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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
這是血寫的曆史，不是小說，殃及了不少人的命運，有的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事情發生在八十多年前，但整個事件，一直延續到劉海粟的壽終正寢。
—九0九年劉海粟從常州逃婚到上海，經人介紹進了周湘創辦的布景畫傅習所，學生有四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住讀生，劉海粟因家在常州，自然是住讀生了。那時校長和教師僅周湘一人，學製兩年，劉海粟學了十一個月就被除名了。
事情正如八十年代末劉在大陸《人物》雜誌發表的題為《老梅香馥自年年——我的愛情生活》一文中所說的：“當時在周湘的布景畫傳習所讀書，我巳認識了不少名家畫家和上海名士，文化界、美術界一些朋友對我印象都很好。”（引自該刊四十六至四十七頁）幾乎與此同時，劉海粟在他所寫的紀念徐誌摩、陸小曼的文章中也無意透露了當時他在讀書時，吃遍了上海的名店酒樓等風流韻事。
劉海粟生活不檢被除名
周湘雖在海外漂泊了十年，但回國辦學的宗旨依然著眼在“救國”二字上，而不同的隻是從過去用政治的形式轉移到今天用教育的形式罷了。周湘的此種教育思想，自然與劉海粟當時那種花花公子式、富家子弟般的讀書方式格格不入。
他早就覺察劉的行為不軌，幾度想把劉“革出教門”，怎礙於介紹人的情麵。
此外，大凡教育救國，都必然求才若渴，看到劉年輕有為且有很好的繪畫天賦，因此他一麵單獨地嚴厲批評他經常遲到、早退、曠課，甚至徹夜不歸的不良行為，一麵經常在課堂上表揚他的作品，藉此教育劉改正缺點，也同時勉勵學生們像劉那樣出成績，在繪畫的技巧上出靈感，希望他們思路開闊，畫路寬廣。周就是這樣一個在教育上有較豐富經驗的正統知識分子。
美術館亂學一氣
當時的上海市市長批三千多萬元興建劉海粟美術館，捐畫三百多幅唐末元明皆假，清以來百分之九十是假。
但令人痛心的是劉所采取的辦法是韜諱之計，他把老師苦口婆心的批評轉為仇恨，表麵上說要認真改過，暗地裏卻記恨在心。
不僅這樣，在生活上依然我行我素，繼續結識“名畫家”、“名士”、“文化、美術界”的朋友，一直發展到外逛堂子（妓院），在校內調戲周湘家宅內的一名丫頭。正好被周湘親眼撞見，這時周湘才不得不下令把介紹人找來，由他把劉帶回。
據查劉在上海隻呆bu了兩三個月就回老家常州了。目前存於國內外的各種史記雜誌都記載著劉在布景畫傳習所隻讀了半年，此種說法都出自於劉海粟本人之口。但有一點劉海粟在曆史麵前無法說謊，在曆史的時間排列表裏，更無法自圓其說，那就是劉在一九〇九年從常州到上海讀書，一九一一年才從上海回常州的教書。
從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八年整整十年，周湘在上海相繼創辦了四所美術學校，即布景畫傳習所、中西圖畫函授學堂、上海油畫院、中華美大學。恰巧就在此時，一九一二年以劉海粟為首的一些人，其中有汪亞塵、丁悚、張聿光（此幾人都是周的學生）等也開始創辦上海圖畫美術院（即上海美專）。劉海粟對周湘實施的第一次大殺伐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悄悄地、不動聲息地拉開了序幕。
勾結官府流氓大打出手
周湘的辦學，在前麵說過有些政治目的，這個政治也就是康、粱的“君主立憲”製度，他信奉康有為的《大同書》以及他的一切政治主張，他不像楊度那樣，後半生改弦更張，他是至死都不悔。
其實這種政治主張，在孫中山先生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早已成為一種鳥托邦式的泡影了，這些人在政治上是極其孤立的。周湘的迂腐，就在於他未認識到搞學術也必須有政治作後盾。而劉海粟又恰精於此道。這裏有文為證。在他八十年代末寫的《我的愛情生活》一文中已明確寫道：“當時在周湘的布景畫傳習所讀書巳認識不少名士，文化界朋友……”何況到一九一二年又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他在“十裏洋場”這塊各種政治勢力盤根錯節的土地上完全可以說是運作自如、非常兜得轉的。
劉海粟為了擊敗周湘，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動，是買通文化稅務稽查部門的某些要人，采取所謂“法治”的形式，說周湘辦的學堂沒有注冊，未經教育部門的批準，蔑視當局私自辦學，是違法行為。
殊不知，劉海粟就是從這個所謂沒有注冊的不規範的學堂裏出來的。這第一招已經使周湘感到大有來頭、力不從心，好不容易找了一些文化界朋友幫忙，送禮、陪罪之後才算勉強搪塞過去。後來教育界的名人也出來打圓場，說周辦校，在教育局還是注了冊的。
周湘魂魄未定，劉海粟又接著使出第二招，慫恿稅務稽查部門的官老爺找上學校，強行封門，說周湘辦學偷稅漏稅。天曉得，在當時，哪個學校是交稅的，不管是陳嘉庚還是武訓，這種吃粉筆灰的清水衙門，賠錢還來不及！此時，正常的教學已無法進行，到處是荷槍實彈的警察和稅務衙門的一幫人在校園守著，他們翻箱倒櫃。
周湘與夫人孫靜安則整天奔波於上海官場的上層，為辦學叩頭作揖。幸好孫靜安與上海上層衙門的一些官太太有些交往，好不容易打通了關節，終於使被封的學校超封而重新上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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