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驚悉蔣彥永醫生於2023年3月11日15時39分與世長辭，享年92歲。我們趕忙和他的女兒通話，表示慰問。
20年前，非典疫情在國內蔓延，衛生部長不肯向媒體公布真實情況。身在醫院工作的蔣醫生了解到，疫情已經相當嚴重，挺身而出，向世界說明真相。一石擊水，舉國震驚！隨後，世界衛生組織介入，中央痛下決心，緊急換將，公布疫情真相，動員全民，抗擊非典，扭轉了被動局麵，讓中華民族轉危為安。蔣醫生的壯舉，被譽為“一位醫生的一句真話拯救了一個國家”，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賽賽獎。
非典結束不久，我們便認識了蔣醫生。以後，他向我們講述了身世和經曆。
他的祖父蔣抑卮是銀行家，魯迅的好友。母親魏鵬九，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他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醫預係，預科結束，轉入協和醫學院。畢業時，趕上301醫院創建，他成為這所醫院最早的醫生之一。
1965年，成昆鐵路上馬，蔣醫生參加了301成昆鐵路醫療隊，普通外科、骨科、肺、膀胱、甚至開顱手術都做。有一天送來一位戰士，頭顱骨被砸破，伴顱內出血，送到時一側瞳孔已擴大無光反應，這種情況必須立即開顱。衛生隊有開顱及麻醉插管的設備，但沒有麻醉醫生。醫療隊的麻醉醫生在37團，距此30分鍾汽車路程。20分鍾後，病人一側瞳孔漸漸擴大，蔣醫生不得不自己給病人插管，切開頭皮，用鑽開顱。幸好，麻醉醫生也趕到了，很快將200毫升的顱內血腫清除，病人瞳孔逐漸恢複正常，保住了生命。
1960年代中期，一個領導幹部到301外科樓檢查工作，在電梯內看到一個年輕女病人，對她說，晚上你在後院花園等我。女病人是鐵道兵文工團團員，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怎麽應對，隻好告訴護士長。護士長又報告了普通外科黨支部書記蔣醫生。蔣醫生立即向保衛處報告。於是，保衛處長派人埋伏在附近。結果來了一輛紅旗車，下來的是邱會作。認識他的人都傻了眼，隻好撤離。楊處長向醫院政委報告，政委又向總後政委李聚奎報告。第二天，李聚奎上將召開黨委會，批評了邱會作。文革開始，蔣醫生公開揭露了這種不正之風，受到打擊報複，被邱會作支持的一派抓捕，扣上“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漏網右派、現行反革命、壞頭頭”四頂帽子，批鬥毆打，關押兩年，發配青海貴南軍馬場勞改。軍馬場在海拔3800米的大山裏，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他開始幹重體力活，成袋的高粱不封口，扛著登板入庫。沒過幾天，馬場職工醫院院長得了闌尾炎，隻好請蔣醫生主刀手術，順利康複。從此，他成為軍馬場大夫。1971年“9.13事件”發生，他回到301醫院，恢複原職。
文革結束後，蔣醫生先後擔任黎介壽院士為組長的普通外科專業組第一副組長；吳孟超院士為組長的軍內腫瘤專業組第一副組長；1980年開始指導碩士研究生，先後有9位畢業。1990年代獲得了博士授予權，先後帶出5 位博士生。
從1985年到1995年，蔣醫生出任301醫院普通外科主任，成為醫治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學科帶頭人，達到國際同類病例手術成功率的先進水平，得到國外醫學界好評。1990年，他為一個骨瘦如柴的山西農民切除了重達28.5公斤的脂肪瘤；又為一個腹部已經有一條疤痕的河北姑娘切除了15公斤的腫瘤。1985年到1990年，他做了80例腹膜後腫瘤切除手術，其中一半是其他醫院拒收或手術不成功的病人。2006年，他和羅成華主編的《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理論與實踐》出版，內有880例腹膜後腫瘤案例，填補了醫學界的空白。他一直把燕京大學校訓銘記於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他說：“要做好醫生，先要做一個好人。怎麽做？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學問要知不足。”
2013年前後，小群血壓不穩，終日頭疼。多方求醫效果不明，隻好向蔣醫生求助。蔣醫生介紹了301醫院心血管科主任。經心血管主任開藥調理，小群病情好轉。當時，小群心存忐忑，不知怎麽感謝兩位專家，小心相問：給心血管主任帶點什麽好？他說，不收任何禮品。我們隻好拿出兩本自己寫的書請他們指正，他才欣然接受。周圍朋友們遇到疑難病症，向他求助，他幾乎有求必應。得到他幫助的人，不計其數。
2014年，小群給蔣醫生打電話，想對他作口述采訪，他表示同意。幾天後，我們如約去了他家。蔣醫生講了他的家世和求學經曆。我們想，整理出來，請他訂正、修改、補充，然後再作第二次采訪，卻很長時間沒有下文。
2016年到2017年，蔣醫生兩次給我們打來電話，說和幾個老人商議，要啟動燕京大學口述史，約我們參與采訪。他說有一個百歲老醫生，是燕京校友，應當先搶救采訪。他還提出讓我們采訪燕京校友江平、高鍇等人。我們告訴他，江平的口述史由陳夏紅完成，已經出版。高鍇的口述史我們已經做過，已經發表。要緊的是，請他抓緊時間講述自己的往事。這樣，他才抽出時間，向我們講完了他的一生。
國失良醫，痛哉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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