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六（下）
原創 思目（jocole）
六、複雜的局勢（下）
就在徐向前啟程前往延安的同一天（6月1日），“就山東統一領導問題，徐向前、朱瑞、黎玉致電中央書記處，毛澤東、王稼祥、朱德並報北方局，彭德懷：為加強對山東單獨的局麵的領導，我們軍政委員會鄭重討論了並建議：‘（一）留一縱指揮機關，一一五師歸屬一縱建製。（二）或最好以徐任一一五師師長，陳光副之，羅榮桓為政委。山縱改屬一一五師建製。朱瑞同誌則候郭洪濤回後另調工作。（三）……。（四）全山東、皖北、蘇北為一共同黨及戰略單位，建立東方局。胡服入山東，統一政治領導。山東分局照舊或改省委。蘇皖北另組蘇皖分局。是否適宜，請予考慮。’”（注1）
6月4日，羅榮桓“就鞏固魯南根據地，主力不宜調膠東問題，致電朱瑞、黎玉並陳光並報朱德、彭德懷，毛澤東、王稼祥：‘我們已占嶧山西北，伸入鄒、泗，掃除費蒙、泰蒙道上據點之障礙。白彥地區仍在我控製之下。原定將抱犢崮、嶧山、尼山、鳳山連接起來的計劃，在軍事上已完成，但極不鞏固。’‘抱犢崮山區及郯馬地區摩擦形勢日趨嚴重。東北軍雖與我在目前還不致武裝破裂，但繆（澄流）積極支持已被我擊潰與懾服之勢力，在東北軍與敵共同掩護下向我攻擊。……。現東北軍二十日已開回山區，態度強硬。繆與蘇韓（德勤）魯西南石（友三）加強聯係，九十二軍（李仙洲部）有由蘇北來魯西南入魯南之可能。因此魯南十縣會首先成為嚴重摩擦會集點。’‘鞏固魯南與控製我主力有非常重要意義。……。目前我主力已極端感覺不利、複雜。……。關於調主力去膠東，請予考慮。’”（注2）
6月5日，“毛澤東、朱德致電朱瑞、陳光、羅榮桓：你們的戰略須作長期打算，勿為臨時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的建議，隴海路以北的黨和軍隊的領導，仍歸北方局和總部；隴海路以南則歸中原局和新四軍軍部。”（注3）可能是因電文中未提及“山東統一領導問題”，故7月18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建議山東暫由陳光、羅榮桓統一指揮，將來林彪去山東。”（注4）至於毛偉人等是如何回複彭德懷的這封電報，由於缺乏相關史料記載支撐不得而知。據筆者所能查到的文獻史料記載，中央及軍委發出的相關電文中，一直未見對第一縱隊做出明確回應。
6月8日，山東分局根據黨中央3月6日發出的《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做出建立“三三製政權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充分認識政權工作的重要，經常關心政權工作，選派當地除黨委書記以外的最好的幹部擔任政權工作的主要幹部；在各級政府中的黨團、黨委不能直接幹涉、包辦代替政府工作；各級政權要實行‘三三製’，新建的政權和參議會也要照此辦理。”（注5）令人遺憾的是，決定並未明確政權由誰來主導。
對於這個問題，可從山東分局5月下旬發給劉少奇的電文中瞧出端倪：“分局去年底對山東局勢的估計，仍認為民主與進步勢力之開始取得初步優勢，但不平衡、不鞏固。為爭取絕對優勢，我們把繼續發展，強調鞏固，擴大交朋友工作與開展反投降、反頑鬥爭作為今後工作總方針與精神。”（注6）由此不難看出，其時的山東分局顯然是將“統一陣線”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而這個建立“政權的決定”與之前中共中央下達的“用一切努力爭取政權，這是鬥爭成敗的關鍵”（見上文注7）並不完全一致。
根據史料記載，7月7日“朱X主持中共山東分局幫助國民黨抗敵協會成立國民抗敵自衛軍，至十月間，已有武裝一千五百餘人。”（注7）對於這個協會，黎玉有一段回憶：“抗戰開始後，一小部分進步的國民黨員和為數不少的高、中級知識分子自動組織了‘國民抗敵協會’，願與我黨合作抗戰，我們表示歡迎。但國民黨當局不準他們搞，他們便從國民黨地區出來，在山東分局駐地沂水縣王莊開會成立省會部，並向各地發展組織。1940年5月正式召開代表大會，通過會章。……。分局這位同誌片麵地認為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沒有國民黨參加就不成其為統一戰線。在敵後解放區沒有國民黨怎麽辦呢？沒有就給他造一個，這就是‘抗協’改名的緣由。”（注8）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東省國大代表複選大會、全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成立大會、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及工農青婦文各救國總會成立大會，在沂南的青駝寺同時召開——故被稱之為“聯合大會”。根據史料記載，山東黨政軍群各方麵的代表共三百餘人，出席了此次大會。
大會曆時一個月。民主人士範明樞致開幕詞，朱瑞作了《從國際到山東》政治報告，國民黨左派李澄之作《憲法與民主》報告，黎玉作了《論山東目前投降與反投降的鬥爭》的報告。大會通過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成立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製定了《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組織大綱》，選舉成了全省統一的行政權力機關——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會議總結了抗戰三年來各方麵工作，確定了今後的方針任務，為進一步深入發動全省人民群眾，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範明樞先生在八路軍山東縱隊黨代會上致祝賀詞。（圖片源自《山東省情網》）
7月27日，“朱瑞、黎玉致電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北方局、集總，提出：當前形勢要求領導上更加集中、統一與提高。”（注9）
對於山東分局的來電，中共中央於8月8日做出正式答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楊尚昆，陳光、羅榮桓，朱瑞、黎玉：‘關於一一五師與山東縱隊的關係，我們認為因徐向前同誌尚在途中，俟其到達延安麵談清楚後，才能決定如何改變。現在一一五師師部與山東縱隊指揮部各保持自己的名稱番號，向前的職務亦仍如舊。……。分局、山縱、一一五師師部應靠攏住近，統一領導，……，陳、羅參加分局為委員，實際上統一軍事領導。朱瑞多負責分局責任，統一黨政軍工作的領導。’”（注10）
8月9日，與黎玉將山東縱隊黨代會召開情況電告中共中央之後，山東分局領導又單獨致電中央：提出“為統一領導，便於應付新情況，前屢電建議山縱歸一一五師建製，切實統一指揮與加強領導，應即刻實現。”（注11）
8月11日，羅榮桓就蘇魯豫皖邊區的統戰工作致電彭明治與朱滌新，指出“由於過去對中央關於反摩擦鬥爭指示不了解積極方麵目的在於鬥爭，亦沒有了解有理有節下之勝利原則，因此沒有取得決定的勝利，……，且對爭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投降派的重要作用始終未認識，不積極自主地去進行統戰工作，……。這已不僅是由於部隊紀律壞所形成的，基本的在政策上沒有去重視與加強對不對的教育。”並告誡說“……，關於豐、魚邊與南陽、微山湖之線應成為最穩固依托，向西北、西南展開，完全被忽視，……。”“以上各點請根據目前中央關於黨的策略決定加以細心檢討，決定執行改正，……。”（注12）並將上述電文上報山東分局、集總和中央軍委。
8月20日，第十八集團軍總部開始發動“百團大戰”，但在山東的第一一五師所部沒有直接參戰。主要是因為一一五師主力入魯後部隊分散——“（蘇魯豫支隊）一大隊南去，（六八）六團連續戰鬥損失傷亡，主力的單薄與戰鬥力削弱相當嚴重”！而新擴大的隊伍雖已整編，但戰鬥力不強暫不易采取大的軍事行動。而剛創建的天寶山與抱犢崮根據地，由於地方封建勢力和土匪勢力嚴重，我黨的地方黨建工作十分緩慢，隻要主力部隊一離開，工作便全部坍台！此時第五十七（東北）軍所部，又企圖乘機搶占八路軍天寶山根據地並阻斷向南發展。因此，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不得不調整戰略，一麵重點打擊國民黨軍反動勢力，一麵與東北軍談判避免引起新的衝突，暫時改向東南發展。
8月間，羅榮桓在桃峪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做了《關於創造魯南抗日根據地的初步檢討》的報告。在肯定了取得的成績後，羅榮桓反對隻注意上層統戰工作，而忽視發動基本群眾的右的傾向。他在報告中深刻指出：不能以迎合地主階級利益而抹煞和忽視了下層群眾工作與廣大農民的發動，但要尊重地主階級一般的利益，去推動他們進步，以求得在目前階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與廣大農民發生尖銳的階級對立，並爭取實現廣大農民的迫切要求，以便更廣泛地發動群眾，組織宏偉的抗日力量。
8月28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就山東今後工作，致電“朱瑞、陳、羅並告彭、楊、黎玉：（一）一一五師、山縱及山東地方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二）我們認為山東今後應努力的是：①鞏固與擴大一一五師與山縱，使兩部打成一片。……。故山東是你們的基本根據地，華中則是你們的準備發展方向。……。②對山東抗戰做長期打算，因此必須實行正確政策，尤其是財政經濟政策。……。因此，分局、一一五師及山縱應組織統一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確實整理財政收入與開支。……。（三）為統一山東領導，分局與師部應靠攏，請商決具體地點。”（注13）
9月8日，分局領導再次就統一領導致電中央：“毛、朱、王、楊並致陳、羅同誌：1、為加強山縱領導，此後我與陳、羅同誌應有一人定期輪（流）到各縣，直接幫助工作十分必要。2、對外統戰均以一縱及徐、朱名義出現，過去均如此，一縱一切機關早即與山縱合並，今後仍舊。3、我去陳、羅同誌處後，山縱直接指揮即由羅舜初、黎玉同誌共同負責，……，唯在戰略上的領導應由軍政委員會及陳、羅同誌更多注意。4、統一第一一五師及山縱的指揮，一方麵是指揮問題，另方麵是如何統一兩單位的建製問題。尤其是幫助山縱的整理訓練與正規化，一一五師對此應負主要責任。5、為培養幹部能力及減少指揮與聯係的隔膜，建議山縱仍為與軍委及集總直接通報之戰略單位。”（注14）
按照此前中央向南發展的指示，羅榮桓和陳光建議山東分局南下，但分局領導卻要求一一五師師部北上——9月10日，致電陳光、羅榮桓並報中央軍委及彭德懷、楊尚昆：“（一）我即去天寶山。（二）統一山東黨政軍民領導之具體事項待回後再定。（三）沂魯蒙沂山區之三角地區為山東軍政治心髒。如能使一一五師主力部隊部分北移，分局中心不動，最為有利。且如此對山縱的指揮與幫助更切實。（四）魯村及其以西地區將仍在我控製中。……。（五）魯東反攻勝利後我在魯山去形勢改變。部隊編旅後，主力更強。……。我乘此時機已用共產黨名義電沈鴻烈，促其反省，共同抗戰，……。”（注15）
對於應該南下還是北上，羅榮桓後來是這樣描述的：“嚴格說來，北上是收縮退卻。如果我們全部北上了，東北軍將完全占領魯南山區，我們將被壓縮到沂蒙山區，實際上那是為東北軍讓路。失掉了魯南，將來南下就沒有出口，對隴海路南和湖西地區的聯係也都不利。我們堅持魯南，開辟濱海地區，打開甲子山區，都是為了配合堅持和發展沂蒙山區。如果不這樣，沂蒙山區就會處於內外夾擊的形勢。……如果沒有魯南、濱海兩個外圍地區的堅持，沂蒙根本堅持不住。”（注16）
但山東分局那位主要領導認為：“山東自軍政委員會成立（即徐朱入魯後），原則領導較好的統一與提高了，一年來山東工作都有了相當發展。”（注17）其時經過四期整訓的山東縱隊，已整編為四個旅、四個支隊約五萬一千人，政治覺悟與軍事素質也都有很大提高。整個根據地的麵積已達3600平方公裏，約占全山東的60％；人口約1200萬，相當於全省的50％，因此山東八路與日偽及國民黨頑固勢力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我黨在山東武裝不但在質量上也在數量上開始取得優勢。山東政權、民運及他種工作在分局‘擴大、鞏固、深入’方針下有更大的發展與收獲。”（注18）
1940年山東根據地態勢圖。——圖片取自《抗日戰爭紀念網》
實際上述這封於9月29日發出電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北上，還是要催促中央解決“統一山東領導問題”：“六月初山東軍政委員會曾以徐（向前）朱（瑞）黃（春圃）三人名義致電中央北局，對統一山東領導及武裝指揮有所建議，均未得複。我認為此問題將在大會中隨同全般（原文如此，筆者注）問題一起解決。現大會臨期未提起注意，特再申前意。”（注19）並在電文中，提出五條具體方案。
從集總發給陳光、羅榮桓、朱瑞並報中央的電報推斷，上述電文中所言的“大會”應為隨後在桃峪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在原則上肯定三年來一一五師的光輝成績後，對一一五師在執行紀律和幹部教育方麵提出批評，要求在即將召開的高幹會議上討論上述兩個問題以及黨的工作、政治工作問題。”（注20）
1940年9月至10月間，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在平邑縣鄭城鎮的桃峪，召開為時三周的高級幹部會議。該師各支隊、師直機關各部門和魯南區黨委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等，共四十二人出席了會議。這是第一一五師入魯以後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羅榮桓在會上做了總結報告，並用“插、爭、擠、打、統、反”六個字，概括了開辟根據地的經驗。會議期間，陳士榘與黃驊由率領一一五師獨立第一支隊來到山東，所以盡管師政委羅榮桓對存在的缺點提出嚴厲批評，但整個隊伍還是喜氣洋洋。
10月13日，山東分局領導“在桃峪會議發言，批評一一五師除衛生工作外無甚進步。如要進步需前麵有人拽，後麵有人推，雲雲。會議上一時形成倒羅的氣氛。”（注21）隨後又在14日發給中央軍委、集總和北方局報告桃峪會議情況的電報中：“認為一一五師在整軍、建設根據地工作上處處落後鬆懈，這是由於作風過‘左’，缺乏安心長期打算、組織領導軟弱所致。”（注22）因此“他建議（一）軍政委員會與分局應集體領導；（二）統一指揮山縱，陳、羅感覺抓不開，決定以軍政委員會名義指揮；（三）一一五師幫助山縱計劃另討論，山縱原則是自力更生；（四）陳、羅最好給予休養。”（注23）
毋庸置疑，電文最後那句“陳、羅最好給予休養”，顯然是“一箭雙雕”——準備將陳羅兩人一鍋端走！那這位山東分局主要領導，為何要將“陳、羅”二人同時逼走呢？說一千道一萬，還是對山東根據地發展的理念不同——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那“陳、羅”與山東分局那位領導之間的根本分歧是什麽？
分局那位領導在10月中旬所做的山東工作報告中，是這樣表述的：“東北軍‘政治上仍是山東新舊相持鬥爭中關係順逆的最後一個砝碼，是頑固派與我爭取之最後一個力量’。報告還提出：努力扶持左派國民黨，推動其在全山東的發展，樹立與擴大山東國民黨左派武裝（國民抗敵自衛軍），並推動其向大後方尋找關係。報告認為山東已經初步取得‘在各方麵的優勢’，……今後工作的總精神是從發展中整頓鞏固自己，采取全麵的的、高度的、深入的發展、堅持與鞏固，爭取絕對優勢。”（注24）
不言而喻，分局這位領導這還是將“統一戰線”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但這顯然有悖於其時中共有關“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三者關係的論述和主張。那麽，羅榮桓與陳光，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是年11月19日就堅持山東鬥爭問題，羅榮桓同陳光、肖華、陳士榘致電各部首長和政治機關並報中央軍委和集總的電文中明確提出：“山東，特別是老黃河和膠濟路以南地區，是我華北與華中作戰的連接樞紐，是敵人侵占華北遠後方的側麵陣地，是反共軍事行動向我挺進之最前線。在目前直接降日危險與新的反共軍事行動互相推動的形勢下，會遭受更嚴重的夾擊危險。……而我們會遇到最大困難，主要還在於我沒有鞏固的根據地，黨政民工作與對地方武裝的整訓和擴大不夠堅強，八路軍主力的充實及新部隊的正規化也沒有達到一定程度，依靠於改善民生和自力更生的財政經濟工作還非常薄弱。”（注25）
對於分局領導的嚴厲批評，羅榮桓於同（14）日致電彭德懷、楊尚昆、羅瑞卿、陸定一並報毛澤東、王稼祥、譚政：“（一）一一五師領導無能已極嚴重，集總、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實，已在檢討中。（二）今後為了統一山東軍政領導與加強一一五師，建議以一縱徐、朱兼一一五師師長、政委，陳光同誌可任副師長，肖華任政治部主任。（三）關於我個人工作，由於政治上太落後於人，要有一個嚴重的轉變，是否可能容許我再學習一時期或調其他地區作部分工作，這是我向黨第一次提出個人要求。”（注26）
10月18日，毛澤東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義，致電陳光、羅榮桓及肖華等：“（一）總部對你們部隊中存在著錯誤的指出是正確的，你們現在已注意糾正，今後應注意檢查。另一方麵一一五師又極大成績，你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你們均應安心工作，目前沒有可能提出學習問題。（二）部隊的編製及幹部任命均同意。（三）你們須與蘇北黃克誠縱隊取得聯係，……。你們現在的根據地是山東，將來的發展方向是華中。你們的任務是堅持山東根據地，同時不忘記向華中發展。”（注27）
不難看出，毛偉人雖然在該電文頭一句，就說“總部對你們部隊中存在著錯誤的指出是正確的”——給集總留足麵子，但在根子上卻通過肯定一一五師“總路線是正確的”實質性否定了集總對一一五師的“嚴厲批評”。另“據梁必業回憶，毛、朱、王此電發出後不久，集總來電：此前批評一一五師的電報作廢。”（注28）
1940年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右三）與山東黨政軍部分領導人，在沂南縣青駝寺駐地合影。（圖片源自《山東省情網》）
桃峪會議結束後，為了便於實行山東軍事上的統一指揮，羅榮桓決定按照山東分局的意見，將第一一五師師部及部分部隊轉移到沂蒙區。考慮到魯南地區既是通向華中的樞紐，又是沂蒙區的屏障，這個地區不能放棄。於是，他把教二旅一部擺在魯南地區繼續堅持鬥爭，隨後便與陳光在十一月八日，轉移到沂水縣青駝寺以西的聶家莊。
通過以上回顧大致可以得出基本結論：其時留在山東的分局委員攏共隻有四人，如果開會集體研究，即使黎玉堅決支持朱瑞的主張，至多也就形成二票支持、二票反對的局麵。從史料記載看，羅榮桓與陳光雖為分局委員，但沒怎麽幹預地方的黨政事宜。其時的山東大地，出現了兩個獨特的現象，山東分局（及山縱）與一一五師個忙各的：
山東分局將主要精力放在貫徹民主原則、對政權實行“三三製”改造，落實抗日民主財政經濟政策、建立健全政府對地方武裝的領導和開展國民教育，以及對“山東臨時參議會”及“戰事工作推行委員會”各項規章條例的建立與完善上。而一一五師則一邊按照集總指示迅速將所部整編成七個教導旅，一邊加快調整與駐地黨組織及地方武裝的關係鞏固並加強根據地建設，積極就未來日偽軍的掃蕩與封鎖做準備工作。
為何會出現這種“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兩張皮的現象？不難想象，如果分局集體通過的決議，陳羅或一一五師焉敢不執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一一五師不聽指揮說法的根本源頭，但這一切與早已離開山東的徐向前沒啥關係。
注釋：
注1：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頁。
注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132頁。
注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3頁。
注4：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頁。
注5：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52、153頁。
注6：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0頁。
注7、9：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頁。
注8：見《黎玉回憶錄》，第224、225頁。
注10、11、12：均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5頁。
注1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6、137頁。
注14：見《八路軍山東縱隊文件選》，第470頁。
注15：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9頁。
注16：見羅東進著《我的父親羅榮桓》，“第十四章·桃峪風波”第一自然段。
注17、18、19：均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2頁。
注20：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3頁。
注21：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5頁。
注22、23、24：均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頁。
注25：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53頁。
注26：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6、147頁。
注27：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148頁。
注28：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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