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從前有個小陶園
2023年3月
1. 引子
1999年底，我應蘇州大學邀請去講學，順路回到老家南京，住在由早年的學生宿舍九舍和十舍改建而來南苑的招待所。12月23日攜妻女重訪了夢魂縈繞的小陶園。那天是一個隆冬的陰天，我們從南苑步入陶園，隻見天是灰蒙蒙的天，地是灰蒙蒙的地，天地之間是灰蒙蒙的小陶園。小陶園裏顯然還住著人家，但我們幾乎沒有見到一個人，展現在眼前的小陶園是如此的淩亂、破敗和醜陋，令我難以置信。
這怎麽會是那個我曾經度過了10年幸福青少年的地方？在我的記憶裏，這是一個美麗無比的地方，陽光明媚，綠樹蔥蔥，幹淨整齊的聯棟樓，還有樓前樓後的花園和菜地。還有許多我兒時的玩伴，呼朋喚友的叫聲，活蹦亂跳的身影。
而今一眼看去，小陶園就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墳地，埋葬著我和我們那一代人的青蔥歲月。
2. 青少時的樂園
1955年9月我小學二年級時，父母從原先居住的南秀村7號附4號搬到了小粉橋5號附15號。小粉橋5號院，俗稱小陶園或小桃園，是金陵大學時期修建的為教師居住的一個大院子。其朝東開的大門在小粉橋街上。小粉橋與中山北路大街平行，僅有一街之隔。所以小陶園堪稱鬧中取靜。院子的其它三麵都與南京大學的南苑學生宿舍毗鄰，但有圍牆隔開。一進院子，右手邊是一塊竹林。進門後左右手各有一棟金陵大學時期修建的二層樓大屋頂的單身女教師宿舍和單身男教師宿舍，俗稱南、北樓，也是5號附1號和附2號。然後是一大片草地。草地邊有一棵大杏樹和一棵李子樹。北樓的西麵就是兩棟獨立的平房和三排聯棟屋，住著20多家南京大學年長的教授們。這些住房被各色大樹點綴著，有高大粗壯的白樺樹和橡子樹等。院子裏還有一口水井。
第一棟平房是附3號，住著曆史係的一名所謂的老革命，叫李仲融。他有兩個女兒分別叫李瑞蓮和李慶蓮（之前住的是中文係的管雄教授，其小女兒叫管信怡、最小的兒子叫管嗣昆）。第二棟平房是附4號，住的是中文係戲劇專家陳瘦竹教授家，夫人沈蔚德，有一女兒叫陳玫和小兒子叫陳誌俊。（這之前是外文係英文教授黃衡一，有兒子叫黃森）
附5號是最北一排聯棟屋的第一段的第一家，住的是外文係英語教授沈同恰家，夫人吳挹琴，有二子四女：大兒子沈逢吉，大女兒沈渝來，二女兒沈秀來，三女兒沈清來，二兒子沈逢祥和小名叫必必的小女兒沈泰來。附6號是這排聯棟屋的第二家，住著外文係英文專家陳嘉教授，夫人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黃友葵，有一兒一女叫陳凱先和他姐姐陳勵先。附7號先是住著孫叔平家，他做過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因反右不力，貶為哲學係教授，有兩個女兒孫小平和孫一平。他搬到小粉橋1號後，附7號住的是南大總務處長曹沛然，夫人姓王，兩人均為所謂老革命，有三女和一小兒子曹力前。這排聯棟屋的最後一家即第四家附8號住的是曆史係蒙古史專家韓儒林教授，夫人鄭味虛，有二子一女，兒子為韓朔眺和韓朔瞭，最小的是女兒韓朔睽。
隔一口水井，是接著的那排最北一排聯棟屋的第二段。附9號一樓是該段最北麵的連棟屋的第一家，早先是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小緣家；李小緣上吊自殺離世後，住的是外文係法語教師鄭永康，夫人洪銅是中國電影話劇奠基人洪深的女兒，有大兒子鄭維，女兒鄭滿和小兒子洪森。附9號二樓住的是曆史係太平天國專家羅根澤教授，小兒子羅芃及哥哥羅英和兩個姐姐，其中一個叫羅蘭。羅根澤教授搬走後不久在其新住處跳樓自殺辭別了人世。之後住的是地理係李海晨教授，夫人黃小雅，有三子一女，大兒子叫李斯複，二兒子叫李寧，小兒子叫李惟德。附10號一樓住過的化學係分析化學教授高鴻院士，夫人姓李，有一女高苓二子高坪和高明。高鴻教授調去西安後，地理係沈汝生教授入住，有一女一子沈光亞和沈光歐。附10號二樓地質係孫鼐教授家，有大哥孫渝生，獨生女孫培生和小兒子孫福生。
然後是三排聯棟屋的中間一排的第一家附11號，中文係劉繼煊教授家有劉翔千，劉慶生，劉慰生，劉建生和劉桐生。劉繼煊教授投水自殺辭世後，家人從該住處搬出，其後住的是外文係英文教授朱一桂，曾被打成右派，夫人錢蓮蓮，有七個女兒名為朱忠瑤、朱忠琇、朱忠琴、朱忠玥等。第二家附12號是地理係海洋學專家楊懷仁教授，夫人姓王，二子楊寶平和楊寶章。附13號是地質係張祖環教授家，有子女數人，大女兒張思寧，最小的女兒是張思敏，張家搬到小粉橋1號後，搬進來的是體育教研組的鍾季卿教授，前妻及孩子死於江亞輪爆炸沉沒事件後，續弦小姨子周明山。生二女鍾鳴和鍾小光。附14號是外文係英文教授郭斌龢，其小兒子名為郭喜孫。附15號就是我們家。附16號是這一排的最後一家，住著外文係的英文教授華林一，家有兩兒一女，大兒子有神經病，二兒子叫華富源（服遠？），小女兒名為華幼卿。
三排聯棟屋的最南麵的一排的第一家是附17號，住的是化學係有機和高分子專家李景晟教授，夫人汪蘅，有四女三子，李宛、李玄、李璠、李黃、李柏生、李寧生（後改名李進）和李維民。附18號是中文係方光燾教授家，有二子一女，大兒子方琪，二兒子方洪和女兒方華。附19號是曆史係英國史專家蔣孟引教授，夫人陳吾芳，二子四女，大兒子蔣澤雄是個啞巴、女兒蔣以立、蔣以文（華羅庚的媳婦）、蔣以亮、蔣以亭、以及小兒子蔣浩林。附20號是曆史係清史及嚴複專家王栻教授，夫人陳秀梅，五子，王孫尹、王孫羽、王孫禾、王孫鹹（上學後改名王鹹）和王小平（上中學後改名王平）。附21號先是中文係王氣鍾教授家，小女兒王學昀（前夫高行健）。後來是數學係周伯勳家，夫人王姓，二子一女，大兒子周智光、女兒周美光（文革中改名周紅光）、小兒子周偉光。最後一家是附22號中文係陳贏教授家，夫人顧心愉，三子一女，陳遊、陳預、陳慰、和小女兒陳曙。
每家屋外各有自己的前院和後院。我們家的前院有兩塊花圃。一塊是緊貼著南牆的，裏麵有一棵無花果樹和幾棵玫瑰花，還有美人蕉和其它每年種的不同的花。這塊花園的南麵是供這排聯棟屋各家行走的灰磚鋪設的小路。花園的東麵是和鄰居共同使用的走進正門的灰磚路。這塊小花園的再南麵，隔著那條東西向的灰磚路，是我們家的又一個小花園，在那裏有一個葡萄架和一棵小石榴樹外，還種著其它的花。後院圍繞著一個化糞池是一片菜地。從小學到中學，我在那塊菜地上種過各種瓜果蔬菜。
南麵兩排聯棟屋各家屋內的格局也大同小異。從正門進來朝南的房間是客廳，然後一間朝北的房間是飯廳。二樓有三件臥室，其中兩間較大，一間朝南一間朝北，還有一間極小的朝南的臥室。三樓是個閣樓，本該是儲藏東西的，但因為有一扇朝南的大窗戶，所以靠近窗戶的地方也可以放一張書桌和一張單人床供一人居住。正對著一樓的正門，通過一個通道，有一扇向北開的腰門。腰門外是一個長方型的天井，天井的兩邊是兩堵上花下實的牆把鄰居的天井隔開。穿過天井就進了所謂的下房。下房由三間房間組成，主體是一間廚房，另有兩間小房間，一間供傭人住，另一件是堆放茅草和儲藏其它與做飯有關東西的小房間。廚房裏有一個兩口鍋的燒茅草的灶台。廚房的北麵還有一扇門，是每棟聯棟屋的後門。
1955年秋，我們家搬進附15號後，我很快就和院子裏其他年齡相近的孩子們玩到一起去了。他們是：李景晟教授家的李維民、李寧生、李柏生和李黃，蔣孟引教授家的蔣以文、蔣以亮、蔣以婷和一個小弟弟，王栻教授家的王孫禾、王鹹和王平，陳贏教授家的陳蔚，劉繼煊教授家的劉慰生、劉建生和劉桐生，沈同恰教授家的沈逢祥和沈泰來，陳嘉教授家的陳凱先，羅根澤教授家的羅芃，孫鼐教授家的孫培生和她哥哥和弟弟，還有後來搬進來的鄭永康和洪銅家的鄭維、鄭滿和洪森，張祖環教授的女兒張思敏，等等。有些孩子隨父母搬進陶園，不久又隨父母搬到了別的地方。
玩伴們在小陶園度過了他們歡樂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夏天的南京雖然炎熱無比，可那是孩子們玩瘋了的季節。放暑假了，有的是瘋玩的時間。爬到樹上去抓天牛或金殼郎，然後用一根線把天牛或金殼郎拴住，就可以用手牽著它們飛。
知了有多種玩法。首先，用一根長竹竿，把竹竿細的一頭裹上麵筋，就可以去樹上粘知了，把粘粘到的知了捏在拇指和食指間，知了就會叫起來；如果不叫，就用另一個手的食指去刺激它肚子上的響板，一般都能成功讓其鳴叫。其次，晚上在樹枝上可以找到尚未蛻殼的知了，抓回家來放在窗戶的紗窗上，能看到金蟬脫殼的全過程。或者，用一把鏟子把地上的土削掉一層，然後尋找圓圓的知了洞，用一根細長的稻草把藏在洞裏的知了幼蟲引出來。據說洗幹淨後用油一炒，十分美味，像炒大蝦一樣。這最後一個玩法是王孫和的拿手好戲。
白天太熱的話，就聚集在一個人家下棋打牌。不是太熱的話，就可以去捕捉蜻蜓、螞蚱、蟈蟈等。最好玩的是鬥窸窣。翻開牆角的斷磚破瓦或石頭，就可能抓到公窸窣。把它們分別放在一個墊了一層土的罐子裏蓋上蓋子就可以養起來。然後找到玩伴養的窸窣去較量一下，看誰的能戰勝對方，張開翅膀鳴叫起來。窸窣如不聽從使喚，那就需要用一根窸窣草，把截麵為棱形的草莖的一頭撕開成毛須狀，用它去驅趕窸窣。
吃過晚飯後，溫度降下來很多，那是一天最好瘋玩的時候。最先吃完晚飯的幾個孩子就開始沿著各家各戶唱起來：“躲貓兒哪個來？三十六節哪個來？”沒吃完飯的孩子一聽到同伴的呼叫，立刻魂被牽走，三口並兩口地把飯吃完跑出來玩。人數一旦夠了，就可以玩躲貓貓或玩官兵捉強盜。後來的可以隨時加入。玩累了，各人拿出自家的席子來鋪在草地上，大家看天上的繁星，比劃著哪個是大熊星座，哪個是小熊星座，哪顆是北鬥星，海闊天空地聊天講故事，直到夜深了，天氣完全涼爽下來了，才各自回家睡覺。
冬天，放寒假了，要過元旦更要過春節，除了能吃到一年中隻有這時才能吃到的各種好吃的東西外，也是瘋玩的好時光。特別是下了一場大雪之後。50年代的南京，冬季常常下大雪。雪過天晴，孩子們紛紛從家裏跑出來，滾雪球，堆雪人，分成兩隊打雪仗。或者把路上的雪踩緊，猛跑幾步，就可以滑行一段距離。一邊滑，一邊還可以伸開雙臂，張開雙腿，作出一個造型來。年紀小點的劉建生說這姿勢是“大”字形，年級大點的陳凱先卻說不對，是“太”字形。這當然不是每個孩子都能意會的；年級太小的，特別是小女孩，也許就不得要領。孩子們玩得不肯回家。直到吃飯被叫回家時，才發現眼睛已出現了雪盲，看什麽都是白白的紅紅的。
春天和秋天是上學的季節。幾乎所有孩子都是上南師附小。這是南京大學（校址為原金陵大學）和南京工學院（校址是原中央大學）的教授家庭最喜愛的小學，離小陶園有步行20多分鍾的路程。早飯之後，大家相約著去上學。走出小陶園的東大門，左拐幾步路後穿過小粉橋二八巷，越過中山路大街，沿著吉兆營向東直走，路過一個回民的清真寺，或左轉到丹鳳街再右轉上大石橋，或直走變成衛巷後再左轉經新安裏到大石橋右轉，過進香河上的一個拱形的石橋，就到學校了。那時的學校功課不緊作業也不多。放學後、星期天、節假日，有的是瘋玩的時間。男孩子們玩打梭、鬥拱、摔跤。女孩子們踢毽子、跳牛皮筋、踢瓦跳房子。女孩子中也有比較“野”的，喜歡玩男孩子的遊戲。這些比較野的女孩子在學校裏大都是“運動健將”。
打梭遊戲是在一個開闊的場地上挖一個八寸左右長的紡錘型的淺坑，再用剝掉樹皮的樹枝做兩根比手指粗些的棍子，一長一短，分別為一尺和五寸長的樣子。短的叫“梭子”，長的叫“挑子”。玩這個遊戲，最少要兩個人，多幾個人也行。甲方把梭子橫跨在紡錘型淺坑上，用挑子插進淺坑，使勁把梭子盡量挑到遠處，然後把挑子橫放在淺坑上。乙方站在梭子落地的地方，把梭子瞄準淺坑上的挑子扔回，如擊中挑子，乙方就贏了，就獲得了扮演甲方的角色去挑梭了。如沒有擊中挑子，很可能離挑子很遠，甲方就用挑子去測量梭子落地處離淺洞有多遠。一個挑子的距離叫“一梭”。累計下來，就是甲方贏得的積分。甲方也因而獲得了第二次打梭的機會。第二次，不是挑梭，而是打梭。把梭子和挑子都拿在一隻手中，然後把梭子向空中一扔，用挑子把空中的梭子盡量打遠，這個較前的挑梭要難一點。如果挑子沒有擊中梭子，甲方就要讓位給乙方。如果乙方仍然沒能用梭子擊中淺坑上的挑子，甲方就獲得了更多的積分和第三次打梭的機會。第三次及其後的打梭的方式最為困難。甲方把梭子斜放在淺坑的任何位子，用挑子去彈擊梭子的一端使梭子向空中彈起來，再用挑子去打擊空中的梭子，把梭子打得越遠越好。這個遊戲十分簡單而非常好玩，隻是玩完之後，回到家裏，父母就要提醒把手洗幹淨。
鬥拱（二聲）也叫鬥雞的遊戲最少也要兩人，但兩個人玩不是很好玩，人要越多越好。所有人按年齡大小、個子高矮、體格壯弱均勻分為兩隊。每個人用一隻手把一邊的腳扳到另一隻腿的膝蓋之上，這樣被扳起的腿的大腿和小腿就形成了一個以膝蓋頭為主體的可以攻擊對方的三角型的平麵，叫作“拱”。剩下一隻腿供單腿站立和跳動用。攻擊對方的目的是破壞對方的“拱”，使形成對方拱的手和腳分離。一旦一個人的手腳分離，沒有了拱，就算被擊斃而戰敗了，不能繼續參加戰鬥了。敵對的兩人相交，可以正麵地以拱對拱地鬥，也可以從側麵或後麵出擊。可以捉對廝打，也可以幾個人圍攻一個人。身高體壯的比較上算，易占優勢。要想戰勝這些有優勢的，唯有圍攻可能湊效。兩隊混戰一場，如果一個隊的所有隊員都沒有了拱，這個隊就輸了。這個遊戲也是非常簡單而十分有趣，而且有明顯的運動功能，玩一會兒，就可能一身大汗，累不可擋。有些隊員失去了拱是因為體力耗盡，無法抱著拱單腳跳躍了。
跳房子是用粉筆在地上畫一長方形，內有大小不同的格子；然後找一塊瓦片，用單腳跳著去踢瓦片，不能用力過度、也不能用力不夠，要正好準確地把瓦片踢到下一格，不能出界；最後按規定的路線把瓦片踢出來就算贏了，如果在任何一格中出界就輸了。
春末，果子熟了的時就去爬樹摘杏子李子和采桑葚。秋天，金大時期從美國人引進的北美橡子樹結滿了橡子，落在地上，男孩子們稱之為毛栗子。打所謂“毛栗子”仗是男孩子們喜愛的遊戲之一。參加遊戲的分為兩組，以整個院子為戰場，用毛栗子做子彈去打擊對方。另外每家大門前的台階最上一層是和緊鄰的台階並在一起的，大小高矮與乒乓球台相近，所以架上一根竹竿算作球網就可以打乓乓球。
……
3. 文革之中重訪
1966年8月底
1965年高中畢業後，我入學西安交大，告別了小陶園。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我迅速地站到了廣大革命群眾的對立麵，在學校被孤立了起來。1966年8月底，我回到了南京，回到了從1955年到1965年居住了十年的小陶園，那個度過了美好的青少年時光的地方。
然而小陶園已是麵目全非了。現在，記憶中過去的一切，仿佛是發生在另一個世紀、另一個星球上的地方。我沒有見到任何當年的玩伴。年長一些的固然是不知了去向。可也沒有見到任何玩耍的年紀小的孩子們。
父親於1966年6月9日赴湖南常德興建南京大學中南分校。不到一個月後，即1966年7月1日，就被勒令返回南京大學參加文化大革命，接受批鬥。當時全國的大學校裏，教授一律是“反動學術權威”，校係負責人則一律為“走資派”。父親便不由分說地成了“雙料牛鬼蛇神”。
父親一介書生，終日忙碌著他手頭那些學校和係裏的事情，哪裏能明白眼前突然出現的巨變？他從湖南南大中南分校回到南京時，正是省委派了工作組進校來批判這些“反動學術權威”和校係各級“走資派”的時候。父親幾次要求與數學係工作組副組長申振鐸談話，想說明一下他的工作都是校黨委和係總支布置下來的，怎麽能讓他承擔全部責任呢？可是這個申振鐸一次也不答應。父親被弄得嚴重失眠，以致有些神經失常了。他自我保護地封閉了起來，整日昏睡。
父親想來想去，不知道自己什麽地方做錯了，以至於遭到如此嚴峻的對待。那時二姐姐因二姐夫去英國曼徹斯特留學了而住在父母家裏。她見父親神情恍惚，十分著急。她把外麵發生的事情說給父親聽，把大字報上的內容抄寫或轉述給父親，父親聽了半信半疑。他對二姐姐說，他大概是用錯了人，特別是他手下那個管賬的人可能瞞著他貪汙了。二姐姐見無法讓父親開竅，就決定帶父親乘一輛三輪車去莫愁路那裏的南京中醫院看病。為了讓父親了解外界發生的事情，二姐姐特地請三輪車車夫繞道南京的市中心新街口，然後沿漢中路西行去中醫院。新街口一代果然熱鬧非凡，到處都是大字報大標語，還有圍觀遊街示眾的人群。特別使父親觸目驚心的是那些要揪出南京市委書記彭衝和打倒彭衝的標語。這名南京市市委書記文革開始後是江蘇省委派駐南京大學的工作組組長，是一位父親敬重的人。
在中醫院二姐姐找到了著名中醫鄒雲祥大夫。鄒雲祥大夫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幾名有真才實學的中醫，遐邇聞名，治愈了無數的病人。鄒雲祥大夫果然不是凡人。他給父親號了脈，交談了幾句，又聽二姐姐描述了一下父親的“病情”。他立刻就明白了，這個“病人”什麽病也沒有，隻是因為一直埋頭工作，忙於籌建中南分校和研製165計算機等事，對世界上發生的事知之太少，所以一時給弄糊塗了。他於是大筆一揮，診斷父親的病為“經絡不通”，給了休息十天的假條。謝天謝地，天下西醫之外，還有中醫。否則讓西醫大夫一看，測體溫、量血壓，驗血、透視，一切正常，那裏能作出“經絡不通”的精準診斷來！
父親開了眼界，親眼看到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又得到了十天的休息，精神逐漸恢複得比較好了一點，但仍然談不上正常。我8月底回到南京的家裏時，發現父親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了。他整天不說話，一有時間，就躺在他書房裏的那張高鐵床上昏睡。
那時江蘇省委派駐南京大學的工作組已撤離了學校，南京大學的校黨委已被打倒。學校裏各係各單位各自為政。小陶園院子裏附3號的曆史係的那個叫李仲融的所謂“老革命”帶領著一群尚不懂事的教授子女組成了紅色恐怖隊，夥同學校裏其他的造反派們一起每天逼著這些教授們勞改、寫勞改日記和認罪書。
可是父親那時已喪失了思考和寫作的能力。他不願意去想去寫，也不知道該怎麽去想去寫這些東西。他坐在他書桌前的椅子上，終日低著頭，專心扣指甲。他書房裏有一張他喜愛的高鐵床，那本來是為了他開夜車方便放在那裏的。記得當年在家生活時，常常淩晨推開父親書房的門，滿屋香煙的煙霧就衝鼻而來，父親躺在高鐵床上打著呼嚕，書桌上的台燈依然亮著。現在，這張鐵床就是供他昏睡的地方。
二姐姐看到這個情景非常著急。父親第二天如果交不出勞改日記和認罪書，就又要遭受紅色恐怖隊的訓斥和虐待。這些日記和認罪書並不難寫，都是由一些陳詞濫調的套話堆砌而成。二姐姐口述，要他寫下來，可他就是寫不下來，甚至寫不了幾句，就又躺到高鐵床上昏睡著了。二姐姐沒有辦法，隻好給他起草好，然後強迫他抄寫一遍。
9月上旬，我在南京沒住幾天就告別了生活了十年但如今變得十分陌生的小陶園，返回了西安。我當然不會知道，這隻是一場噩夢的開始，這場噩夢將持續十年，把我、我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帶進無底的深淵。
我離開南京父母家後，南京大學的運動又升級了。父母作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不但要每天勞改，寫勞改日記，交代問題，寫認罪書，挨批鬥外，父母的家也被抄了，客廳裏也貼滿了大字報和標語。
聽說，年幼一些的孩子們正在遵從聖人的教導，在附3號的所謂老革命李仲融的教唆指使下，在小陶園裏成立的“紅色恐怖隊”簡稱“紅恐隊”，高呼著“紅色恐怖萬歲！”正在革鄰居的命、甚至造父母的反，在小陶園製造紅色恐怖。這個院子裏住的不是“反動權威”就是“走資派”，統統是革命和造反的對象。孩子們忙著製造“紅色恐怖”，哪裏會有時間再去玩那些“小資產階級”的遊戲？按當時仍然住在小陶園的一個當年的玩伴所說，在那場現實生活中的大遊戲裏，孩子們實際上分成了兩類：低了頭悶聲不響的和緊跟聖人教導去作惡的。這位當年的玩伴說，那實際上是有教養和沒教養的區別，是道德上的高低和性格上的優劣的區別。不過，所有尚未高中畢業上大學的小陶園的孩子們殊途同歸，後來都統統被聖人送去上山下鄉了。
陶園裏就是那些平日裏默默無聞的某些教授太太們，這時也跳了出來，爭先恐後來表白自己是如何革命和緊跟聖人的教導。據一名當時仍住在陶園的玩伴回憶，為了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丈夫和家，她們開始互相撕咬、與鄰為敵，露出猙獰的麵目來。可悲的是，她們統統失算了，她們既沒能保住自己，也沒能保住她們的丈夫和家。到頭來，她們什麽也沒有得到，隻可憐喪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線，暴露了中國知識分子性格上軟弱和甚至陰暗的一麵。
破四舊和抄家之風已開始彌漫全國的高等院校，小陶園裏教授們特別是文科的教授們正忙著在家裏偷偷地燒書，先自行焚書而後再被他人來活埋吧。每家的客廳裏原本都有一個壁爐。1949年後，由於燃料短缺，一切定量供應，這些壁爐就再也沒有用過了。現在正好，那些多年沒有冒煙的壁爐的煙囪又有氣無力地冒起了一縷青煙，空氣中可以嗅到焚燒紙張的獨特的氣味，那和廚房裏燒茅草從廚房煙囪裏飄出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知識就是罪惡！那些將引來無窮禍患的書籍和講稿，無論在學術上有多少價值，都趕快偷偷地燒掉吧。
1966年11月
我借著大串聯的風潮，從1966年10月到11月，遊轉了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北等地，於1966年11月上旬帶著滿身的虱子，蓬頭垢麵地又回到了南京小陶園裏的家。二姐姐和母親讓我即刻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脫了下來，扔進了一口大鍋裏去煮。毛衣煮好後拆成了毛線重新再織成毛衣。我洗了個澡，換上了一身幹淨的衣服，頓感離開了混沌的世界回歸到了文明。
家中的情況似乎比夏天要平靜一些。平靜不是來自外麵的，外麵仍然是小陶園裏的紅恐隊、居委會、父親工作的數學係的造反派、母親工作的幼兒園的造反派，等等，等等。平靜是來自自身的。大家都多多少少接受了現實。
和陶園園中其他教授家一樣，我們家也已經曆了抄家的洗禮。普遍抄家的起始目的本是要“破四舊”，但什麽是四舊的定義就比較隨意了。就我們家而言，他們家實在沒有什麽四舊。父親是學數學的，家中不過有些數學方麵的書籍。不像那些學曆史、學文學、學外文的，家中難免有不合聖人思想的“封資修”的東西。再說，父母兩家的背景其實都太貧窮了，家中沒有任何奢侈品，金銀首飾、古玩字畫等一概沒有。
家中唯一有價值的是兩代人收集的幾大本郵票。父親從小就愛收集郵票。我本人從小也在父親的熏陶和教導下學會了收集郵票。父親說，收集郵票可以學到很多知識，郵票中有曆史、地理、藝術、文化等等。而且，集郵花錢不多，甚至可以不花錢，隻要持之以恒，就會有所收獲。比如，一套新郵票發行時，買下幾套，寄信時請對方把郵票隨回信寄回來。可以與其他集郵愛好者交換，也可以向不集郵的親朋好友索要。然後，用水侵泡信封上貼有郵票的部分，將其泡軟泡透後，小心翼翼地把郵票從信封上分離開來，晾幹，壓平，夾進集郵冊裏。當把一套郵票收集齊全了時，心中的喜悅，隻有集郵愛好者才能享受到。
那時，南京新街口郵電局有一個專門供集郵愛好者買“蓋銷票”的窗口。所謂蓋銷票，就是郵局把過去發行的沒有用過的郵票蓋上郵戳後成套地以遠遠低於麵值的價格賣給集郵愛好者。這個窗口前永遠聚集著一堆一堆的集郵愛好者，他們切磋集郵心得，交換郵票等等。那是我上中學時常去的一個地方。
沿郵電局大樓右手邊的一個小巷子向西走進去，就是當時著名的攤販市場。攤販市場是父母明確指出不讓我去的地方。可是受好奇心的驅使，我還是瞞著父母去了。好奇心之外，也是因為郵局為集郵愛好者開的窗口前的人告訴我，攤販市場裏有一排買賣郵票的攤子。果然，我在攤販市場裏看到了那些攤販每人有一張桌子，上麵放著大本大本的集郵冊，一邊收購一邊販賣，也可以以物易物地換票。我向父親描述後，父親曾嚴厲地對我說過，絕對不可以和那些人來往。
父親出生於清朝滅亡之際，他從他的父輩那裏就收集到了清朝發行的郵票。到了六十年代，這些清朝的郵票就成了他們集郵本中的珍品。特別是那套清朝發行的中國第一套郵票，綠、紅、黃三張一套的大龍郵票，上麵印著“大清”兩個字。
民國時期的郵票也有一大本。父親說，最珍貴的是兩張“雙圈”票。所謂雙圈票指的是一張孫中山頭像的小郵票。頭像的正上方有一個國民黨黨徽，其中的圓圈應該是個單圈的環而不是雙圈的環。所以，雙圈票發行後不久就因為這個錯誤而停止發行了，已經印好的也被銷毀了。留在市麵上的雙圈票就成了集郵愛好者搶手的稀罕之物了。另一套父親驕傲無比的收藏是一套首日封的航空郵票，它記載了中國第一次用飛機運送郵件的曆史。
所謂首日封，就是在郵票發行的那一天蓋上當天的郵戳。某些郵票的發行日是定在相關大事件的發生的同一天的。大的郵局一般有專門為集郵愛好者提供的首日封。首日封郵票因為蓋了郵戳，就不能再做郵票使用了，所以一般其售價比新郵票要便宜一些。有的是把新發行的郵票貼在明信片上再蓋上當天的郵戳寄給自己或可靠的朋友，有的是把郵票貼在寄給親朋好友的信上，信中再囑咐親朋好友把整個信封寄回來。因為首日封的數量遠遠少於該郵票的發行量，所以假以時日，它們在集郵市場上的價格就會不斷飆升。我和父親手頭頗有不少其它的首日封郵票。
我和父親收集了1949年後發行的所有特種郵票和紀念郵票，一套也不缺，一張也不少。我們還有一本是收集到的1949年前所謂解放區發行的郵票。另外，我們還有兩大厚本的外國郵票，有來自很多國家、印有很多種語言的。其中有菱形的，還有十分罕見的三角形的。
母親輕描談寫地告訴我，集郵冊都被抄走了。我聽到後沒什麽反應。“這算的了什麽？”我想，我一路串聯旅行，所見所聞，曆史文物都被摧毀了，名勝古跡都被砸爛了。各個曆史時期的郵票各個國家的郵票當然不可能都來反應當代中國聖人的光輝思想，所以都可以把它們當作反動的東西去徹底摧毀掉，就像走進了一個博物館，該摧毀的四舊和封資修的東西就太多啦！
然而，我和父親的這些集郵冊看來並沒有被摧毀。1978年聖人歸天後，按當時的政策，所有抄家的物品都應物歸其主時，這些集郵冊已不翼而飛了。據二姐姐說，學校賠償了父親600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從何而來，那就隻有天知道了。父親那時忙著他一生好不容易又獲得的工作機會，正在日以繼夜地創辦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係，沒有去追問集郵冊的事。也許是他太忙沒有精力去過問，也許是他早已對這些逝去的東西不感興趣了，也許是他心存餘悸，有誰敢去和從來都是光榮偉大正確的聖人的黨去計較這些東西？再過幾年，二姐姐驚訝地在廣州拍賣會上看到了那些天價的大龍票、雙圈票、三角形的郵票等。二姐姐驚叫到：“這不是我們家的郵票嗎？”父親聽後，幹咳了幾聲，淡淡地說，“也可能是別人收集的。”
家中還有一樣東西稱得上比較值錢。那就是一輛簇新的女式鳳凰牌自行車。嚴格地講，這部自行車不是我們家的。它是二姐姐結婚時，二姐夫送的禮物。二姐夫1965年去英國曼徹斯特留學後，二姐姐從二姐夫家回到父母在小陶園的家來住。小陶園就在南大緊隔壁，因她在南大物理係當助教，所以一般就沒有必要騎自行車了。她把這輛嶄新的自行車就放在了父母家裏了。
抄家之中，這輛漂亮的自行車就被發現了。按經濟收入比例或財產擁有比例、或者按人口占有率的比例來推算的話，1966年的一部這樣的自行車應該相當於21世紀時一般家庭擁有的一部小汽車。這樣一種可以為革命做出貢獻的東西，怎麽能閑置在雙料牛鬼蛇神家裏呢？當時已嶄露頭角的一名南京大學數學係的助教曾邦元，在成了數學係的造反派頭頭後，就來到我父母家，寫了一張“借條”，拿走了這輛自行車。
這位曾幫元後來成了南京地區造反派的大名鼎鼎的風雲人物，即所謂“屁派”“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的總頭目，與所謂“好派”“紅總”（“紅衛兵南京大專院校司令部”）的總頭目南京大學留學生辦公室的助教文鳳來齊名。他們在聖人的黨羽支持下聯手擊敗了早先的保皇派“赤衛隊”後，彼此又你死我活地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派係鬥爭。
據說，屁派頭頭曾幫元後來還是當地軍區司令許世友家的常客。許世友的老婆田普給他介紹過對象，那位女的就是日後被副統帥兒子選中的“妃子”張寧。
1967年二姐夫被勒令提早結束了在英國的留學生活，回到南京大學來參加文化大革命。二姐姐向他講述了自行車被“借”的經過。二姐夫接過“借條”，一眼也沒看，就把借條撕碎後扔進了垃圾桶。其後，無論是1978年退賠抄家物品還是而後清算曾幫元在文革中的罪行時，再也沒人記得這輛自行車了。它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就是曾幫元本人，他如今依然健在，當他得意忘形地回憶起他當年叱吒風雲的歲月時，大概在他有選擇性的記憶中也不會記得，他在1966年秋，從我們家還“借”走過一輛嶄新的女式鳳凰牌自行車。
這次大串聯遊轉後回到南京小陶園的家中時，我還親眼目睹了附6號外文係陳嘉教授及其夫人南京音樂學院著名女高音黃有葵家被抄的景象。陳嘉教授在美國哈弗大學取得英美文學的博士學位，是研究英美文學的專家。他對莎士比亞的著作尤為精通，曾經自導自演過《哈姆雷特》。到了這個時節，哈姆雷特的名言就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使他有口難辨。“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是，還是不是，這就是個問題）。”那些不久前曾是他的學生、期望能從他那裏學到一點英美文學精髓的年輕人，現在搖身一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派，指著他的鼻子質問到：“你說！你交代清楚！這是什麽意思？是什麽？不是什麽？那是什麽問題？”
這次抄陳嘉教授家，顯然已非第一次了。因為他們夫婦分屬南京大學和南京音樂學院，所以兩個學校的各種造反組織均要來施展無產階級的抄家淫威。除此之外，還有急於革命的小陶園中的“紅恐隊”的年輕小孩，還有那些唯恐落後的居委會和其他教授夫人，總而言之，任何人都可以隨意來抄他們的家，無需任何人批準，無需經過任何手續。再說，他們家和我們家不一樣，家中之物，哪樣不是四舊？哪樣不是封資修？那些英美文學的書籍講稿，那些西洋音樂的唱片樂譜，那些家具、使用的器皿、屋內的擺設，等等，等等，哪裏是一次就能抄幹淨的！
我們家所住的附15號的背麵斜對著附6號陳嘉教授家的前門。從二樓上到三樓的樓梯轉彎的地方有一扇向北開的小窗戶。我和二姐姐蹲在小窗口，陳嘉家門前的情景盡收眼底。附6號的前門外是一個台階，走下台階是一個前院。現在，前院外停著兩輛三輪車，抄家的造反派們正忙著把各種抄到的物品往三輪車上搬運。
幾個女學生坐在前門前的台階上，擠在一起，樂滋滋地翻看著剛剛抄出來的相片本。她們是要先睹為快，等不及把這些私人的相片本拿到她們造反派總部後再慢慢去研究和批判。她們說著笑著，指指點點，看得有滋有味，顯然是幾分好奇又有幾分羨慕，全然沒有一星一點批判的味道。
前院中，陳嘉教授的女兒陳勵先正在和兩個造反派憤怒地爭執著。陳勵先是陳凱先的姐姐，陳凱先比我大兩三歲的樣子，算是帶領我這一輩年齡的小孩一起玩的一個娃娃頭。我們無從聽到他們在爭吵什麽，但很明顯，陳勵先的抗爭是徒勞的，不一會兒，兩輛三輪車就滿載著戰利品離開了陳嘉教授的家。
陳嘉教授家被洗滌一空後不久，他夫婦就被勒令搬進了附2號單身宿舍陰冷潮濕黑暗的地下室去住了。聽說，住在附8號的曆史係蒙古史專家韓儒林教授家被抄的東西，裝滿了一卡車。母親還對我描述了附19號蔣孟引教授家被抄的情景 ……。
二姐姐告訴我，抄我們家的那天，她正好在家，目睹了南京大學數學係的一群學生到家裏來抄家的全過程。那時到教授家抄家已蔚然成風了，大家都認為是一件可以接受的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群學生不需要得到任何批準，“我們是偉大聖人派來的！”就足夠了。我問二姐姐：“除了集郵本和你的自行車，還抄走了些什麽？”二姐姐說：“我們家實在沒什麽可抄的。他們拿走了那個大伯伯留下的飛利浦收音機，說可能是個和美蔣聯係的發報機。可能還拿走了一些父親的筆記本之類的東西。”二姐姐說，最大的打擊，並不是他們拿走了家裏什麽東西。最大的打擊是心理上的。看著這群陌生的人闖進家裏來，翻箱倒櫃，把家中的東西弄得一片狼籍。你好似赤裸裸地站在那裏，無能為力，喪失任何做人的尊嚴。半個世紀後，二姐姐回憶起這些往事來，依然憤怒不已。她說：“那些到教授家來抄家的學生們現在也該70多歲了。不知道他們回想起他們當年的作為時，作何感想？”
1966年12月初，我離開了南京壓抑沉悶的家，回到了西安交大。
1967年夏
1967年春去四川的成都、自貢和重慶串聯旅遊了一段時間後，在空虛中彷徨的我又於8月下旬從西安回到了南京的家。
武漢的7.20事件後（即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保皇派“百萬雄師”引發的武鬥事件），南京的造反派“紅總”也把矛頭指向了南京軍區司令員，號稱要“一手拿槍，一手拿筆”。8月上旬末，在“紅總”的武力進攻威脅下，南京城內的另一派造反派“八·二七”主力宣布撤退至下關地區和大橋工地，南京城除個別據點外成為“紅總”的天下。
晚上十點多鍾，我乘坐的客車到達了下關“八·二七”占據的火車站。通往城裏的公共汽車全部停開了。我隻得步行回家去。挹江門大概是兩派的邊界線，由“紅總”把持著。經過一番查問，得以順利通過。
回到小陶園的家裏，二姐姐已經不住在家裏了。二姐夫1965年5月去英國曼徹斯特學習計算機編譯程序，1967年初勒令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二姐姐就回二姐夫家去住了。母親在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她的南京大學幼兒園主任的職位就被奪了權。到了1967年元月，她就正式交出了賬本等一切職權，成了幼兒園的一名一般職工。父親在1967年夏天在南京大學數學係鬥批改聯絡站的要求下，寫了四十多頁的交代材料和自我批判。其後，造反派們忙於派係鬥爭以致武鬥起來，也就無暇過問這些早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了。
回到了南京的家，我一樣地在空虛中彷徨著。白天滿城地去買無線電零件和器材，回到家裏來裝自己設計的收音機。南京夏天的晚上，家中悶熱，呆不住，按理必須到室外乘涼。多年來乘涼是件頗為愜意的事，如今是另外一番情景了。小陶園裏幾乎見不到乘涼的人。想來這些被打倒後又弄臭了的“臭老九”教授們寧可在家裏悶死熱死，也不願意到外麵來涼快一下。
不遠處的珠江路大馬路上，因為沒有了來往的車輛，大街的街中心每晚都是擠滿了一堆一堆的人群。他們是來就當前南京和江蘇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議題進行“街頭辯論”的，當然更多的是來看熱鬧的，或一邊納涼一邊看熱鬧的。這種辯論往往使用“打語錄仗”的形式，頻繁引用聖人的語錄，將其引申到有關的議題，然後闡明自己的觀點；對方則引用聖人的另一些語錄，駁斥對方觀點。參與辯論的人不免情緒激昂，彼此爭個麵紅耳赤。倒也君子動嘴不動手。
“動手”的情況，也目睹了一次。那是在8月底一天的大白天。那天，“紅總”向仍然孤守珠江路邊四女中的“八·二七”據點發起進攻。我目睹了一輛一輛的卡車載著整車的武鬥戰士，手持混棒，頭戴柳條帽，向著四女中聚集。四女中對麵的教師進修學院的大門上架起了對著四女中的機關槍。不時還可聽到爆炸聲，據說是有人向四女中校園裏投擲了自製的手榴彈。僵持到下午，總算出現了部隊，把兩派隔離開來。
比較有戲劇性的是南京地區盛傳一個名為“五湖四海”的組織到處打家劫舍，偷東西搶東西。他們引用聖人的話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所以你的東西也是我的。此事在南京傳的風風雨雨，有無數千奇百怪的故事，聽起來聳人聽聞。以致各個居民點都自行組織了起來，聯防“五湖四海”。為此，我也參加了小陶園的聯防組織，值過幾個夜班。小夥子們手持棍棒準備出擊，婦女則用鍋蓋瓷盆等可以敲打發聲報警。雖然公安局派出所也貼出了告示，但並沒有人真正見到過五湖四海的成員作案，也沒有抓到過任何五湖四海的成員，所有人的故事都是聽來的。
那時我在西交大已被視為反動學生，徹底地孤立了。父母知道後，認為我還是應該回學校去努力把自己洗刷幹淨。再說，在南京的家裏耗著，也不是長久之計。不得已，我於9月初帶著我那把中學時練過的小提琴回到了西安。
1968年1月
到了1967年底，為了“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清理階級隊伍進入了一個高潮。緊接著我在西交大的個人東西被查抄。1968年新年伊始，班上專門召開了批鬥我的會，我算是正式被戴上了反動學生的帽子。那時，世界上我最不願意呆的地方莫過於西安交大了。1968年春節前我又回到了南京小粉橋5號附15號的家。
晚上，我輕輕敲開了前麵客廳的門。父親開門一看是我，灰著臉，驚訝地低聲問道：“你怎麽回來了？”我進了門，隻見客廳裏放了兩張床，一大一小，一個大衣櫃，一張書桌，還有一張小圓桌子。這間小小的客廳裏放了這麽多家俱後就幾乎沒有可以走路的空間了。房間裏住著三代四人：父親和母親，還有不久前剛從北京趕回家來分娩和坐月子的小姐姐和小姐姐新生的嬰兒。顯然大床是父母睡覺用的，那張單人高鐵床是小姐姐帶小毛娃睡覺的，小圓桌子是吃飯用的。
父母捏著嗓子告訴我，這個聯棟屋單元現在搬進來了三家人。二樓原臥室住進了兩家，一樓原飯廳住進了一家。父母被勒令住在原客廳一間房子裏。聯棟屋的其它部分四家人合用。父親指指把客廳和飯廳隔開的北牆，示意我“隔牆有耳”。又指指客廳的南牆。南牆外是我們家的前花園，我表示不解，壓低了聲音問道：“前院怎麽啦？”父親貼近我的耳朵，用幾乎隻有他能聽見的聲音說：“周伯勳的兩個兒子！”周伯勳家住在我們家這一排聯棟屋的前一排，隔著周家的後院和我們家的前院以及其間的兩條小路，兩家相距少說也有20到30米之遠。我轉臉用疑惑的眼光看著母親和小姐姐，期盼她們能告訴我是怎麽回事。小姐姐專心哄著懷裏的毛娃，沒有搭理我。母親擺出一副厭惡的樣子，嗤之以鼻地說：“那兩個壞小子，參加了院子裏的’紅色恐怖隊’，專門躲在南牆的窗下偷聽，然後去給紅衛兵造反派匯報！我們吃了他們幾次虧了！”
小姐姐本是家中與我最為要好的了。可這次我是頂著“反動學生”的帽子回到家裏來的。大家又不能放開聲音正常地說話，這一間擁擠的房間裏的氣氛真是沉悶到了極點。小姐姐本來已定了是準備在北京生娃坐月子的，結果在最後分娩前一兩天決定還是回到老家父母身邊來。父母的處境和家中的情況她不是不知道，隻是在兩個極壞的選擇中，回到南京的父母身邊還是要好一點點。“他叫什麽？”我指著小姐姐懷裏的毛娃問道。“毛捷。”她說。我突然想起來了，這名字是毛娃的父親起的。記得自認為頗有文采的小姐夫對我說過，為了給兒子起個好名子，小姐夫絞盡了腦汁。他對我說：“單字比兩個字的名字要好起得多，選字的負擔少了百分之五十。”說著他打開一個筆記本，其中有一兩頁上寫滿了可能入選的字。最後他對我說：“我定下了，就用’捷’這個字，—— 捷報頻傳的意思。”我聽後無言以對。對當時得勢得益者而言，當然可稱之為“捷報頻傳。”對父母、大姐姐、小姐姐和我自己來說，當時的情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噩耗接踵而至。”
我輕輕從小姐姐那兒抱過她未滿月的毛娃，母親在旁邊說：“小心點！這是你小姐姐的心肝寶貝！”小姐姐臉上露出一絲自豪的微笑，房子裏的氣氛稍許輕鬆了一些。我沒有仔細地去揣摩這毛娃的長相。看著這間無法挪動腳步的房間，想到窗外正在偷聽的周伯勳的兩個壞兒子，還有那張本是單人睡的高鐵床，因為太小，小姐姐隻好側著身子躺在那裏，為的是騰出空間來讓毛娃睡，我心裏什麽滋味都有，也可以說是什麽滋味都沒有。當時也許沒人會預料到，眼下的一切正預示著小姐姐和這個毛娃未來將有什麽樣的悲劇和不幸！
我向家人訴說了近來發生的事情，本想提出在家裏多住幾天，最好能住到元月30日春節之後，調節一下最近遇到的諸多不快的惡劣心情。但是看到家裏已是麵目全非，父母的境遇不比我的好。快過年了，小陶園死寂得像一片墓地一樣。我在家裏住了兩個晚上，隻好悻悻地告別了父母、小姐姐和她的新生兒，離開南京，回西安交大去麵對那些不願麵對但又無法逃脫而且完全沒有能力麵對的情勢。回想起來，那也是我與小陶園最後的訣別。
4. 大難之後回寧
兩年牢獄之災之後，我於1971年4月出獄後在西交大造磚場勞改。至是年9月，因小姐姐病重，獲準回寧探親。那時，父母因原先居住的小陶園的附15號失火，早已於1969年3月搬出了小陶園。
母親追述了當年家中失火的細節。1968年初，我最後一次回家時，父母已被擠進了樓下的一間原來的客廳裏。那間客廳雖然已是小到了擁擠不堪，但是它是一間朝南的房間。這朝南的優點讓擠進中文係陳贏教授家一間朝北房間的造反派夫婦十分憤怒：怎麽可以讓他們造反派夫婦住在一間朝北的房間裏，而讓雙料牛鬼蛇神夫婦住在一間朝南的房間呢？更何況，客廳雖小，比陳贏教授家的那間朝北的臥室還是要大一點。他們於是下令對調。父母隻好把家中的所有東西都堆放在原來的附15號的三樓，然後搬進了陳贏教授家那間朝北的更小的房間裏。遺憾的是這對造反派夫婦的尊姓大名和來龍去脈父母都不太清楚，隻是據說此人是南京大學生物係的一名專業軍人，可能姓王。
再說，附15號的緊隔壁附14號住的是外文係郭秉翮教授家。郭秉翮教授家當然也一無例外地又住進了三家。一共四家人共用原來供一家人使用的小廚房，這對於住在二樓的人家尤為不便。於是就有住在二樓的一家在樓梯轉彎的狹小空間放置了一個做飯的爐子。1969年3月20日，也就是在我逃往南京被抓捕並關押在南大專政隊（校辦監獄）之後不久，這個放置在地板樓梯轉彎處的爐子燒穿了地板，火頭使房外的電線跟著起了火。火勢沿著電線，借著風力很快就燒到了附15號父母家。等到救火車來撲滅了火時，父母家放置在三樓的東西已經被燒得所剩無幾了。
失火前後的那些天，父親並沒有住在陳贏教授家的那間朝北的房間裏，他被關押在學校裏，正在接受“隔離審查”之中。和事關無產階級千秋大業的“隔離審查”相比，家中失火算是區區小事。父親在家中失火的情況下也不允許回家。隻有母親一人站在陳贏教授家後門，看著大火吞噬著家中堆放在附15號三樓的東西。
母親回憶說，她從來沒有真正懂得“趁火打劫”這個成語的意義。直到那天家中失火，她才算知道什麽叫趁火打劫了。她說，那天來搶東西的人比來救火的人還要多。似乎一旦失火，所有的財產就立刻公有化了。所有財物不再屬於任何私人的了，而是屬於任何一個可以把東西搶走的人，隻分先來後到。邏輯是，如果不趕快把東西搶走，這些東西就要被大火燒掉了。可是，火被撲滅後，三樓雖被燒掉了，但還有個框架，致使有的東西還沒有從三樓掉下來。於是這些趁火（其實那時已經沒有火了）打劫的人就用長竹竿去捅，然後把捅下來的物品拿走。
母親麻木地站在那裏，呆呆地看著眼前的景象。忽然，身後出現了顧老師的聲音。聲音很低很小但很堅決。顧心愉老師是陳贏教授的妻子，也是當年南師附小的老師。她說：“戴師母！你轉過身來！你不要看！這把大火燒得好！它能把你們家的晦氣都燒掉！”
小陶園大門外，常常有幾個挑高籮的。所謂“挑高籮的”就是收破爛的人。他們挑著兩個又高又大的籮筐走街串巷，叫喊著，收購破爛，把收購到的破爛放在那兩個大籮筐裏。有時候，他們也在幾個進出人多的地方，諸如小陶園的大門口，歇下腳來定點收購破爛，同時還可以把他們收購到的但認為可能有價值的東西攤在地上出售。後來，父親從這個攤子上買回了部分燒焦的家庭相片簿和他寫的一些講稿。
5. 結語
據說，明朝永樂年間，朱太史在這塊地方修建了一個別墅。因為種了桃花，被人稱為“小桃園”。幾經變故後，到了清朝，一名做過道台的俞姓貴族重建了這個院子後改名為“小陶園”。不幸的是，俞家住進小陶園後，家中人體弱生病的人很多。他們請來風水先生，風水先生說，你們家的院子門向東開，不遠處就是”魚市街“，魚（俞）上了市還能好嗎？俞家於是把門換成向南開，可是家人體弱多病者仍不見減少。他們又請來一名高明的地理大師察勘，大師說，南門外不遠處即為“幹河沿”街，魚（俞）而無水還能好嗎？俞家無奈，向西開門是通往西天，向北開門是通往陰阜，均不吉利，隻好把園子賣了。
當時人們視此園為凶宅，最終園子被金陵大學買下，修建成了教授們居住的院子。其後南京大學為了教授們上下班方便，向東開的正門之外，在毗鄰南大校園的西麵和北麵各開了邊門。由此，通往西天和陰阜的途徑就暢通了。更令人玩味的是，1949年後，興辦金大的美國人被統統攆出中國，1952年院係調整後，金陵大學就壽終正寢不複存在了。再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院子裏居住的20多家教授，雖並無一家姓俞，卻皆如魚兒離水上市，無一幸免，更有去西天進陰阜者不乏人在。
1999年12月23日我攜妻女最後一次看了一眼小陶園後，妻子攜女兒離開南京去北京了。我因工作上的事，必須趕回美國。我一個人離開了南京，27日在上海登上了返回美國的飛機。剛剛建成啟用的巨大的浦東機場沒幾架飛機，也沒有很多人。麵對空空蕩蕩的繁華，回想故鄉南京，我感到一片無限的生疏。
故土不再矣！我很久很久以前的青少年是在另一地方度過的，眼下的這片土地和我沒有什麽關係。我的家在大洋彼岸。
從機窗向外看去，透過點點雲層，飛機下麵是浩瀚的太平洋。我一時百感交集，作“虞美人 —— 回故裏有感”宣泄了一下：是非顛倒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兒時同伴無影蹤，陶園不堪回首寒冬中。舊樓荒徑依然在，惟有故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還是移民他鄉從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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