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六章 我和春節
（下）
徐家禎
在我十歲左右的時候，中國大陸變色，大家庭分了家，各房除了在年初一必 定要團拜之外，就各自分歲了。就我父親一房而言，實際的分歲形式還是跟大家 庭時差不多的，連供桌及祭器都就是大家庭那一套，因為分家具時，那套東西正 好分給了我們大房。吃年夜飯前也要先祭祖，隻是我們隻供與我們一房直接有關 的祖先——曾祖父、母，祖父、母——的畫像了。畫像不再掛在樓下大客廳中， 而是掛在二樓後間平時空閑的房裏。祭祖前後，全家先在那間屋裏坐著談笑一會 兒，祭畢才下樓吃年夜飯。祭祖的供品，自然也比大家庭時簡單。大豬頭不見了， 雞、鴨、魚、肉是仍然還有的，尤其是魚，過年總要放在桌上，然而並不去吃它， 取其“年年有餘(魚)”之意。我們家過年總要吃一碗由紅棗、蓮子、白果、栗子及 藕用紅糖煮成的甜菜，叫“藕脯”。藕杆中空，取其“路路通”之意。我一輩子少有 走而不通之路，大概是吃了三十多年“路路通”之故!過年吃藕可能是江浙風俗，別處我沒見過。
母親說我對過年“正兒八經”，其實，我父親是更“正兒八經”的。每年臨近春 節，父親總要親手將客廳中掛著的八幅字畫換上新的，還要放上紅梅、臘梅和天 竹葵等盆景、瓶插，再親手將樓上樓下各間房裏的水仙都箍上一個紅紙圈。於是 綠葉、紅紙、黃蕊、白瓣，再配上五色卵石和瓷盆，色彩特別鮮豔。大紅的繡花 桌圍、椅披仍然要套到正月二十日才除去。
母親很早就開始指揮女仆做糟雞、糟鴨、糟肉了，有時也用蝦油代糟。棕子、 年糕買了，做了，都儲存起來，一直可吃到春暖花開。杭州的外婆常做了另一份 年貨帶來給我們。
過年時父親忌諱很重:不能說不吉利的話和字眼，如“死”字;不能打破東西。 於是春節期間大家分外小心。小孩隨便講錯話，終屬難免，但是成人也有辦法: 拿一張草紙在屁股上一抹再在嘴上一抹，算是嘴巴成了屁股，再講錯話也同放屁 一樣，可以百無禁忌了。中國人的會得自欺欺人，從這些小風俗上也可見到。
不管如何，那時的過年是真的“正兒八經”有過年氣氛的。然而，好景不長，這 樣的過年方式維持到我十六歲時就結束了。那是因為家庭政治條件的改變。
記得那年正是我高中畢業投考大學前夕。年關已近，各種年貨亦已備齊，隻 等除夕、春節來臨了。那天可能是冬至前夜。俗話說。“冬至大如年”，也是要作 饗祭祖的。供品已經放好，香燭也已點上，就等父親下班回來開祭。然而那天左 等右候父親就是不回家。直到七、八點吧，父親回家了，臉色很不好看，也不對 我們說話，招呼我母親徑直跟他上三樓他們房裏去了。不一會兒，父母都下樓來， 將香燭、供品撤掉，說從此不再祭祖了。我們孩子弄得莫名其妙，但已有大禍臨 頭之預感，悶悶不樂地在樓下吃了頓晚飯。飯後，父母把我們四個孩子叫上樓去， 大致告訴我們事情的經過，說，下午校長(注2)把一份法院判決書交給父親，通 知他因“解放”前做法官時所辦案件中有鎮壓共產黨的“罪行”，被定為“反革命分 子”，送交裏弄群眾管製，不用再去上班了。父親就這樣成了“階級敵人”!那晚， 他對我們嚴肅地說:
“從今以後，我們不但不再祭祖、過年，而且生活方式都要改變了。”
1976年秋冬父親攝於上海江蘇路安定坊16號僦居院中
父親在照片背後錄宋朝詩人龔開題《瘦馬圖》一首顧影自憐:
“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 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其實，祭祖雖從此就沒再祭遇，但過年卻仍照樣過。生活方式直到七、八年 後的“文革”也無大變。隻是那一事件不但根本改變了我父親一生的命運，而且也 根本上改變了我和弟妹一生的命運(注3)，那是那天晚上大家不曾預料到的。不 過，這一事件使我一輩子中第一次感到“政治”原來與自己是那麽接近，因此，那 情景在三十多年後的今日仍那麽曆曆在目。
父親剛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個春節，當然大家在愁雲慘霧中度過。以後雖又漸 漸恢複過年活動，但那時起勁的是我而不再是我父親了。所以，母親才會說我對 過年“正兒八經”的。那時，政治氣氛雖已與所有的喜慶活動不合，但我仍年少氣 盛，覺得過年總歸是過年，仍然興趣盎然地準備。
記得我一生中最慘的那個除夕是六七年的春節，那時我們剛從老屋中被掃出 兩、三個月，政治上一敗塗地，經濟上一貧如洗，真正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注 4)幸虧那時上海發生“一月風暴”，“造反派”造反，“革命派”自身難保，我就戴了 “造反隊’袖章，去老屋裏搬出幾箱冬衣來。於是除夕下午，我與小弟弟拿了幾件 暫時不穿的呢絨衣服去寄售商店賣了，買回一些熟菜來過年。在我一生之中，這 是唯一的一次當衣換食、等米下鍋的經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堪回首!
父親管製後的許多年的年夜飯，往往總是在我的督促下進行的。父親事先在 紅紙片上寫好“除夕菜單”，其中什錦冷盤總是我的任務。除夕那天上午，我總要 與弟弟去南京路兜一上午，買熟菜、湯圓、粽子、糕點，一點兒馬虎不得。即使 “文革”期間全家“掃地出門”，擠進一間朝北的後間，連桌子都剩了隻有放在被櫃 上的一隻桌麵，我仍然積極籌備年夜飯。
我對過年漠然起來，那是從八零年離開中國去美國留學開始的。那時，不但 我已經又年長了幾歲，更失去了幾分浪漫氣概，而且連過春節的社會氣氛都沒有 了。
記得我剛到紐約一周，就是中國農曆新年。那天早上七點多鍾醒來，躺在暗 無天日的地下室中，(注5)想到此時此刻上海家中一定正在熱熱鬧鬧地準備除夕 晚餐，而我卻孤伶伶一人被命運拋到大洋彼岸，心酸得無法忍住眼眶裏的淚水。
“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後第一個除夕，我當時已在紐約一周
(1980年2月14日攝於上海江蘇路安定坊16號僦居)
那天上午舅舅叫我去曼哈頓辦事。辦完事，隻有上午十點多鍾，我獨自在街 頭漫步，隻見兩邊高樓林立，路上車輛如梭，身旁行人如織，但我隻有一種孤獨、 悲涼之感。後來，在《南澳散記 · 散步中》中我描寫了當時的心情:
“我感到我正置身於一個孤島之上，周圍是人 的海洋，人的潮流，雖洶湧咆哮，我卻無法與之溝 通。看手表，想到此時此刻上海正是將近午夜，家 人一定剛辭完歲，圍聚在一起等候新年的到來。往 年過年時家中的種種情景出現在我眼前，連最困難 時期節衣縮食的除夕、新年，回想起來也是其樂無 窮。我真想大聲問一下匆匆走過的路人:‘喂，你們 知道今天是新年嗎?’但是，我知道，回答我的隻會 是大海的咆哮，至多我隻能聽見撞擊在海崖上的自 己的回聲。我突然感到一種被拋棄的恐懼感。不知 不覺，我感到麵頰上兩條冰冷的淚水......”
自從離開了中國，我就沒有再主動地過過年。在夏威夷的第一個春節，我應 邀去也是來自上海的周太太和她兒子的住處吃年夜飯。他們做了五、六個菜。三 個並不熟識的同鄉在異國算是慶祝了新年。在夏威夷的第二個除夕是我和同室的 馬來西亞學生的美國“家長”(Host Family)阿麥定夫婦請我們在唐人街一家中國 飯店度過的。現在阿麥定夫人已移居加州，而熱情好客的阿麥定先生卻己故世四、 五年了。到了南澳，有時我也應邀去一些華人家過除夕，還參加過中華會館的除 夕宴會。八八年我父母在澳洲時，甚至特地邀請鍾醫生和一對年老的澳洲夫婦來 一起過節。但是所有這幾次過年，都缺少過年時真正有的節日氣氛，因此沒有了 實質精神而隻有外表形式了。我想，其原因，除了我年齡增長而漸漸對節日、歡 慶已失去童年時所有的興趣之外，主要是因為我現在已生活在異國他鄉了。中國 的傳統、風俗是滋長、紮根於中國國土上的。移植到他處的喬木，即使不枯萎， 也難免枝瘦葉黃了。
在夏威夷住處招待上海同鄉周太太和她兒子
左邊是馬來西亞室友葉澤昌 (約攝於1981年)
最近，為我的“音樂沙龍”翻譯了一首舒伯特的歌曲〈流浪者〉(Der Wanderer)， 原詩是德國詩人許密特(Schmidt)所寫的，很有我上段所寫的精神:
我從山上下來，
大海咆嘯，山穀裏布滿濃霧。
我靜靜地走著，樂趣全無。
歎息聲總是問我：何處？
永遠是“何處”。
對我來說，這裏的太陽也是冷的，
生命變老，花兒萎枯，
連他們的語言也成了噪音，空洞無物；
我總歸是個陌生人，不管我到何處。
你在何處呀，我心愛的國土？
找尋過，感到過，卻仍無法領悟。
那片國土呀，那片國土，充滿希望，一片蔥綠。
那是玫瑰盛開的國土。
在那兒，我的朋友遍地，
我有已故的先祖。
那片講我語言的國土呀，
你在哪兒？我的國土？
我靜靜地走著，樂趣全無。
歎息聲總是問我：何處？
永遠是“何處”。
一個陰森的聲音答道：
“快樂，決不會在你所到之處！”
在海外的華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也都是“流浪者”嗎?隻是，我們希望 在懷念自己國土的同時，也能在海外找到快樂的居處。如能這樣，那麽即使少了 真正的春節也是值得的吧。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 於阿德萊德東城書屋
二0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修改於刻來佛寺新紅葉山莊
在夏威夷住處招待 Host-Family Mr. & Mrs. Armerding
左邊是馬來西亞室友 Philip Ng, 右二是室友葉澤昌
(約攝於 1981 年)
注 1: 此文寫成後發表於悉尼《華聲報》“辛未年春節特輯”(1991 年)。
注 2: 先父在 1949 年之前，曾任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改朝換代後，被派去北京新法學研究院學 習一年，後被分派去華東最高人民法院任審判員。五十年代，司法改造，先父被派去蘇州 華東革命大學學習一年，後被分配到上海衛生幹部學校教語文。文中說的“校長”就是這所 學校的校長。判我先父為“反革命分子”的依據是:從他 49 年移交給新政府的檔案中，查 出處理過的案件有“鎮壓革命”的行為，比如:同濟大學學生鬧學潮，打了上海市長吳國楨， 學生以“擾亂公共治安”的罪名起訴，就是“鎮壓學生運動”;工人與老板發生糾紛，以“勞資 糾紛”名義起訴，就是“鎮壓工人運動”;偷運軍火去解放區，轉送軍事法庭處理，就是“鎮 壓革命群眾”，等等。
注 3: 先父被套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後不久，我正高中畢業，投考大學。那時頭腦中毫無“階級成 分會影響投考大學”的觀念，以為憑自己的成績就能考取自己意願中的大學，於是填寫的 誌願表中全部都是北京和上海的醫學院，結果卻被分配去上海師範學院念中文。這是我一 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
注 4: 可詳見先母與我合著的《山居雜憶》第 49 章〈抄家〉和第 50 章〈掃地出門〉。
注 5: 我剛到紐約的第一個住處就在地下室。可詳見我的《南澳散記》(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 年 10 月)中的〈居所(下)〉。
1987 年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住所過春節
左起:父親、Mr. Lane、Mrs. Lane、母親、鍾玉珍醫生、作者
1984 年搬回江蘇路 200 弄 22 號老屋之後第一個春節，我正在上海度假
左起:六叔叔、小弟弟家匯、母親、父親、外甥女立爽、作者、
弟媳容容、侄子一安、弟弟家樹、
弟媳沈菲、外甥立泉、妹妹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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