人不會知道你----天的力量。”這種痛苦出智慧的思想我到很晚以後才稍微有一點明白。
伯父一生都是有追求有骨氣的人，從來不苟且，從來都敢於懷著救國救民的抱負，赴湯蹈火，承擔重任。他為人慷慨豪放，獨立不羈，思想開放，心胸開闊。這樣，在 1957 年那個重要的時刻，伯父才問得出來他問了的那個問題。
所以，伯父的思想人格是前後一貫的。
伯父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有很多事實。除了自己奔走，他還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弟弟。但是，革命勝利以後，他反而處處留意要獨立，許多事不肯跟著走。榮譽和恐怖都不能勉強他跟著走，難怪有人會稱他為“無軌電車”了。
有一年，伯父對我說過，世界上任何主義都沒有不會變形的實體。一切主義都經過不同人的解釋，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東西。馬克思說過，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你知道嗎？我說我知道。他又說，《馬克思傳》的作者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社會民主黨。他有很多翔實的事實和重要的觀點，但是，他的觀點並不完全和列寧斯大林解釋的馬克思主義一樣。你不要以為標上了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的名字就完全符合一個什麽主義的實體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以為隻要引用了一個什麽主義就有了根據可以把人處置於死了。
伯父也曾經說過，他最喜歡的另一篇毛主席著作是《反對本本主義》。如果說這些年伯父的思想有一個基本的主題，這樣的主題就是反對意識形態的封閉、僵硬、武斷、粗暴和盲從。在伯父看來，意識形態的狹窄和偏執是喪失理智的。1960 年我在上海養病的時候，上海作家協會正在對人道主義召開持續了幾十天的大批判。伯父每天下午開會回來以後很長時間坐著不說話，有時晚飯以後才開始說點開會的情形。“什麽好東西都要打倒。自己什麽都好，旁人有一點好東西就不能容忍了。心胸連一點差異都不能容忍怎麽能夠治天下！”“這是完全的瘋狂，一點理智都沒有了。”有一天他進門就笑著說：“他們正在批得起勁的時候我站起來說，人道主義是好東西，你們不能隨便批判。把他們弄得不知說我什麽才好。”伯父那天不知觸怒了多少人，使他幾天以後和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以後就受到非常難堪的淩辱。其實，伯父不過表現了一種撫痛自慰的幽默感，隻是一個失掉了幽默的世界怎麽能容忍。又有一次，他說，“我是悲觀主義者。他們要把人關死在鐵桶裏。這樣下去中國還有什麽希望。”伯父的情緒是讓人擔心的，我有一次勸他坐著聽聽少說話。伯父靜靜地看著我看了半天才慢慢說：“我是走過江湖的。我知道這些事。但是我不會敷衍，也不願敷衍。”
不願敷衍，王西彥八十年代初期在《隨筆》的文章裏有一點記載。
1965 年冬天，上海文藝大會堂在姚文元有時也參加的批判大會上，羅稷南說；“海瑞罷官是文學作品，描寫的是明朝的好官海瑞，和廬山會議根本沒有關係，充其量隻能算一個可供討論的學術問題。”“農民起義是暴亂。隻要是取代前人的統治權，取而代之，不算是起義，也不是革命。” “工農兵的文化修養不高，他們的意見決不能當經典看待。”
已經是什麽時候了，伯父好像連這些年在中國發生了什麽事都不知道，對威脅恐怖都沒有感覺。他在這些年的“運動”裏學到了什麽呢？
伯父有一次長歎了一口氣說，“曾經滄海難為水。”他做事講話雖然經常都是隻聽從自己的本性，質樸率真，但是他經常思考，回顧做選擇。他不是沒有見過明哲保身，不是沒有見過隨風轉舵，不是不知道一個人說一句真話要付出什麽代價，也不是沒有見過沉默。“非不知也，是不為也。”
伯父並不是一位接近自然而心性素樸的人，不是頭腦簡單不能明白複雜義理的人，也不是沒有見過大世麵的人。隻有素樸而沒有見識的人是無力涉世的，隻有見識而沒有素樸的人是容易變遷的。伯父是我們雲南高原的赤子，但是他探索過人類文明的精華，經曆過大流血，大失敗，大奮鬥，他是一種由於經驗見識的文化更加深邃而又重新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到率真的人。世界上有僵硬偏執的教條，也有比較接近自然而不會違背人類良知的醒悟----天的力量。我不知道，在世界已經瘋狂的時候，是什麽力量使伯父有能力長期保持著沒有喪失理智的清醒。是不是這樣的力量？是不是這樣的力量？不是這樣的力量怎麽能在心裏擁有天空這樣遼闊的大境界？
社會對人的強製是經常到處都存在的，權力、金錢和特殊的形勢都有可能強製人。但是，在正常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危機中，一個人能不能根據自主的意識作出負責任的決定，這也是一個人是不是成了人的重要尺度之一。其實，在我看來，伯父陳小航並不是老馬羅稷南，他是唐吉珂德。他的言論和行動像唐吉珂德一樣充滿了不識時務的呆氣，是一個不通世事的愚人。但是，伯父並不是在和風車作戰，他是和一種幾乎毀滅了中國的罪惡作戰。他已經站不起來了，悲心在流血，但是他還是在講話。伯父這幾十年來受到過許多聰明人的挖苦、嘲弄和迫害，然而，事過境遷以後，是什麽人顯得更加可憐更加可笑呢？我們許多中國人不幸都有幸存的罪惡感。我們都為了我們幸存的適應付出了代價。伯父沒有辱沒他做人的品格，保持了自己做人的尊嚴。他知道暴力非真理，他認出了人群的愚妄，真正是一個寧可受孤立受迫害也要負責任的人。想起伯父和像伯父一樣受到了挖苦、嘲弄和迫害的人，我們現在又怎麽回答自己呢？我們沉淪的精神創傷為什麽現在會這樣難以平息地使我們感到痛苦呢？
伯父在病床上看著我對我說過的那句話，我常常會想到。經過了這些事，我們要學到一點什麽東西，否則就白經過了。你學到了一點什麽東西沒有。這個問題，我到現在有時還是感到惘然。
我把我伯父飽經憂患以後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個月要我回答的問題轉給我尊敬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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