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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鸚哥嘴”前話西康
【邊走邊說】
“鳳都護殉節處”
我們已經爬上了鸚哥嘴大橋下的這處崖壁，來到摩崖石刻“鳳都護殉節處”邊上這段台階。這裏在甘孜州巴塘縣城夏邛古鎮東邊大約十裏，過去漢名叫紅亭子，現在藏名叫洛布通頂村的境內。大家看，這處台階原來就是巴塘通往打箭爐（今天的康定）古驛道的一段，現在上邊修了格聶南線公路和鸚哥嘴大橋，下邊修了鸚哥嘴水電站，古道兩頭都被截斷，隻剩下這段山崖上的窄窄台階了。但是在當年，在川藏南線公路（今天的318國道）沒修通之前，這裏就是從巴塘到內地去的主要“孔道”，剛才我們在夏邛古鎮走過來的“茶馬古道”就是通到這裏，這處“孔道大通”石刻，講的就是巴塘事變後這條道路就暢通無阻了。
古驛道順著金沙江二級支流巴久曲從巴塘上到這裏，寬闊的河穀就變成了兩山夾峙的峽穀。穀中怪石崢嶸，十分險峻，“鸚哥嘴”（也叫鷹鴿嘴）就因這些石頭得名。一個多世紀前，1905年農曆三月初一，滿大人鳳全和他帶領的一百多名新式衛隊，就是在這險要之地碰到蜂擁而出的大批“藏民義和團”，結果全軍覆沒，鳳全本人也死於非命。這就是“鳳都護殉節處”的來曆。
而這片石壁的崖刻傳統延續很久，以“鳳都護殉節處”為中心還有不同時期的好幾組摩崖石刻，其中有更早曆史時期藏文佛像經文內容的，已經模糊不清，還有橋下剛才我們看到的“易簡師超”四字，是巴塘事變後趙爾豐的幕僚羅長裿所寫，意為移風易俗、師從班超。羅長裿後來也死於清末“藏難”。
而“鳳都護殉節處”這一組規模最大，包括事變後清末川邊學務總辦吳嘉謨題“孔道大通”、吳嘉謨撰呂秀紳書“築路記”、民初川軍代理分統高德翼題“纜轡澄清”、巴安的漢番僧俗為陸軍中將、統領川邊巡防顧品章刻立的簡傳“遺愛在人”，以及事變前巴塘土司記載同治年間地震救災和重建經過的“德政碑”，還有一通漫漶嚴重模糊不清的“去思碑”等。
“鳳都護殉節處”無疑是鸚哥嘴石刻群代表。它是當年巴塘事變存留的最重要遺跡，而這次事變對“川邊”、西藏乃至全國都影響十分深遠。
巴塘
江孜抗英與巴塘事變
話說20世紀初，具體說就是1904-1915年間，是西藏地方與它的宗主國大清、南邊強鄰英印當局三角關係最為複雜的一個時期。這期間西藏噶廈政府和各地藏人時而與英印及其他西方列強發生衝突，我們稱之為愛國、反侵略鬥爭，時而又與大清朝廷發生衝突，過去我們往往根據改革前的革命意識形態，稱之為官逼民反的“起義”，而現在流行的是把藏人反朝廷看成是“叛亂”和“分裂”。
但是如果藏人同時與洋人和清廷發生衝突，那該怎麽說？
1904年以後的藏區就出現了這種情況。此前清廷剛經曆了庚子國難和辛醜國恥，撞了南牆後清醒一點，對外由搞“洋務”變為學會“外交”，對內也開始大辦“新政”。但西藏地方則如同庚子前的老佛爺，更為封閉保守。當時英印要求通商和劃界，清廷駐藏大臣已經與英方就此簽訂條約，但當時還完全不懂外交的噶廈政府不予承認（十多年後的西姆拉條約則相反，英藏達成“協議”但朝廷不承認），拒絕開放中方已經允諾的口岸，並阻止清廷駐藏官員赴邊境談判劃界。英印遂以此為口實，派榮赫鵬率軍侵入西藏。我們上一篇文章提到的江孜宗山抗英就是這樣發生的。
榮赫鵬侵入西藏
在抗英戰爭期間，清廷也向藏區施壓以強化控製。1903年作為清末新政之一，清廷下令經營川邊，在康區“興辦墾務，招募土勇”，在昌都（察木多）設置駐藏幫辦大臣，其衛隊是新政中接受西式裝備和訓練的“洋裝”新式軍警，武器與軍裝都與藏人熟悉的傳統清軍迥異，卻與他們在西邊遭遇的英軍有點類似。加之當時的新政也不同於清朝的傳統做法，當時就被藏民訛傳為是洋人在中國招募了“偽軍”，與英國人東西夾攻西藏來了。
清末新軍裝束
這樣，當時在清廷看來是為應對英印威脅而強化邊務之舉，在西藏地方卻被視作“東西夾攻”。江孜的“愛國”抗英和巴塘的反清“叛亂”，今天被認為是截然相反的正負能量，當時的西藏老佛爺卻視為愛藏抗英的官軍和扶藏滅洋的藏式義和團，幾乎就是一回事。而麵對這種“東西夾攻”，後來的西藏老佛爺也懂得了同時跟各方開戰行不通，學會了“兩害相權取其輕”。抗英失敗後，藏政府如同辛醜後的清廷，不僅接受了簽約、劃界、通商，還從此開始了以後來的西姆拉會議為典型的三角關係新階段：英藏更願意妥協而朝廷則更為強硬。
這當然是後話了。且說1904年就在抗英戰爭期間，清廷任命滿洲貴族鳳全為駐藏幫辦大臣，率領上麵說的那支洋裝衛隊去昌都赴任。但途經巴塘就住下，滯留了數月之久。
為什麽滯留？有人說是因為滿大人貪圖巴塘暖和低海拔，不肯去高寒的昌都而故意拖延，有人說他其實是奉命在此辦理屯田興墾而逗留。無論什麽原因，鳳大人在此一直待到了1905年4月，直到事變爆發身亡，也終於未能到昌都去上任。
這裏要說明的是，當時康、藏兩地的情況還有些不同。一方麵康區僻處內地，沒有受到榮赫鵬式的衝擊，也沒有通商與劃界問題，但卻頻發“教案”。19世紀末基督教從兩個方向傳入康區，法國人從雲南傳入天主教，英國人從緬甸經怒江、獨龍江，從長江下遊經四川傳入新教。西藏的藏傳佛教有政教合一傳統，對此反應強烈。內地19世紀“教案”頻發，辛醜以後已極罕見，傳教基本算是自由的。但康區卻在此時進入了“教案”高發期，1873-1905年連續發生五次教案，而1905的巴塘教案尤為激烈。
西藏天主教堂
另一方麵，金沙江以東的康區雖然藏傳佛教政教合一的傳統政治影響也很大，卻並不是噶廈政府通常管轄之地。其中以德格、甘孜為中心的康北五縣號稱“霍爾五州”，據說是古代格薩爾的“嶺國”所在，後來又受青海蒙古的影響，是世襲的土司統治區，與衛藏地區的聯係更密切。而以巴塘、理塘為主的康南地區，曾長期受來自雲南麗江的納西族統治，納西勢力南退後，清廷的控製力也較大。理塘、巴塘兩土司雖名為土官，清代卻規定其“照流官例，開缺題補”而不采用世襲製度。但實際上，直到清末以前，朝廷隻向巴塘等地派出“糧員”辦理駐藏人員的糧餉，以及少量駐防軍，正副土司還是代代世襲，朝廷沿例“題補”而已。而糧員與駐防軍官和土司時有矛盾，與正常的土官製或流官製相比，這種“半土不流”的狀態其實更不穩定。
鳳全“殉節”與神父“殉教”
我們剛才在巴塘城內原天主教堂遺址講到，1905年4月2日，巴塘在土司和丁林寺喇嘛策動下發生反基督教的“藏版義和團”暴動，大批喇嘛、僧兵和藏民圍攻、燒毀天主教堂，法國神父蘇利埃（Jean-André Soulié，漢名蘇烈）和穆索（Henri Mussot，漢名牧守仁）都落到了暴動者手裏。
滯留此地的鳳全當即指責巴塘土司要對此事負責，並調動駐防清軍都司吳以忠出兵鎮壓。這滿大人鳳全本是個“治盜能，馭下猛”的狠角色，經常自稱“鳳老子”，開口就是“你把鳳老子怎樣！”來巴塘後也對當地頭人素來傲慢無禮，“聲色俱厲”，“謾罵成性，接見夷目，率肆口無狀”。據說他常以銅煙鬥鍋敲打“夷目”的腦袋，口稱：“戴好你的頭顱，我鳳老子早晚要殺了你們這些蠻狗！”當時的巴塘土司羅進寶與副土司郭宗劄保都是“半土不流”體製下的藏官，本來隻想幹掉幾個法國人，發泄一下憤怒，並沒有想跟大清完全決裂，所以起初是服軟的。
但是等到他們誠惶誠恐來覲見鳳全時。剛愎的滿大人卻劈頭蓋臉把他們臭罵了一通，說要從嚴懲處他們，而且說爾等野蠻人，朝廷現在要搞“改土歸流”，會把你們都平定了，丁林寺隻許住喇嘛300人，其餘1200餘人立即還俗，如不遵允，定行誅戮，趕快回去寫奏折求饒吧。
結果鳳全這一番訓斥火上添油，等於要斷了這些人的後路。這些土司、喇嘛們回去一合計，覺得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鬧起來，第二天暴動者越聚越多，把清軍駐防都司吳以忠和“委員（朝廷委派的官員”）秦宗藩也給殺了。土司們也態度強硬變了臉，不再唯唯諾諾。他們給鳳全傳來最後通牒說，你如果再呆這裏，我們就把你給滅了。鳳全立馬就認慫了，畢竟在人家的地盤上嘛，他所帶衛隊不過百十來人（一說僅五十多人），答應說我們明天就走。於是在1905年4月5日，鳳全帶領他的“洋裝”衛隊往成都方向撤退了。
但不料暴動者一想，鳳全就這麽灰溜溜一個大窩脖的回去了，再添油加醋的稟報，朝廷追究下來我們肯定也沒什麽好果子吃，不如幹脆做了他不留活口。於是他們聲稱鳳全所帶的新式衛隊是“洋兵”，鳳全本人也是為洋人服務的“假欽差”。等鳳全一行出城走到險要的鸚哥嘴，就被埋伏於此的暴民僧兵團團包圍，全部死於非命。
暴動者隨即殺死了兩名法國神父，牧守仁與鳳全同一天遇害，死前他要求饒了他的中國仆人龔文欣一家，但暴動者卻立即把這家人捆起來扔進了河裏。神父的頭被砍下掛在了被焚毀教堂門前。而蘇烈神父被酷刑折磨十多天後，於4月14日在亞日貢村被殺。蘇烈在傳教同時還是個著名醫生和生物學家，是滇金絲猴和大葉醉魚草等多種動植物的發現者，巴黎自然博物館至今保留有他收集的7000多件標本。與蘇烈同事的英國植物學家弗雷斯特逃出巴塘幸免於難，他向國際上報道了這場災難。
此後一些天，暴動蔓延到康區的鄉城、鹽井、維西等地，在鹽井傳教的另兩名法國神父波爾多內克（Pierre-Marie Bourdonnec，漢名蒲德元)、迪博納爾（Jules Dubernard，漢名餘伯南）被殺。總計這次教難中共有10座教堂被燒毀，4名法國神父和數百名中國藏漢等族基督徒遇難——與義和團事件一樣，這種所謂的“反洋教”運動殺害的中國人總是百倍於洋人。但是他們不僅很少被提起，而且即使“平反”後也遠不如洋人“命貴”——事變平息後，清政府向4名法國人賠償了15萬兩（另說12.15萬兩）白銀，而向遇難的眾多中國天主教徒總共隻賠償了9000兩。
另一個相似之處是：從“階級觀點”看，“反洋教”的鼓動者總是尊貴的傳統衛道士（漢地官紳和藏地土司、寺院上層），而被害的中國信徒則如我以前曾分析的，基本都是傳統社會中無所依靠的底層：與庚子教難中慘死的漢地貧雇農信眾類似，與餘伯南神父一起遇害的16戶藏族信眾全是“皈依福音的前奴隸家庭”——用我們教科書上的話說就是“翻身農奴”。
“趙屠夫”血洗巴塘
庚子國變中，慈禧操控拳民屠教民，被殺的99%都是中國人。而官軍殺洋兵的戰果確實比拳民略為出色些，但他們殺拳民的“成就”更比洋兵出彩得多——後來慈禧在八國聯軍麵前認慫，反過來大殺拳民向洋人謝罪。盡管此前迷信“刀槍不入”的普通拳民在洋兵火力下傷亡慘重，但那些猴精的、一點也不“迷信”的大師兄們卻沒有一個陣亡於洋人。而後來在官軍天網恢恢的篼剿下，他們除了少數不知所終外，基本都死於非命。
幾年後的康區又重演了這一幕。巴塘事變消息報到清廷，上心大怒。朝命四川提督馬維騏、建昌道趙爾豐率兵進剿，巴塘大禍臨頭了。
事變發生後，暴動者由正副土司及各鄉村頭人領銜，以當地藏民名義通過唯一幸存的漢官糧員吳錫珍向朝廷遞交了“巴塘番夷公稟”，把責任全都推給鳳全等死者，說這些人是該殺的假洋鬼子，而他們這些暴動者不僅是扶藏滅洋，甚至還是“扶清滅洋”。“公稟”聲稱鳳全等“一切為洋人，全不顧百姓”，是“洋人所派的假欽差”，要將巴塘“盡歸與洋人管轄”：
“鳳大人隨帶兵勇人等到台，隨即吩諭教習洋操，學洋話，行洋禮做作，又私開漢夷百姓老幼男女人丁戶口名冊。……鳳大人與吳統領商辦，將巴塘漢夷百姓僧俗盡歸與洋人管轄是實。……百姓看透此情，故耳不揣有罪，一時錯亂，已將漢官二員及洋人一並誅戮。”
公稟宣稱“此番原為國除害，實出無奈，求乞恩宥善辦”。還威脅說朝廷不得派兵追究，“無生兵釁，如再有差派官兵勇丁進來，則眾百姓發咒立盟，定將東至裏塘，西至南墩十餘站差事撤站，公文折報一切阻擋。甘願先將地方人民盡行誅滅，雞犬寸草不留，誓願盡除根株，亦無所憾”。
這些說法表明，先不論丁林寺喇嘛如何，至少就發出“公稟”的這些世俗土司頭人而言，他們暴動就是要抵製新政，滅絕“洋教”，維護既有的特權地位和利益，而非反叛清朝，更非追求分裂（當然，他們也反對清廷改變舊製乃至改土歸流）。像這樣的說法如果在庚子前，可能正合推翻戊戌變法、煽動拳民仇外的慈禧“上意”。但是這時的慈禧早已變臉，一方麵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以討好列強，另一方麵力推新政、追求自強卻又隻為皇權不顧民權，甚至像後來在四川激起民變的“鐵路國有化”那樣，強推新政而侵害民權。這時候向朝廷發出這種“公稟”，無異火上添油。
在巴塘事變前，位於巴塘-康定間的泰寧（今道孚縣八美鎮）已經因為移民與屯政激發民變，四川提督馬維騏率兵鎮壓。巴塘事變後，清廷更決心動用鐵腕，遂命令馬維騏進軍巴塘。而實際上正如“公稟”所言，巴塘土司並沒有打算真的與朝廷決裂，以扶清滅洋為名殺害手無寸鐵的傳教士和教民、乃至殺害幾個護衛薄弱的漢官並誣指其崇洋媚外，已是其膽量的極限，真與朝廷大軍對抗的勇氣他們並沒有，至於魚死網破到“雞犬寸草不留”更隻是虛聲恫嚇而已。所以清軍一路並未遇到激烈抵抗，便於6月26日占領巴塘。
真正決心對抗的是丁林寺。丁林寺又譯丁寧寺，今稱康寧寺，當時是康區黃教中心之一，有喇嘛1500多人。對寺外信眾也有強大的影響力。與巴塘土司並不上屬西藏噶廈政府不同，丁林寺與拉薩的黃教三大寺有宗教上的直接隸屬關係，俗稱三大寺的“子寺”。當時拉薩寺院的保守排外政策直接左右該寺。而據英國的情報，抗英戰爭期間“拉薩各大寺首領已密令巴塘及各地喇嘛盡殺藏邊漢人及歐人”。顯然，他們抗英、反洋教卻並不愛“大清”，“漢人及歐人”在他們看來也是一回事。
與喇嘛執政、政教合一的西藏不同。在巴塘，土司理論上屬於清朝四川省的“流官”，寺院則聽命於拉薩，屬於政教二元體製。但是基於共同的宗教信仰，二元是“聯盟”的。麵對清末新政和基督教的進入，土司與寺院更是合力抵製。但土司主要是基於興墾移民對自己經濟利益和政治特權的損害，而寺院在此之外還有宗教與“異端”的對抗乃至身份上的直接挑戰：當時鳳全奉命要求丁林寺大幅度“裁員”，隻允許保留300人，其餘1200名喇嘛必須還俗。加上鳳全的“謾罵成性，肆口無狀”，更加激化了寺院的抗拒。鎮壓的清軍出動前，他們就沒有參與向朝廷陳情的“公稟”，清軍入城後，他們仍據寺抵抗，結果遭到殘酷鎮壓。清軍以炮火轟平了寺院，大殿起火，全寺焚毀。喇嘛大半被擒殺，幸存者逃亡各村。馬維騏又派軍“分剿”，史稱“火焚丁林，馬踏七村”。
就這樣，趙爾豐於八月初率領增援清軍到達巴塘後，還嫌馬維騏殺得不夠，說是還有刁民在頑抗，又發動三路進剿，血洗麻多哇、七村溝和亞日貢等地，據說殺了上千人。丁林寺之外，鄉城桑貝林寺和巴塘卻德寺等很多寺院也被摧毀。清軍殺人也是濫用酷刑：把僧人放入寺院內泡茶的大鍋裏煮死後喂狗、把被俘者四肢綁上犛牛“五牛分屍”，還有一些人被用沸騰的熱油活活燙死……。
趙爾豐因此被藏漢各族人民冠以“趙屠夫”的惡名，他後來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四川保路運動中被殺，也被人視為“報應”。
趙爾豐
新政與暴政
就這樣，巴塘教俗封建主的暴行，招致了清廷更加酷烈和擴大化的報複。不僅為首肇事的喇嘛、正副土司都被酷刑處死，“剜心瀝血，以祭鳳全”，而且對民眾的鎮壓也嚴重泛濫。從4個傳教士的死難，到幾百名藏漢基督徒與漢族官員的被害，再到上千“愚悍”的、乃至被懷疑為“愚悍”的僧俗各階層藏人的死亡，冤冤相報，流血越來越多，造成了嚴重的曆史創傷。
趙爾豐以平定巴塘之功，後來被清廷提升為“川邊大臣”（全稱為川滇邊務大臣），屬於省一級封疆大吏。而“川邊”也因此逐漸成為一個特定的行政轄區。在此後的幾年裏，趙爾豐以巴塘為基地，廢除土司，改設巴安縣，後來還一度升格為巴安府，成為“川邊”的行政中心。他以此為基礎進兵西藏，並在所到之處宣布“改土歸流“，全部設縣。從金沙江以西，一直打到波密、林芝、工布江達，直到鹿馬嶺（米拉山口），在工布江達那裏設了一個太昭縣。太昭縣是1951年以前，內地往西藏設置最遠的一個縣。後來民國地圖上西康省的邊界，就是以趙爾豐這次進軍最遠到達處，即太昭縣、鹿馬嶺一帶為西界的。上次我們提到的藏南桑昂曲一帶設置科麥縣，也是這一次進兵的結果。大家看民國年間的地圖，整個昌都都是屬於西康省，它的依據就在於此。
但是實際上民國年間的絕大部分時期，國民政府控製不到那裏，之所以把西康省的邊界劃到那裏，就是由於趙爾豐曾經出兵到過那裏。趙爾豐經營西藏，就是以巴塘為基地。宣統三年即清亡的那一年，趙爾豐正式建議成立西康省，其疆界範圍大致就是原來川滇邊務大臣控製的地方，也就是雅安以西、金沙江以東的這一片地方，包括現在的阿壩州大部、甘孜州，再加上他力圖控製的金沙江以西包括太昭等地。
趙爾豐改土歸流，興墾移民，招商辦廠，設置府縣，籌備建省，應該說還是符合清末新政與民初的發展方向的。丁林寺被毀後他在原址上搞了個皮革廠，產品據說還在“南洋勸業會”上展出受到好評，這應該是康區近代工業與經濟外向的起點了。但也毋庸諱言，作為滿清的酷吏，趙爾豐統治的殘暴和血腥也是無法掩蓋的。
今天我們從改革時期重新修複的康寧寺，沿茶馬古道上的當年教堂遺址和土司官寨廢墟，直到鸚哥嘴懸崖下鳳全“殉節”石刻，重溫那段曆史，令人不勝感慨。D製下的“新政”與暴政並不互為否定，正如藏人之被屠戮令人同情，但寺院與土司保守勢力煽動排外屠殺也不能為之辯解一樣。也正如在幾乎同時的內地曆史上，慈禧對拳民先利用後屠殺，固然應該譴責，但被利用的拳民之愚昧和野蠻也必須批判。我們不能以一個極端去否定另一個極端，或者為譴責一種罪惡而讚揚另一種罪惡。
辛亥革命（在四川是保路運動）時，趙爾豐作為“屠夫”和“民賊”被四川民眾（也就是漢族民眾）處決。過去的革命史觀都認為趙爾豐“反革命”該殺。而被趙爾豐鎮壓的巴塘“反洋教”暴動，那時就像內地的義和團那樣被視為“起義”。而今天的“保守主義史觀”就反過來了，說當年的辛亥是一場激進主義災難，而趙爾豐是無辜的，他鎮壓巴塘的“民族分裂主義”更是大功勞，甚至是“民族英雄”。
其實說趙爾豐死的冤確實不無道理，他當時內心並不讚成朝廷的“鐵路國有化”，鎮壓保路隻是朝命難違，而且後來他還辭職了，並沒有頑抗革命。他在革命後的混亂中被殺是有悲劇的成分。但為他適度鳴冤也不至於說他一切正確，甚至封他為“民族英雄”。趙爾豐之兄、前清遺老趙爾巽後來修清史稿，也為他立傳稱冤。但正是這個傳提到革命後成都混亂中發生兵變，“全城無主，商民請爾豐出定亂，因揭示撫輯變兵。”也就是說趙爾豐辭職後曾經又想“複辟”，並不像有些鳴冤者說的那麽安分於林泉，革命者說兵變是他搞的，可能冤枉，但在混亂中怕他乘亂複出而將其處決，也並非不可理解。
而且無論如何，辛亥革命者並沒有因為懲罰了“民賊”、“屠夫”趙爾豐，就轉而去歌頌被趙爾豐鎮壓的巴塘“反洋教”暴亂。相反，除了屠殺之外，趙爾豐的其他川邊新政，民初仍然是沿襲的。今天我們如果因為譴責巴塘暴亂，就把趙爾豐捧成“民族英雄”，那不是比辛亥時代的人們要更加偏頗極端嗎？巴塘暴亂打的是“反洋教”旗號，正如那份土司“公稟”所言，他們聲稱自己是扶清滅洋，有如義和團，雖然愚昧殘暴該罵，但與義和團一樣不能說是“民族分裂主義”。他們維護舊製反對新政，也與滿漢頑固派剛毅、徐桐者流一樣，可惡但不能說是“分裂”。畢竟反對清廷的某項政策並不等於反清，更不等於反華。作為土司他們肯定反感改土歸流，但清廷令趙爾豐正式推行改土歸流是在鎮壓事變之後，此前隻是醞釀而已。如果這時反對改土歸流就算分裂，那全國各地曆代土司除了少數主動要求改流者外，就都是“民族分裂”者了。
這是就土司而言。至於丁林寺的反叛喇嘛，拉薩當局密令他們“盡殺藏邊漢人及歐人”性質當然更加嚴重。但榮赫鵬戰爭期間發布這種密令的拉薩當局，如今卻被我們稱為愛國者，江孜抗英殺“歐人”更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那麽奉拉薩“愛國”當局之命行事的丁林寺喇嘛怎麽卻成了叛國分裂者？殺歐人是愛國，殺漢人是叛國，那丁林寺算是既愛國又叛國嗎？實際上，當時的丁林寺殺漢（滿）官和殺法國傳教士以及一般基督徒確實是嚴重的地域-宗教排外暴行，但用“愛國”和“叛國”來定義卻並不合適。
總之，巴塘事變的排外暴行應該平定，但鎮壓者趙爾豐更加殘暴也是事實，他鎮壓的也不是“分裂主義”，就算安定地方有些貢獻，也不至於成了“民族英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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