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中南海後，也是在中南海舉辦的舞會上第一次見到劉少奇。那時在我的眼裏，他也是黨和國家的領袖，所以對他也是非常尊敬的。不過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觸機會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我們處理了一封湖南來的信件。信裏的內容是，湖南長沙有個楊劍雄，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親戚兼秘書，他是劉少奇的同學。1925年劉少奇任全國總工會領導人時，在長沙被趙恒惕逮捕。那時趙恒惕對共產黨大幹部是抓了就殺的。後來是楊劍雄向趙恒惕求情，趙恒惕才把劉少奇給放了。在放的時候，趙恒惕還送劉少奇一套“四書”，叫他去好好閱讀，改變思想。解放後，楊劍雄在“鎮反”運動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審問他的時候，他說他曾經救過劉少奇。當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說得有頭有尾、很具體，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寫的材料和一封他寫給劉少奇要求寬大處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給公安部然後再轉到中南海來的，因為當時我負責處理北京地區信件，所以先送到我這裏。我一看信的內容，說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轉給了我們秘書室負責處理中南地區信件的科長朱固。朱固把信送給了劉少奇。過了一段時候，我向朱固問起那封信後來處理了沒有。朱固告訴我，少奇同誌直接在信上寫了個批示，說沒有這個事，要當地政府立即把那個人處決了。當時我的心裏就想，信裏提到的是你個人的曆史情況，按道理你應該上報給主席的，或者至少也應該給其他的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怎麽就這樣直接下令把那個人給槍斃了。不過，劉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說什麽。後來在文革的時候，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來，劉少奇當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來了。
1958年，我在“八司馬事件”中挨整，當時我們隻知道是楊尚昆在整我們，後來才知道是劉少奇指示楊尚昆這麽做的。我們“八司馬”所反對的何載和劉少奇的關係很好，劉少奇當時就有讓何載來取代田家英的意圖。
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我聽了劉少奇在會上的講話，心裏是很有看法的。他講到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時，就說這由中央來負責，而不說他自已該負什麽責任。其實，在刮“共產風”、提“高指標”的時候，他是最起勁的一個。毛主席在會上說了，中央的責任首先應該由他來負，因為他是黨的主席。而劉少奇在講話中順竿而下，明顯把錯誤責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後來林彪在大會發言，上來就說，不是毛主席犯錯誤，是我們這些人犯了錯誤，是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說的去做。林彪的講話很明顯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講話，受到了全場熱烈的鼓掌。
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後，對中央組織部和中央辦公廳控製得很緊。安子文、楊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實，劉少奇這人挺厲害。曆史學家呂振羽在1927年的時候，在武漢就和劉少奇一起工作過。後來給劉少奇當過政治秘書。建國初傳出了劉少奇1927年在汪精衛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並且向汪精衛上交了工人手裏的武器，自已跑到廬山上去休養的事。有人向主席反映了這些事情。據說劉少奇懷疑是呂振羽講出去的，就把呂振羽關進了監獄。到文革時，是關鋒建議中央下令把呂振羽放出來的。呂振羽在獄中以及出獄後掲發了劉少奇的許多錯誤。
在我的印象中，劉少奇應該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其實他的治國理念，也就是現在有些人所非常熱衷的“把革命黨變為執政黨”，把執政黨變為代表新生利益集團的新統治者。毛主席曾諷刺他是“劉皇帝”。
“五一六通知”以後的曆次中央會議我大都參加了。我親眼目睹了劉少奇他們是怎樣對待群眾運動的，他們對領頭起來提意見的學生、工人和幹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們總是借口在群眾中有壞人，而把群眾當作“壞人”來鎮壓。那時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在他們主持的中央的會議上，是沒有什麽發言權的。我隻能把會議的情況通過江青報告給毛主席。江青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讓我們到各個學校去了解情況，我們去看了之後，幾乎每一個學校的造反學生和群眾都受到了“工作組”打擊，不但被批鬥，不少人還被帶上了“反動學生”的帽子而被關押。“反幹擾、抓遊魚”沒幾天，僅北京就抓了一萬多人。後來還造成了一些群眾自殺。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時製止，那受到處分和打擊的群眾，一定會遠遠超出1957年的“反右”運動。
我所知道的鄧小平
在我的感覺上，開始鄧小平在中央領導中的威信並不高，好多人都不怎麽把他當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說是喜歡他。董老說，“五馬進京”，高崗一馬當先。其實，在五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鄧小平。因為高崗在建國的時候，就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了。到後來，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鄧小平，倒不完全是因為他以前曾經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組織能力確實很強。
那時，中央書記處開會都是有專門的速記員作記錄的。可有一次，因為速記員有事，就臨時叫我去幫助記錄。那是一個討論工業問題的會議，會上亂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語，根本無法記錄。可到鄧小平講話的時候，他高屋建瓴提綱挈領地歸納出了幾條，就把大家的意見都概括進去了。這樣，我的記錄也就很順利了。大家聽了也都表示讚同。我也一下子就對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時也不怎麽看書，也不怎麽講理論。但是有些事情，特別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別人要琢磨幾遍才懂，他卻聽一次就能夠抓住要害。當時經常和他在一起打橋牌的，像吳晗呀、萬裏呀，呂正操呀，其實都是他的高參。
他最厲害的一點，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機妙算，高深莫測。他的想法，有些連總理、陳伯達、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鄧小平卻可以把握得很準。可以說，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後來寫給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無論在選擇的時機上和對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觀止”名文的水平。盡管這在政治上是欺騙，但是對於如君子之方的領導人卻能有醍醐灌頂、發人猛省的作用。
不過，你很難說他這個人在政治上是有什麽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歐美資本主義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哲學。而且他做起事情來，往往是沒有底線的，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連馬列主義的經典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會的道德、為人的準則他都敢於徹底拋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