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簡單回顧
張富貴編譯
一九七九年，對文革深惡痛絕的鄧小平作為中共實際掌門人，執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大權。麵臨民不聊生的經濟局麵，鄧著手全麵推動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推行公有製向私有製的過渡。側重了經濟的改革發展，政治形勢略微寬鬆的環境下，中共官僚內部以及知識份子間’蠢蠢欲動，‘ 出現要求施行西式民主，讓政治體製適應經濟基礎的聲浪。以胡耀邦為首的改革派，在沒有中共整體共識的情況下，於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推行政治改革，逐步向西式民主（亦即資產階級民主）靠攏。
一九八六年，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抗議中共幹涉合肥人大代表選舉的基層民主，呼籲抵製選舉，發起抗爭，中國境內多所大學響應，最終學運以官方展開對話以及北京警方釋放被捕學生作結。
一九八七年，北京發生民主牆運動，北京電工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張貼鼓吹第五個現代化的大字報，後被捕入獄。彼時，中國社會民間力量在中共極權統治下，長期被剝奪政治權利，他們渴望恢複自身應有的民主權利。以學生為主體的知識份子群體憑借一波波情緒化的學運，以私有化與西方民主為靈丹妙藥，逐漸公開醫治中共政權的弊病。
1989年4月15日，支持民主改革的前共產黨領導人胡耀邦去世，約10萬名學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紀念這位領導人，並對中國權威政府表示不滿。
4月22日，胡耀邦的正式追悼會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舉行，學生代表將請願書帶到大會堂的台階上，要求會見李鵬總理。中共政府了這次會見，導致全國各地大學生的普遍抗議，並廣泛呼籲進行民主改革。
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鄧小平與李鵬等強硬派將學生運動定位為反黨動亂，
4月27日，來自40多所大學的學生無視政府關於鎮壓任何大規模示威的警告，開始向天安門進發。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知識分子和公務員加入了學生的行列，到5月中旬，100多萬人擠滿了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天安門廣場。
5月13日王丹等學生領袖乘戈巴契夫訪中之機於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
5月18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成立，工人階級開始在運動中補充部分疲乏學生的位置，19日發表《首都工人宣言》要求官方與學生對話。其後組織北京工自聯敢死隊保衛學生安全。
5月20日，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布戒嚴，命令軍隊和坦克來驅散持不同政見者。然而，大量學生和公民阻止了軍隊的前進。工自聯發動北京工人大罷工，將原本趨於疲憊的運動重新壯大起來，更將運動從學運轉化成聯係基層人民利益的全民運動。
5月23日，解放軍不得不撤出北京市區，駐防北京郊區。
6月3日中共命令解放軍不惜一切代價收複北京天安門廣場。
6月4日黃昏時分，以坦克作為先驅，解放軍強行驅離了天安門廣場尚未撤離的學生廣場，造成數百人死亡，並逮捕了數千名示威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嫌疑人。
隨後，在政府鎮壓後的幾周內，數量不詳的持不同政見者以暴亂的罪名被逮捕、處決；中共的強硬派牢牢控製了局麵。國際社會對這一事件強烈譴責，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實施的經濟製裁使中國經濟陷入衰退。
1990年底，中國釋放了數百名被監禁的持不同政見者之後，國際貿易開始恢複。借此契機，中共手牢牢把握“維穩“措施，一手全麵落實推行經濟建設。
毫無疑問‘六四’是中國現當代史上規模最為巨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得到社會各階層支持的民主運動和學生運動。”。他再次證明了民意不可違，民心不可侮‘。很可惜這次聲勢浩大的運動，由於組織者的幼稚、無知與無能，小產了。這次流產了的政治變革訴求運動，斷送了當時中國較為寬鬆政治形勢，使得當時一大批傾向民主的中共高層和社會精英人士喪失了話語權。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政治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以大學生為主導的‘六四學潮’，再次證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說法。這群高喊民主口號的學生，自以為高舉‘民主大旗，’卻不知道民主的精髓之一是妥協。（In a democracy, being able to compromise — and knowing how — is a core skill for governing.）不知道‘見好就收’，保存實力。從而使得中共內部強硬派奪得黨內絕對話語權。此後，使得高壓，武力鎮壓成為中共管理社會的殺手鐧。從而達到製造出今天‘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的仆人社會。
列寧說：“隻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六四’以後的三十年，中共經濟政策取得巨大成就，對內政治形勢反而變得更加落後。因為經濟條件的改善，使得中國下層願意‘照舊生活’，中共對於權威專製得心應手，更願意‘照舊維持下去’。假如沒有外部環境發生大地震式事件，如台海戰爭，中國的政治改革遙遙無期。中國人民將會在很長時間內生活在一張報紙、一個電台、一個紅色皇帝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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