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會議後，毛澤東撰寫《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文章，共5萬多字9個部分。
此文的寫法，很像是毛澤東讀大革命失敗後的9個中央左傾文件的筆記，直截了當地層層批駁，不僅點了當時好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字，而且用詞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語隨處可見，寫作時確實懷抱激憤之情。
雖幾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語氣和文風，終究難以消除。當時沒有發表，隻給劉少奇、任弼時兩人私下看過。在延安整風時如果發表，肯定不利於團結犯錯誤的同誌。思考者可以個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緒化，政治家雖說不乏個性和情緒，行事卻需控製，更不能“化”。
毛澤東此後20多年再也沒有提到過這篇文章，看起來真的是當作記錄一段心曲的“曆史資料”，永遠地擱置起來了。
文章指出：整個蘇維埃運動的後期，中共中央的路線基本上全部是錯誤的。錯誤的實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其理論的實質，用脫離群眾四個字來概括盡之也！我們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人類曆史是人類自己造出來的。但不認識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是舊哲學家的命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的老爺之所以是主觀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革命圖樣，不論是大的和小的，總的和分的，都不根據於客觀實際和不符合於客觀實際，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隨意的，是一塌糊塗的。老爺們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並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文章指出：所謂對於情況的估計，就是根據我們對於客觀地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查研究，而後反映於我們腦子中的關於客觀情況的內部聯係，這種內部聯係是獨立地存在於人的主觀之外而不能由我們隨意承認或否認的。如果我們還想改變客觀情況的話，那就可以根據這種真實地反映了客觀情況內部聯係的估計，規定行動方針，轉過去影響客觀情況，把它加以改造。
文章指出：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國革命的一大特點，其表現形式是多樣的：有時間發展的不平衡，即這一時期與那一時期的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即這一地方與那一地方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有階層間發展的不平衡，即工人與農民間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在中國，工人較之於農民是先進的與領導的階級，它通過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為農民發了綱領、口號，並且還派遣了自己的先鋒隊戰士領導了蘇維埃運動與紅軍。但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並不等於中國革命發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認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的事實。我們說工人先進於農民，是就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說的，是就工人經過共產黨從政治上與組織上領導農民鬥爭說的。我們說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是就現實的政治鬥爭狀況說的，是就工人還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會組織與大規模的公開的工人運動（如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去領導農民說的。中國革命不平衡性產生的原因首先在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具體地說是因為中國封建割據狀態，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各地的勢力和特權，是因為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是因為近代式的若幹工商業都市和停滯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是因為幾百萬產業工人與幾萬萬舊製度統治下的農民與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等等。其次也在於主觀努力的不夠，或是說沒有正確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觀條件發展革命運動。要改變革命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必須首先認清不平衡產生的主觀原因，然後按照現實的主觀條件並適當地運用這些條件去解決。不顧時間、地點、條件，隻有一個主觀願望，或是消極等待客觀條件的變化，忽視主觀努力，都不能取得預想的結果，隻能到處碰壁。
文章指出：正確的策略原則及其具體靈活運用的方法，是革命和鬥爭成功的基本條件。在民族革命與國內革命的同時進行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策略原則是武裝鬥爭與和平鬥爭的統一；在武裝鬥爭方麵，是紅軍鬥爭與義勇軍鬥爭的統一；在和平鬥爭方麵，是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的統一。要正確運用這一策略原則，必須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後，中國革命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同時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區域，一種是紅軍與義勇軍統治的區域，一種是日本人與國民黨統治的區域，然後根據客觀情況明確劃分這兩種同時存在的不同性質的區域，分別采用上述各種不同性質的鬥爭形式。具體地講，紅軍這種形式是國內戰爭的工具，執行土地革命任務的，就中國這類革命尚未成功的國家說來，是階級鬥爭的形式，不是民族鬥爭的形式。在中國當時，隻能存在於比較偏僻的農村和山地，在城市中與平原上是不能立足的。義勇軍這種形式是當時最適宜的民族鬥爭形式，能取得民族資產階級與大多數人民的同情與援助，但在當時也隻能存在於東北的山嶽地帶。要求在一切日本人統治與國民黨統治的地方建立義勇軍是不切實際的與錯誤的。在日本人與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一切地方（這些地方占全國十分之九以上的區域），絕對不能采用流血的武裝鬥爭形式，而隻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鬥爭形式，即合法的公開鬥爭與非法的秘密的鬥爭形式。中國雖然不是民主的法製的國家，人民沒有政治自由，但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法律、社會的習慣，依然是有許多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間隙、漏洞是可以被我們利用的。因此在一切日本人及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區域隻有采取合法的能夠公開的各種各色的鬥爭形式，才能一般地避免反動政府的逮捕與解散，才能保全力量與積蓄力量。有許多是非法的鬥爭，也隻有采用公開合法的形式才有勝利的可能。例如罷工，是非法的，如果我們要爭取勝利，避免失敗，就必須利用當時當地的各種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條件，可罷則罷之，不可罷則已之，罷而不勝則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才能存在與勝利。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之相配合。秘密工作包括黨和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鬥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沒有這一方麵的工作，是不能存在於敵人統治區域的，公開工作失去了靈魂。我們黨指導中國革命的策略原則及其具體靈活的運用是一整套極複雜的政治科學，每一個共產黨人都必須學會這一整套政治科學，否則，我們就無法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臨時中央則不但不願意進行公開合法工作，也不願意認真進行秘密工作，凡事愛暴露，愛顯勁，愛稱英雄，愛在明天早上勝利，結果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域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群眾力量也鬧個精光。他們完全不知道中國的特點是武裝鬥爭與和平鬥爭的統一，在和平鬥爭方麵，又是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的統一。這是極複雜的政治科學的一整套，中國共產黨人如不學會這一整套政治科學，是無法勝利的。
文章還指出：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是主觀主義的。這是因為，首先，他們拿了衡量一切的他們自己的路線，是不根據於客觀實際而僅僅根據於主觀願望，胡亂製造出來的。第二，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既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主觀主義的政治路線，又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於是對於凡不合他們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機會主義者”。第三，他們不知道兩條路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對於時間與空間中運動著的一定事物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狀態加以分析與綜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暫時安定性（即該事物的本質及其屬性）的一種方法。對於每一件具體的事，每一個具體的人，如果要認識它的性質，就必須使用這種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加以具體的分析與綜合的調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結論。第四，他們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方法，亦即他們的亂鬥法，沒有可能把對付敵人和對付犯錯誤的同誌加以區別，在黨內造成一種亂鬥的習慣，不分青紅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堅決無情的鬥爭”，造成黨內離心離德、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麵。這種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主觀主義的亂鬥法，如果不肅清，黨要達到真正的團結與統一是不可能的。
針對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路線及其政策，毛澤東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麵，係統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文獻，指出它們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特征，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並且使毛澤東對那個時期中共中央的路線錯誤的認識大大深化。
1964年春天，毛澤東把這篇文章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雲、吳冷西、陳毅等人閱看，還說：“請提意見，準備修改。”
1965年1月，又批給謝富治、李井泉、陶鑄閱看，還講：“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後）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誌們去作決定。”
1965年5月，毛澤東又修改這篇文章，把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1965年8月3日，劉少奇在和毛澤東一起會見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後，要求和毛澤東談話，他顯得誠懇地說：“主席，看來我已經越來越跟不上你的思想和部署了······過去可能我們在一些國際和國內的問題有誤會……”
毛很好地忍耐著，控製著自己的感情，說：“有分歧是正常的，沒有矛盾卻是不正常的。我們之間的一些問題很難用分歧來解釋吧。曆史是最好的一麵鏡子，我最近又看了過去的一些文章，事實證明我的許多意見是正確的。當初我堅持正確意見的時候，你們好多人都反對我，當然你比王明、博古、張國燾那些人要好一些，但是也是跟著他們走的。周也是跑得很緊呐！事實證明，要是按照他們的意見去辦，我們就不會有今天，也不會有你這個國家主席。當時認為你會堅持我的主張，我希望我在見上帝的時候把你們的威信樹立起來。沒有想到······發展到好多事情不和我商量……”
劉說：“過去我的工作指導上肯定有不少的錯誤，我已經認識到了。今後凡是重大的問題一定要首先向主席請示，再不會犯同類型的錯誤。我的錯誤希望能夠得到主席的嚴厲批評和諒解。但是現在把我們黨內的分歧公開出去究竟對誰有好處，我看沒有多少好處。凡是有意見我是會提的，也就是說我是搞公開的爭論的。從斯大林的問題被揭露以後，我就認為，在我們黨內再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是不好的。”
毛說：“但是你在許多的場合裏說過，你要搞鄧同誌的個人崇拜。”
“這是為了給小平同誌樹立威信。”劉解釋說，“你現在公開文章，起碼對活著的人都沒有什麽好處。就是對周同誌也不好嘛。弄得我們都不好再工作了。”
話說到這裏，毛澤東同意目前不再公開文章的內容。既然沒有確定公開發表，為什麽還要翻揀出來示人，準備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來，在毛澤東心目中，此文未必純屬“曆史資料”，其中或許藏伏著立足現實需要讓他格外珍惜的東西。
的確，這篇長文反映了黨的一段曆史，一段犯“左”傾錯誤因而遭受重大失敗的曆史。毛澤東傾注那樣大的心血，擺出鮮活生動的事例，以鋒芒畢露的犀利文風，來總結這段曆史的經驗教訓，怎麽能讓它永遠塵封？
他相信對後人是有啟發作用的。再則，時過境遷，那些曾經在30年代犯過錯誤的同誌看了此文，也不至於出現“怒發衝冠”的情緒反彈了。
將近10年之後，毛澤東又找出此文，打算印發給中央委員。又是一番猶豫，結果隻是給當時的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據說，1976年8月，毛澤東還請人把這篇文章讀給他聽。一個月後，帶走了對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複雜心緒，毛澤東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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