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五十多天鄧小平瘋狂鎮壓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承認：“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的動員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的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的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大方向的正確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負擔。不少工作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的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兩個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或不派工作組的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至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會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誌指導方針的。“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份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會印發了這張大字報，並附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鐵打的江山，完成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賦予我們光榮的曆史使命。”隨後，北京大學的代表聶元梓、各地的學生代表先後發了言。大會結束以後，百萬群眾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有50萬人。
請注意：鄧小平在撿討中說：“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毛澤東說：“可是在50多天裏......“
這裏都有一個《五十多天》和《50多天裏》。指的是同一段時間，這個時間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這個日子在當時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發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走資派司令部發的綱領）進行了全麵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這是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在這之前是劉鄧彭等走資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誌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誌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隻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誌和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廣播和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此，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論指出：“一場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國興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指出：“為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全國各地和北京各單位革命群眾紛紛聲援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師生一馬當先，貼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報，排炮猛轟黨內走資派。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這是觸及靈魂的問題。”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眾運動嚇得要死，鄧小平召見胡克實，下令“團中央協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
黨內最大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憑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預感到自己末日即將到來，急急忙忙調兵遣將，把黑幹將陶鑄、王任重之流塞進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圖奪回失去的陣地。當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把鬥爭的矛頭明確地、尖銳地、毫不含糊地對準資產階級司令部時，劉、鄧、彭等走資派幾十年來偽裝革命的遮羞布不裝了，然而個個都赤膊上陣，迫不及待地炮製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出大量工作組，去控製局勢，鎮壓革命。
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圍繞著工作組問題。激烈地鬥爭。鬥爭的焦點是要不要發動群眾起來革命。是不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劉、鄧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指使工作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幹擾”、“抓遊魚”，瘋狂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妄圖把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則堅決支持革命派起來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在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激烈鬥爭的緊急關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麵臨被劉、鄧一夥扼殺的危險時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親自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寫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主持製定了《十六條》。毛主席以最大的決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偉的膽略，在年老體弱時以最果斷的措施，公開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號召和率領億萬文化革命大軍起來直搗資產階級司令部，鏟除資本主義複辟的最大危險。
於是，走資派們到處調兵遣將，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了工作組。繼六月五日張承先進駐北大建立臨時政府後：六月五日，鄧小平派工作組進了北師大附中；六月六日，孫友漁為首的工作組進了北師大；六月八日，北航院黨委迎來了以趙如璋為首的工作組；六月九日，葉林帶著五百多人的龐大隊伍開進了清華園，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組成的地質部鄒家尤工作隊到了北京地質學院；薄一波從工交各部抽調大批幹部，陸續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實抽調了一千五百多名幹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學校；僅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劉鄧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走資派們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了瘋狂的鎮壓。
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大鎮壓》，如同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人們總在攻擊毛澤東。其實當初毛澤東在國民黨裏當個部長為中國農民做些事情。是蔣介石逼上井崗山組建了紅軍。文革中的鄧小平逼著毛澤東讓他下台住將軍樓喝茅胎打橋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隻是想讓鄧小平們不要複辟資本主義而己。毛澤東在對待不同政見者從來重視教育而非消滅肉體的。鄧小平在一線領導十年不匯報，在蔣介石手下恐怕沒那麽幸運了，不是被暗殺就是早下台。毛澤東在逝世前也將鄧趕下台了，鄧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華國鋒讓鄧上的。然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教訓是：對於死不改悔的兩麵派人要多加防範。血的教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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