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大綱》：
“魏孝文遷都，自有其必然的動因。
一則元魏政製，久已漢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二則北方統一以後，若圖吞並江南，則必先將首都南移。……
三則當時北魏政府，雖則逐步漢化。此隻是北方漢士族的文化力量之逐步抬頭。而一般鮮卑人，則以建國已踰百年，而不免暮氣漸重，此卻是淺演民族一種根本的慘運。魏文帝實在想用遷都的政策來與他的種人以一種新刺激。”
黃仁宇《中國大曆史》：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頒布的另一詔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壟斷，而構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組織的功效。這詔令以五家為鄰，五鄰為裏，五裏為黨。由地方官指派鄰裏黨長，於是政府有其指揮係統可下達於細民。同時新稅則也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責成其出米2石，布1區。很顯然的，上述地方組織，賦稅和土地所有製都彼此聯係。這些法規以一種人為的觀念從下至上地將整個帝國組織起來。
“傳統中國作者在處理這節曆史的時候，通常著重中國文化的功效，認為中國的文物終能感化異族，使他們效法華夏的長處。當然，以官僚組織治理農村大眾是有其內在的沿革，不可能自遊牧民族創始，這說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經這麽長的期間，才能掌握當中的技術去治理一個華化的大帝國。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劃時代之舉？其實隻是表麵上看來如此。他的作為不過承認已有的趨向，或是錦上添花，對現有的行動予以裝飾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貢獻為：重新創造一個均勻的農村組織，非如此則大帝國的基礎無法立足。在這組織的過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後一貫。……重建洛陽，隻是虛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麗繁華罷了。皇帝對漢人的一麵倒，也增加了鮮卑上層階級的憎恨。同時也與既有政策企圖抑製鄉村間的華族相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