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周恩來說隻有毛主席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 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個人創造
周恩來一生對毛主席心悅誠服，出於他對中國革命曆史實踐的親身體驗和感悟，有兩個著名的觀點，深受他的戰友們和人民群眾的普遍讚同：一是隻有毛主席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二是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個人創造。
一，隻有毛主席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
從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先後領導下，根據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采取“誘敵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虛弱”，聲東擊西，集中優勢兵力，圍殲其有生力量的作戰方針，先後取得了第一到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此時共產國際東方部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李德已從上海到達瑞金，在秦邦憲（ 即博古，時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的支持下，實際上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實施一係列錯誤的方針和戰略戰術。（《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41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下同)
1933年11月20日，毛澤東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害怕紅軍轉向敵人統治區會丟失根據地，拒絕采納毛澤東的這一建議，錯失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戰機。（《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415頁，選自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毛主席開始並不想走。毛主席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完全是由於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造成的，他要留在中央根據地，打出一片紅彤彤的新天地。
周恩來知道毛主席這個想法後，趕緊上門給毛主席做工作，說中央紅軍不能沒有毛主席。最後說服毛主席一起跟隨中央紅軍長征了。
但是博古和李德這個時候並不買毛主席的賬。1934年11月下旬，紅軍突破湘江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時，博古和李德繼續不聽毛主席不能突破湘江北進的勸阻，造成了中央紅軍的重大傷亡，使紅軍由出發時的86000多人銳減到了3萬多人。
經過了離開毛主席的指揮戰爭就失敗的慘痛教訓，1935年1月遵義會議增選毛主席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主席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
1月15日開完遵義會議後，博古心裏還不服氣。一直到2月5日，博古讓挑著中央印章和中央文件的挑子繼續跟著他走，不想順順當當地進行權力移交。
2月5日，到了紅軍長征路上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周恩來與博古進行了徹夜長談，現身說法，說你我、我們領導中國革命都不行。我們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吃過洋麵包，對中國國情了解不是那麽深，我們搞不成這麽一攤子事業。周恩來說，我是從領導南昌起義過來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發現我們不行。中國革命必須找一個深深懂得中國的人來領導，否則我們都搞不成。周恩來跟博古講，老毛是這樣的人。你我都不是，他是。隻有毛主席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我們得輔佐他，我們隻有輔佐他。因為我們不是這樣的人，我們搞不成。
博古聽了周恩來的話，如醍醐灌頂，對毛主席心服口服了。談完話第二天，博古就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把中央挑中央印章、中央文件的挑子交給張聞天了。
“雞鳴三省”會議後，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重新分工，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定的是周恩來是軍事指揮上的最後決策者，毛主席很謙虛，讓周恩來繼續作名義上的最後決策者，實際上這時周恩來張聞天已經完全聽從毛主席了，所以毛主席成為事實上的領導核心和決策者）。博古心甘情願地改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退出中央核心領導。
從那以後，中國革命在毛主席領導下，果然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隻用了14年，就打倒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
二，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個人創造
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從1960年10月開始，毛主席開始吃素，不吃肉了。對護士長說：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我肉吃，省下來換外匯。（《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472頁)
毛主席不聽醫護人員的勸告，堅持要和全國人民同甘苦，不僅把國家每月給他的供應糧由定量45斤降到了35斤，而且堅持7個月不吃肉。
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治國錄：毛澤東與1949年後的中國》公布的曆史記載，聽到醫護人員的報告後，周總理為了主席的身體，去勸毛主席吃肉。
但不管周總理苦口婆心怎麽說，毛主席就是堅持不吃肉。周總理有點急了，勸告主席說：“主席，你不吃肉，身體垮了，中央怎麽辦？”
毛主席說：“我身體不會垮，垮了也有集體智慧呀！”
周總理著急地說：“新中國的確是集體打出來的，搞建設也是大家一塊兒幹的，但你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這樣說是可以講通的。但你硬要說連你的智慧也都是集體的，就離譜了，說不過去了。因為不合於實際！”
是啊，毛主席的智慧怎麽能成了集體的智慧呢？如果非要這樣說，周總理認為就太離譜了，因為這樣說根本不符合曆史實際。
毛主席大概是要故意刨根問底，對周總理說：“我怎麽不合實際了？”
周總理說：“一個人的思想是容易受他人影響，但黨史和現代史都可以顯現出，是其他領袖人物和軍隊將領乃至全黨全軍受你的思想影響，才取得了勝利。”（就是說如果是受影響，也是毛主席的思想影響了其他領袖人物和軍隊將領，而不是其他人影響了毛主席的思想）
周總理繼續說：“正如林彪（注：林彪雖然當上黨和國家二把手後事做得不對，但說的話卻有好多都是對的，正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說的，凡是執行毛主席路線就勝利，否則就失敗。”
周總理接著十分懇切地說：“別人都有些什麽思想，給了你什麽影響？究竟是你的思想啟發了別人，使別人更加聰明了，還是別人給了你智慧和啟發，才結晶出了毛澤東思想？就說軍事思想吧，誰具備毛主席的軍事天才（很明白，周總理說沒有一個人具備毛主席的軍事天才）？難道紅軍走出死亡之穀不是因為聽了你的，是因為聽了‘集體智慧’？是因為有了你的思想，才使集體有了智慧，而不是因為集體有智慧，才催生了你的思想。“
周總理說得非常坦誠客觀，是毛澤東思想使別人變得更加聰明了，而不是別人使毛主席變得更加聰明了，才結晶出了毛澤東思想。紅軍走出死亡之穀，那是因為聽了毛主席的計謀，靠毛主席的智慧，而不是靠什麽集體智慧。
所以，周總理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不容辯駁地亮明自己的觀點：是毛澤東思想使中國共產黨集體有了智慧，而不是集體智慧成就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由毛主席個人所創造。
筆者認為，對待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開國領袖毛主席的評價，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客觀公道，在老百姓看來，體現的不僅僅是水平，更是人品。
和那些詆毀毛主席被人民唾棄的小人不同，周總理在和毛主席幾十年的戰友生涯中，始終做到了心悅誠服、全力輔佐，殫精竭慮、忠心耿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為了毛主席信賴、人民熱愛的好總理，必將永載史冊，被萬代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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