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十一章
想起建東老校長孫泰升......
徐家禎
(下)
“文革”中帶領學生去寶山果園學軍
（右二為作者，右一為李家駒老師）
（接上篇）那麽“文革”前我與孫校長的關係呢?那就可以用“不即不離、敬而遠之” 八個字來形容了。
我進建東時實足還不到二十歲，隻比我的學生隻大四、五歲 (記得我教 的第一個班裏有位留過幾次級的女生，已經二十歲，比我還大一歲);毫無社 會經驗，既不會“靠攏組織”，又不懂如何討好領導。我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父 親因在國民政府任過法官，那時已被套上“曆史反革命帽子”。我對政治、黨團 不感興趣，從來沒有入黨、入團的願望和要求。其實，連做老師都並非我的本 意，當時我被分配去讀師範中文係已經大大違背了我的誌願。進了建東，我隻 想兢兢業業完成我的工作，並不想在工作上作出什麽成就，更不想以後可以晉 級遷升。甚至在經濟上，我都並不認為這份工作對我有什麽重要意義，因為我 的工資並不需提供家用，我的月薪在當時隻夠讓我用來買六、七張慢轉唱片而 已(注 4)，隻能作我零用的一小部分。所以，那時上完課、教完書，我馬上回家，躲進我父母三層樓大房子裏二樓那個屬於我的書房兼臥室，聽我的音樂， 看我的小說，玩弄我的照相機、電唱機、錄音機，關注我的愛好 —— 買書、收 集郵票、唱片、明信片，與外國筆友通信 ...... 完全生活在一個與外界社會截然 不同的世界裏。
對於我這樣一個雖有家庭問題，卻無曆史問題;雖不要求上進，卻也無 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雖不靠攏組織和領導，卻也負責、敬業的年輕人，我想 孫校長是把我列為既不重用，也不排斥之列的。現在回想起來，在“文革”之前 幾年中，我都不記得孫校長是否找我個別談過話。我想，即使談過，大概也隻 是談些希望我與家庭劃清界限、靠攏黨團組織、政治上要求上進之類一般性的 內容吧。
總而言之，我雖然十分佩服孫校長的領導能力和工作作風，但是，對我 來說，我覺得他隻是高高在上的學校最高領導、黨組織的代表，與我毫無個人 利害關係，因為我天真地認為，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業務上，都沒有必要 有求於他。
孫泰升校長與我發生個人關係，那是“文革”開始以後的事情了。
“文革”的真正開始，對我們來說，是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報》發表 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學校的運動在孫校長動員下馬上開展起來了。大字報 立時三刻鋪天蓋地，但是，都是針對所謂“隱藏起來的地富反壞右”的。不久， 像陳亮東之類有各種曆史問題的教職員工都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小小一個一百 多名員工的建東中學，被關進“牛棚”的“黑分子”就有十多個。
不久，北京就出現了“紅衛兵”上街“掃四舊”。所謂“掃四舊”，就是掃除社 會上的舊文化。但不知怎麽一來，“掃四舊”馬上搖身一變成了“抄家”風。上海 的抄家風隻比北京晚刮了兩三天。八月中旬，所謂“資產階級頭麵人物”的家已 經開始有“紅衛兵”進去“掃四舊”了，但很快，這股“抄家風”就被上海舊市委製止 了 —— 那時，不要說上海市委不知道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麽，就 是劉少奇作為堂堂國家主席，不是也蒙在鼓裏，不知道這次運動的真正動機竟 是要置他於死地嗎?所以，運動一開始，他還派工作組去北大、清華，想領導 學生搞運動呢!正當上海舊市委製止了“抄家風”，我們正在慶幸成了“漏網之魚” 之時，誰知，八月底，《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 說:紅衛兵抄地富反壞右的黑窩，把他們的金銀財寶、變天帳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好得很。於是，當天晚上八點鍾左右，原來屬於我們家族擁有的工廠的“造 反隊”就敲鑼打鼓地來我家“抄家”來了。
關於抄家詳情，我與母親合作的《山居雜憶》一書中〈抄家〉一節已有 詳細敘述，在此不再重複。(注 5)
正當廠裏“造反隊”在清點他們準備拿走的金銀財寶、貴重物品之時，我 們的後門又震天響地被敲打起來。我去開門一看，原來是建東中學一支主要由 高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大約三、四十人，也來“抄家”了。我不教高中，所 以高中學生基本上都不會熟悉我;即使他們在校園裏也一定看見過我，但是， 決不會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更不會清楚我的家庭地址。顯然，他們這次來抄家 一定是學校黨支部安排的了。不過，第二天我去學校，知道昨天晚上全市統一 行動，無數所謂“四類分子”家庭被抄;建東老師中，凡有某種“問題”的，也都 有學校“紅衛兵”去抄家，所以，顯而易見，抄我們家並非針對我一人的，孫校 長隻是又一次忠誠地執行了市委的指示而已。
不過，建東“紅衛兵”晚來了一步，我家最貴重值錢的物品都已被廠裏的 “造反隊”裝車拿走了。然而，我們三層樓十多間房間裏的東西實在太多，工廠 “造反隊”連古董、書畫、家具、衣物都一件不拿，就已經裝走了兩卡車。於是， “紅衛兵”就撿書籍和字畫拿，因為他們視這些物品為“四舊”。當然，作為學生， 對書籍總是很感興趣的，於是就邊搬邊翻看起來。二樓後間一間平時不住人的 客房裏，父親放著兩隻玻璃書櫥，櫥裏大部分是畫冊，除了一套日本出版的精 裝《世界名畫全集》，有幾十本之多外，還有一些中國線裝畫冊。“紅衛兵”們 索性坐在地板上細細翻看起來。
查抄到半夜，肚子餓了，他們來問我有沒有吃的。我在櫥裏找出幾個雲 南火腿罐頭給他們。他們在廚房裏找出大米、蔬菜、油鹽醬醋，叮叮當當自己 動手做起飯菜來。做好了還來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吃，說:“你們不是牛鬼蛇神， 與你們父母要分開來對待。”其實，他們對我父母也沒有什麽打罵或訓斥。到了 第二天早晨，他們叫來兩輛“黃魚車”(上海叫前麵用自行車拉的拖車為“黃魚 車”)，裝走了幾百本書籍，還拿走了我房裏的一套音響，說是“紅衛兵司令部” 暫時“借用”一下，就回學校去交賬去了。連我放在二樓後間一個櫥裏的三百多 張慢轉古典音樂唱片都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目!當然，那套“借去”的音響後來 就不了了之，再沒歸還。
記得幾天後，一位高二學生、姓彭的“紅衛兵”頭頭還來跟我商量，說能 不能借我家底樓三個房間，讓他們做“司令部”。我推說要問問父母，想拖延幾 天再說。不想，後來北京“紅衛兵”、長寧區延安中學“紅衛兵”，還有來路不明 的“紅衛兵”，一批接著一批來“抄家”，最後，得到我們廠裏“造反隊”同意，“紅 衛兵”查封了絕大部分房間，隻留一個臥室、一個客廳、一個廚房和一個浴室讓 我們使用，所以，建東“紅衛兵”想借用我家做“司令部”的打算也就不破自滅了。
再過了幾個月，運動風頭忽然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本來孫校長與 全國所有單位的領導人一樣，以為這次運動也是由他們領導，批鬥一下“四類分 子”就算了結。誰知，結果發現，原來“文革”的主要對象不是“老反革命”而是“新 反革命” —— 所謂“走資派”，也就是領導們自己!
建東中學當時有兩位主要領導人:一位是正黨支書兼正校長的孫泰升， 還有一位就是姓朱的副黨支書兼副校長，是位女性。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風 暴”爆發，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隊”接管了上海市委，成立“上海革命委員會”。 舊市委倒台，建東的正副兩位校長也同時進了“牛棚”。
就像當時上海和全國所有地方政府一樣，建東也出現了兩派:一派是保 原當權派的所謂“保皇派”，另一派就是反原領導的“造反派”。其實，建東的實 權是掌握在孫泰升手裏的，朱校長隻是一個裝樣的傀儡而已，所以，建東的教 師和學生，就以“保孫打朱”還是“打孫保朱”來分成兩派。孫泰升身邊本來就有 一批全心全意擁護他的老師和學生，現在，這批老師和學生就形成了他的“鐵杆 老保”，堅決捍衛孫校長。以前不被孫泰升重用的一批老師和學生，就自然形成 了“造反派”，堅決設法要打倒孫泰升。
我本來對政治毫無興趣，現在“革命”卻革到我的頭上來了，連本來我可 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安樂窩”也已不複存在。再說，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 語文教研組中與我關係最好的一批教師都是屬於“造反派”的。於是，我也就理 所當然地成了“打孫派”。不過，在“打孫派”中，我既不是骨幹，又不是打手， 隻是搖搖筆杆子，寫寫大字報而已。更多的時候是代人抄寫大字報，因為他們 說我寫字寫得快。於是，我的一手好字，就這麽給練了出來!
“文革”進展了兩三年，“走資派”已經都被揪了出來，於是，運動又進入 一個新階段，叫“一打三反”。“打”什麽“反”什麽現在已經說不清楚，大概上麵總 號召要“革命群眾”再深挖隱藏在“群眾隊伍”裏的暗藏“反革命”吧。記得一次會上， 孫泰升不點名地在發言中提到了我。第二天，還在校門旁邊貼了一張大字報，裏麵也提到學校裏有人與外國通信。關於此事，我在八十年代發表於墨爾本 《海潮報》上一篇題為〈我與筆友的故事〉的文章中(注 6)敘述過，不用再說 一遍了。
“文革”中與 73 屆學生趙建國攝於建東中學校門口 (背後可以看到牆上貼的大字報)
六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政治空氣寬鬆，我與海外筆友通信的事沒有什 麽大不了的。到了“文革”，大家疑神疑鬼，即使有海外親友的家庭都有被懷疑 為“裏通外國”的可能，更不要說我跟四、五十位素昧平生的外國朋友通信了。 所以，此事要是弄大，我很可能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隔離審查，甚至拘留 起來，調查個十年八年，最後即使“查無實據”被釋放出來，也已經夠我苦一輩 子的了。這是非常可能的結果。而那時，孫泰升在大會和大字報上都提到我這 件事，居然事後無人“上綱上線”把事情弄大，反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真 可以說是個奇跡了。我想，凡參加過“文革”全過程的人，都會同意我的想法。
“文革”結束之後，我很快就去了美國，後來又轉來澳洲工作、定居。聽 說孫校長後來很快調出建東，在靜安區當了教育局長，不久又被調任為靜安區 業餘工業大學校長。但是，當然，他與建東中學還是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的， 再說，以前他周圍的一批師生，也還是與他常有來往。所以，〈我與筆友的故 事〉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我就複印了一個副本從澳洲寄給那時還在建東中學任 教的一位老師，那位老師很快就把該文傳給了孫校長。過後，我就把此事忘記 得一幹二淨了。
又過了十多年，到了 09 年十月，我回上海旅行，在一家飯店請建東語文 組以前的一批老同事聚舊，鄰座是一位與孫校長關係很好、來往密切的嚴老師。 席間，她小聲對我說:
“你寫孫校長的那篇文章他看到了，覺得有點委屈。”
“是嗎?怎麽啦?”我說。
“他說，實際上，他對你印象一直是不錯的，也沒有要把你當反革命揪出 來的打算。他說，事實上，他還做了一些工作保護過你呢。”
我說，“啊呀，其實呀，就算孫校長當時要把我當作‘裏通外國’的反革命 揪出來，現在想起來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誰都頭腦發昏、是非不分，什麽 事都按照當時的政策來辦。他那時是建東黨組織的代表，站在這樣的立場上來 大膽懷疑我，也是應該的。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那時大家都在做戲罷了。其 實，我對孫校長也沒有什麽看法。”
我說的倒決不是假話。八十年代寫那篇文章時提到孫校長，可能還確有 點想出出怨氣的想法;現在又過了十多年，心平氣和地想想，那時他是黨的領 導，我是“黑五類”家庭出身的群眾，大家都隻是在認真地扮演著自己應該扮演 的角色罷了。我們之間都並不存在什麽個人的恩怨。
嚴老師聽了點點頭，說:“孫校長已經八十了，他太太得了老年癡呆症， 要人照顧。他自己腿腳不行了，出門要坐輪椅。但是我們還常去看他。每年總 要與他到飯店吃幾次飯，大家輪流請。”她說的“我們”，就是指建東以前“保孫 派”的老師們吧。
我說:“那麽請你以後見到孫校長時代我向他問候，並替我解釋一下吧。” 嚴老師說:“你有沒有興趣去看看他?他家離我家很近，我可以陪你去。”
我一想，覺得嚴老師的建議倒也不錯，不是可以趁機把事情當麵解釋一 下，以釋前嫌了嗎?於是就與嚴老師約了一個時間，去拜望老校長。
那天，我與嚴老師約好在打浦橋一個地鐵站附近碰頭，由她帶我去孫校 長家。記得孫校長住在一棟高層公寓裏，居住條件不錯。我去時還不忘帶了兩 本我出版的散文集去送他:一本是《山居雜憶》，一本是《東城隨筆·人物集》 (出版時忘了把《我與筆友的故事》也收進去了)。我把這兩本書題了字送給 他，一則是讓他做個紀念，一則當然也表示我與他並無舊嫌。
其實，我前麵已經說過，在孫校長當校長、書記時，我不記得曾經與他 有過個別談話的經曆;沒想到現在我在已作了外國公民、與他真的毫無關係的 情況下，倒會在他家裏有個與他麵對麵個別談話的機會!
孫校長外貌基本上沒有很大改變，隻是長胖了一點，也蒼老了一點。站 起來有點困難，走路就更不行了。我把書送給他，也解釋了一下我在文章裏寫 到他並不是對他有什麽個人成見，隻是回憶當時的實事罷了。他也說了些他以 前對我看法，說“一直很欣賞我的業務能力”、“對我踏實的工作態度印象很好”， 與嚴老師幾天前告訴我的基本一樣。他還說:關於我跟海外筆友通信一事，“文 革”前公安局就有人來學校了解過我。孫校長向他們解釋了一下，就把他們擋了 回去。這，大概就是嚴老師說的“孫校長還保護過我”的那件事吧。
我與嚴老師沒有久坐就告辭了。臨別，孫校長問我準備什麽時候回澳洲 去，我好像說還有一周吧。孫校長就說，在我走前要請我吃一次飯。我想，他 可能說說而已，不一定馬上能安排出時間來。
沒想到，隻過了一兩天，嚴老師就來電說孫校長已經安排好了，請我和 老建東的幾位老師一起在靜安區一家飯館聚聚，要我務必出席。我一方麵很感 激孫校長的誠意，一方麵覺得，這樣也好，把我們之間原來所有的隔閡用一頓 飯徹底消除掉，豈不是很完美嗎?
記得那天到席的大約有十位老建東的教師，基本上都是我已經十多年沒 見過麵的老師。孫校長做東，我是主客，坐在他的邊上。其中一位姓張的政治 老師還帶了一張他寫的書法送給我，大概孫校長事先已經告訴大家，這次是請 我吃飯吧。飯桌上，大家談得很歡快。我不斷給孫校長夾菜，最後還把他攙上 了出租汽車。他說:他們這樣的聚會每年都要舉行幾次，希望我以後回上海再 參加他們的聚會。沒有想到，這次與他的見麵，竟成了永訣。
現在，孫校長已經與世長辭了。俗語說“蓋棺論定”，那麽，我想，我也 應該可以給他一個“定論”了吧。
我覺得，要是把孫泰升作為一位老同事來看待，那麽，應該說他還是很 有人情味的，而且也極其念舊、講交情、有義氣、肯幫老朋友、老部下和老學 生。這就是他人格魅力的根源。而要是把孫校長當作一位領導來看的話，那麽， 我覺得他是位能力極強的領導幹部，能用人，有雄心，有目標，有實幹精神， 也有威信和魄力。我想，做一個中學校長，對他來說真的是有點大材小用了。 要是他有機遇能當個區、市的領導，我相信他也一樣能幹出一番成績來的。隻 可惜他在五、六十年代這一特定的環境裏，做了“黨”的忠誠幹部，執行了錯誤 的政策，嚴格遵循“階級路線”辦事，結果傷害了一些群眾，得罪了一些教師， 也錯失了一些人才。不過，這一切都不應該算在他個人的賬上，事情過去了， 也就應當讓它過去吧，不應再糾結於心了。要是說這些是孫校長的缺點的話， 那麽也隻能說這是他的“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
孫校長最後以八十四、五高齡，心力衰竭而離世，既快速又無痛苦，我 想，這應該說是每位老人都祈求能得到的最圓滿結局吧!
二 0 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於刻來佛寺新紅葉山莊
二 0 一六年一月年日修改
注 4: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上海外文書店和音樂書店有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西方古典音樂慢轉唱 片出售。記得唱片分大、中、小三種。大的(直徑 12 英寸)，蘇聯唱片 7 元一張，東歐 國家的 9 元一張;中的(直徑 10 英寸)，蘇聯的 6 元一張，東歐國家的 7.5 元一張;小 的(直徑 7 或 8 英寸)，則都是 3.5 元一張。當時上海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五、六十元， 隻夠買六、七張慢轉唱片。
注 5: 可見《山居雜憶》第 49 章《抄家》或本書附錄4。
注 6: 此文已收入本書第 10 章。
1993 年 10 月 17 日，孫泰升(前排中立者)時任上海靜安區業餘工業大學校長。
以前建東中學 的部份學生和老師去看望他，在業餘工大校園裏攝
(孫泰升左邊為中華職校校長黃清士的太太朱玉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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