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真人印錢印瘋了
當我們以為紙幣的通脹隻是現代人的產物時，曆史卻告訴我們，從宋代紙幣誕生之初，就承擔著幫助政府製造通脹、從中漁利的重任。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通貨膨脹也是花樣百出，一次比一次熱鬧。
在宋代，由於北宋使用了交子、鹽鈔、鹽引等多種信用工具，物價混亂，從公元1007年（景德四年）到公元1049年（皇祐元年），物價漲了5倍，到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漲了12倍，之後進入了崩潰的節奏，紙幣貶值率達到了幾十倍，最後政府不得不將部分批次的紙幣直接作廢，使得持有這些紙幣的人們傾家蕩產。
而南宋由於更加依賴紙幣，並且偷偷地加印紙幣來解決財政問題，結果紙幣出現了更為嚴重的貶值，原本一貫的紙幣隻值銅錢五六十文，貶值了大約20倍。
而更厲害的貶值出現在金代。這個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紙幣上一點也不甘落後，並且展現了“連續迭代”的能力，一種紙幣失敗了，立即用另一種紙幣頂上，新紙幣又不行了，再換一種更新的紙幣。而整體的通貨膨脹水平，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計，也達到了數千萬倍，比國民政府時期的金圓券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
金代的紙幣最初叫交鈔，出現於海陵王貞元二年（公元1154年），到了公元1214年（貞祐二年）時，已經價格低落，每貫紙幣隻值1文銅錢，貶值了1000倍。作為對策，政府決定禁止錢幣流通，全部用鈔，市場出現了巨大的紊亂。
第二年，金代決定給交鈔改個名字，叫“貞祐寶券”，但僅僅改名字無法提振人們的信心。
兩年後（公元1217年，興定元年），隨著貞祐寶券成為垃圾票券，政府決定發行一種“貞祐通寶”來替代它，兩者的兌換比是1:1000。為了保證“貞祐通寶”的價格，政府規定，四貫“貞祐通寶”與一兩銀子是等值的。但很快，由於政府紙幣發行量太大，“貞祐通寶”也出現了大幅度貶值，一兩銀子可以兌換800貫紙幣了。
四年後（公元1221年，興定五年），政府再次發行了新紙幣，稱為“興定寶泉”，與“貞祐通寶”的兌換率是1:400。隨後，“興定寶泉”又出現了大貶值，政府隻好在兩年後（公元1223年，元光二年）再次發行了“元光重寶”和“元光珍寶”。到了公元1233年（天興二年）又發行了“天興寶會”，此時距離金代被滅亡已經咫尺之遙了。
越到朝代末期，由於財政的失控，政府控製的紙幣貶值速度也呈現加速狀態，經濟出現巨大的通脹，更無力抵抗社會和軍事危機。
到了元代、明代，也都有過惡性的通貨膨脹。紙幣作為政府最隱蔽的財政工具，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現在。縱觀中國紙幣發展史，可謂紙幣猛於虎也。
二、1000年前的金融詐騙案
大約是在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數起金融詐騙報案。
這些金融詐騙的手段非同尋常，在中國之前的朝代還沒有出現過。詐騙是通過一種存款憑證完成的。
當時，益州（成都）市麵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錢莊聯合發行了一種存款憑證，每當有人將錢幣存入他們的店鋪，就發給儲戶一張紙作為存款憑證，這張紙叫“交子”。
交子是統一印製的，上麵印著風景人物，以及各個店鋪特殊的印記、押字，避免偽造。當人們拿錢過來，店鋪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數額，交給儲戶。
儲戶隨時可以用交子來提取現款，隻需付少量的手續費。
敘述到這裏，交子還和現代普通的存款憑證沒有什麽區別。但是這種紙卻有著另一番魔力。由於市場已經認可了交子，人們可以把它當錢花，拿著交子就可以去市場買東西。賣家收了交子之後，可以去錢莊取現錢。甚至賣家也不願意去取錢，他們覺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現錢更方便。金屬錢幣太沉，一張紙卻既不占地方，也沒有重量。
但是，當市場認可了交子之後，問題卻來了。發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幾家由於經營不善，把存款人的錢花掉了，他們發行的交子已經無法完全兌現。
當市場發現了這一點之後，人們拿著交子上門要求兌錢，這幾家富商開始四處躲避，人們找不到他們。即便抓到了，最多也隻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來兌換，不給全額兌付了。
寇瑊到任後，接受了數次報案，決定清理交子亂象。他發現，這十六家富商來曆不小，持有著政府頒發的特許經營權，也就是說。政府特許經營他們發行交子，給了他們詐騙的機會。
寇瑊勸說這些富商收手，不準他們再發行新的交子，把印刷交子的母版也給毀掉了。而舊的交子也在逐漸清盤，退出市場。
寇瑊認為他的做法徹底杜絕了類似的金融詐騙。作為政績，他將此事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上交給了皇帝。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並非所有的人都讚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責他幹擾了市場。
恰好這時，薛田取代了寇瑊擔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轉運使張若穀兩人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交子不能作廢，因為一旦廢除了交子，將在整個四川地區引起巨大的混亂。
那麽，為什麽交子對四川這麽重要？
如果放遠一點，就會發現交子是一千多年以來民間最大的金融創新，代表著民間社會對中央集權式金融體係的反叛，也解決了從漢代以來一直困擾著民間的問題：金融壓抑。
三、銅錢不讓帶，隻好帶“飛錢”
自從漢武帝將鑄幣權收歸國有之後，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讓民間缺錢。在中國古代，把這種現象叫做錢荒。
所謂錢荒，是指與經濟規模相比，鑄幣的數量總是不足，而鑄幣的質量也總是持續低劣。每個朝代之初，貨幣質量是最高的，但由於政府的造幣能力不足，鑄造的錢幣數量有限，人們無法找到足夠的貨幣進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謂的銅錢大部分都已經不是銅了，而是銅、錫、鐵和各種合金的雜合體，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過鑄幣從民間抽取了過多的資源，卻總是生產不出足夠的貨幣數量。
以唐代為例，唐代已經是一個商品經濟發達的時代，但是唐代的貨幣數量卻一直處於抑製之中，政府沒有能力鑄這麽多錢，卻又禁止民間鑄造。
於是民間隻能偷偷地鑄錢用來交易。唐代的錢幣是唐高祖發行的開元通寶錢，每1000枚錢幣重六斤四兩，民間鑄幣質量要差得多，他們隻能偷偷地跑到山裏，用小爐子熔化銅塊，錢模的質量也比不過官錢。但由於缺錢，民間社會就連這樣的錢幣也一樣接受。
唐玄宗時代，宰相張九齡曾經提議放開民間鑄幣，政府隻關心錢幣的質量，隻要質量合格，不管誰鑄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辦法得到采納，那麽民間鑄幣的質量會提高，錢荒也會緩解。但皇帝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隨著唐代商業的發展，即便把民間鑄的不合格錢幣都算上，仍然滿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間社會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隻能使用帛來進行交易。
在唐代，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蠶和織帛，帛是一種最常見卻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同時帛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種納稅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種民間接受的貨幣，在沒有銅錢的地方，人們就用帛來代替銅錢。
隻是，帛並不是一種良性貨幣，它的保質期是有限的，時間太長就會變脆和損壞，它也不具有無限可分性，分割過小就失去了使用價值。
安史之亂後，到了唐憲宗時期，現金缺乏顯得更加嚴重，人們手頭有了銅錢也舍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們不得私藏銅錢，除了留夠手頭花的錢，其餘的錢都要上繳，用這種辦法逼迫人們將銅錢留在流通領域。
民間為了對付銅錢短缺，也發明將一吊錢扣除80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現款，一吊錢隻用付920枚，打了九二折。
由於銅錢過於難得，唐代後期的各個地方政府還都采取了限製貨幣流通的方法，規定商人不得攜帶錢幣離開轄區。商人的天性就是產生財富流動，當他們無法把錢在全國進行轉移時，商業就受到了抑製。這時，民間就發明了一種規避的方法：飛錢。
所謂飛錢，是一種匯兌方式。人們在成都把錢交給當地的匯兌商，由匯兌商頒發一張憑證，拿著這張憑證，就可以到長安的匯兌所取錢。人們不用再帶著現金旅行，避免了路上關卡的阻攔。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鑒了飛錢的技術，來解決宋代特有的金融管製問題。
交子：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
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四川發生了王小波、李順之亂。
叛亂中，位於四川的各個鑄造鐵錢的錢監都不得不停了工。在這之前，四川每年都鑄造數十萬貫的鐵錢，當錢監停工後，民間立即出現了錢荒。
在叛亂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於使用鐵錢的不方便，探索著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在宋代，四川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經濟規模僅次於江南。可是，四川鑄造鐵錢大錢的每貫重達12斤，小錢每貫也重達6.5斤。而鐵錢的購買力卻小得可憐，一匹絹的價格大約是20貫鐵幣，也就是130斤重。一個女人如果出門買一匹絹，需要額外帶一個壯漢當背夫，這人不是為了拿貨，而是為了背錢。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錢莊發行了一種特殊的存款憑證。由於鐵錢太重，人們直接拿這種憑據參與日常交易，把它變成了事實上的紙幣。
這種存款憑證與唐代的飛錢類似，卻又有著本質的不同。飛錢隻是一種匯款工具，需要匯款人本人到異地領取。而這種新的憑據卻是在本地使用，並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經接近於現代的鈔票了。
到了叛亂發生之後，由於錢荒的發生，這種存款憑證突然間變得更加流行，參與的錢莊數量也大大增加。
在發行憑證時，私人錢莊突然發現可以偷偷地多發行幾張，供自己使用，這多發的憑證並沒有人存錢，是虛發行的，沒有準備金。隻要人們不是同時都來兌換，就不會有露餡的風險。
但是，當所有的錢莊都偷偷增加發行量，風險就產生了：總會有不謹慎的錢莊發行過度，到最後無法兌現。隻要有一張票據沒有兌現，其他持有票據的人聽說了，就會趕快前來兌錢，這時就會發生擠兌行為，讓市場出現混亂。
到了宋真宗時期，一位叫做張詠的官員擔任了益州知府，錢莊多發憑證引起市場不穩定的現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之下，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改革，將發行憑證的錢莊限定在最有財力的十六家，並形成一定的聯保機製，增加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在這時，這種紙質的憑證已經有了名字：交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交子已經逐漸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辮一樣攜帶鐵錢的時代。
但是，十六家發行商之中，由於財力的不同，也出現了分化。錢莊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放貸收利息，人們存入的錢並不隨時都放在錢莊裏。可是，有的錢莊管理得好，能夠隨時滿足人們的提現要求，有的錢莊管理不善，就出現了現金流斷裂。
部分錢莊由於無法拿出足夠的現金，隻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來付現。更有甚者，有的錢莊在提款到者來時，幹脆閉門謝客。當官司越來越多時，政府第二次審視起交子問題。
此時已經是宋仁宗初年，擔任益州知府的就是寇瑊。
寇瑊認為應該廢除交子。他勸說錢商王昌懿等人關閉了交子鋪，並逐漸把錢退給了存款人。然而，當他將這個問題上報給皇帝，卻引起了一場關於交子存廢的大討論。
寇瑊代表的是廢除交子的一派，但在他上交報告之後，就離開了益州被調往別處，接替他的是一位叫做薛田的官員，與薛田搭檔的是轉運使張若穀。
兩人調查後，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薛田認為，由於交子的便捷，要想廢除交子已經不現實了。如果政府明令廢除，隻會將交子逼入地下，更難管理。
與兩人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後來的交子務負責人孫甫，他說：“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
可是，薛田和張若穀雖然不讚成廢除交子，但他們也不讚成讓私人發行交子。兩人提出，與其讓私人賺錢，不如將交子收歸官營，由政府來賺取利潤，補貼財政的同時，又讓民間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於是，在民間發明了交子之後，官方跳出來赤膊上陣，將交子業務國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務，負責發行紙幣。此時的紙幣與民間辦理時又有了變化。民間時期，每張紙的金額是不同的，需要現填；而官辦時期，交子更加“標準化”了，事先印好一貫到十貫的數字，這就和現代的紙幣完全一樣了。
另外，關於交子還有幾個特點：
一，交子並非憑空發行，每發行一貫的交子，必須有一定的準備金。在最初時，一界交子印行的數量是125萬6340貫，而官方為此準備了36萬貫的準備金。雖然準備金不是足額的，但考慮到人們不會同時提現，36萬貫已經足夠安全，保證了金融穩定。
二，交子有界的限製，每界三年，到第四個年頭則發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時將舊交子換回並銷毀，保證市麵上總共隻有125萬貫的流通量，避免產生通貨膨脹。
三，交子隻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為鈔票，但在其他地方隻是廢紙。
四，交子是鐵幣本位的，它標明的麵值都用鐵幣來衡量。
薛田和張若穀將交子發行收歸政府，結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時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時代，雖然存在著一定的風險，但是，隨著市場的優勝劣汰，將不合格的參與者逐漸淘汰，那些優勝者將有非常高的信譽和足夠強的實力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市場競爭雖然殘酷，卻又高效無比，產生最優質的產品。
更多信奉政府的人總是認為隻有國營才能保證質量，但是，官方壟斷發行之後，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夠避免貶值問題？
四、北伐失敗，賠了夫人又折兵
公元1207年（宋寧宗開禧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南宋權臣韓侂胄正在準備上殿奏事。這是他內外交困的一年。
一年前，作為宰相的他發動了針對金國的北伐（史稱開禧北伐），想收複失地、恢複故國山河。這是南宋建立八十年來，多少臣子盼望已久的事情。他的支持者中不乏赫赫有名之人，如著名的詞人陸遊、辛棄疾，以及大思想家葉適等人。
可一旦開始北伐，卻出乎了宰相意料。宋軍準備不足，金軍早有綢繆，宋軍吃了幾場敗仗之後，內部的主和派大肆行動，攻擊宰相輕舉妄動，在朝堂上給了他巨大的壓力。
韓侂胄決定反擊，與他的右丞相陳自強策劃，讓林行可擔任諫議大夫，對他的政敵禮部侍郎史彌遠、參知政事錢象祖和李壁等人進行彈劾。這天，他邊思考著問題，邊向上朝的大殿走去。
南宋人把陪都杭州稱為“行在所”，為了表示簡樸和非正式，皇帝的宮殿也比北宋的京師汴州簡陋很多。這裏也仿照汴州起了很多殿名，比如垂拱、大慶、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等，但是，這六個殿名指向的都是同一個大殿，隻是根據不同的事情換一下名稱而已。
在韓侂胄到達之前，他的黨羽陳自強和林行可已經在殿外等候了，而他的政敵錢象祖也出現在了門口。
就在韓侂胄接近大殿時，突然從旁邊出來一個人把他拉住。這人是負責宮城保衛的官員，叫夏震。韓侂胄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從周圍又冒出來三百名士兵，這些士兵在夏震的率領下，將韓侂胄擁入了宮殿旁的玉津園。夏震拿出聖旨宣讀了韓侂胄的罪狀，隨後叫士兵將他斬殺於皇帝的花園之中。
宋代是少有的對官員寬容的朝代，韓侂胄之死，和當年嶽飛之死一樣，屬於寬容政策的少有例外，也表明了當時的形勢有多麽複雜。斬殺韓侂胄是他的政敵史彌遠一手策劃，事前，他已經在楊皇後的支持下，得到了皇帝罷免韓侂胄的詔書，借著這個詔書將韓侂胄殺死。
第二年，隨著宋金議和的進展，皇帝將韓侂胄的棺木撬開，拿他的人頭送給金國，完成了和議。南宋每年上貢銀30萬兩、絹30萬匹給金國，同時支付戰爭賠款300萬貫。
轟轟烈烈的開禧北伐以失敗告終。
開禧北伐不僅僅是一次軍事失敗，更重要的是對南宋的經濟和財政造成了難以恢複的持久性影響。
在北伐前，南宋借著隆興和議（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簽訂）已經獲得了40年的和平時光。北伐始於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5月，但到了當年10月，宋軍就兵敗如山倒。12月，四川又發生了叛亂，由於平定叛亂，四川地區遭到了嚴重破壞。在這之前，四川地區是宋廷的主要財政輸出地之一，而之後，四川進入了動蕩時期，不僅無法輸出財政，反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維持秩序。這一係列的事件讓宋廷跌入了財政崩潰的漩渦。
由於財政收入出現了巨大的漏洞，政府加大了印鈔力度。南宋好不容易維持住的金融係統再次陷入了紊亂。
五、六種紙幣並存，怎一個亂字了得
與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對金融係統的破壞更大，這是因為南宋社會更加紙幣化。北宋時期，雖然四川地區發行紙幣，但全國大部分地區仍然是金屬貨幣區。
而到了南宋，借著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開始在全國發行紙幣，並大幅度減少了銅幣的鑄造，紙幣成了南宋貨幣的最主要形式。
銅幣的減少因素很多。一是銅開采能力的衰弱；二是政府運行混亂，無法組織起大規模的鑄幣機構，由於銅幣產量萎縮和行政效率的低下，甚至政府發行銅幣本身就是一種虧本行為；三是政府過分依賴於紙幣，故意減少了銅幣的發行量。北宋銅幣最多時一年發行500萬貫，但南宋的銅幣發行量長期在每年15萬貫左右徘徊。
由於缺乏銅幣，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紙幣來滿足民間的貿易需要。宋代政府喜歡在區域之間設立各種貿易障礙，南宋紙幣的發行也變得支離破碎，在全國出現了幾種不能互相流通的紙幣。
在東南地區，發行了一種叫“會子”的紙幣。會子的發行也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試圖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帶發行交子，但是沒有成功。後來，政府突然發現，民間已經在自發使用一種叫做會子的東西，於是禁止民間發行會子，改為官府經營。
六、“會子”是南宋發行量最大的紙幣
會子與四川的交子不同之處在於：會子是一種以銅幣為儲備的紙幣（交子是以鐵幣為儲備），在理論上，會子和東南地區盛行的銅幣有個一對一的兌換關係。會子的發行也隻限於東南地區，也就是南宋的最主要經濟區。由於有區域的限製，就算有人把東南地區的會子帶到四川去，也沒有辦法使用，更沒有辦法兌換當地的鐵錢。
而在四川地區，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種紙幣，其中一種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錢引，這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除了錢引之外，還有一種叫做鐵錢會子的紙幣，但流行的地區很小，影響也不大。另外，四川還有一種以銀為儲備的銀會子，理論上用這種紙幣可以與銀兌換。
在南宋時期，還有兩個特殊的區域，分別是兩淮地區和湖北一帶。這兩個地區原來也是使用銅錢，但由於靠近北方邊界，北方的金國同樣需要貨幣潤滑經濟，從這些邊境地區大量走私銅錢到北方。為了防止金國把銅都運走，南宋政府規定這兩個地區不再使用銅錢，而改為使用鐵錢。
兩淮和湖北使用鐵錢之後，也對應著發行了兩種紙幣，分別是淮交和湖會。這兩種貨幣都以鐵錢為儲備。但是，淮交和湖會都不能越界發行。
通過這些方法，南宋將全國劃分成了四個金融區，分別是最大的東南區、次大的四川區域，以及兩個較小的兩淮和湖北區域。在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鐵錢和銅錢，並發行各自的紙幣。其中東南會子和四川錢引的影響最大，而尤以東南會子最主流。
東南會子最早發行於公元1160年（宋高宗紹興三十年）。這一年皇帝命令戶部侍郎錢端禮根據以前的紙幣流通經驗，設計了會子。第二年設立了會子辦公室（會子務），第三年通過了《偽造會子法》，對於偽造行為嚴厲鎮壓，處以死刑。
由於發行經驗不足，在發行之初沒有控製額度，會子出現了第一次貶值。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皇帝開始用現錢回購一部分超發的會子。兩年後，會子正式采用了和當年交子類似的方法，分界發行。從這時起，會子正式成為南宋的主幣。
按照規定，會子每一界發行量為一千萬貫，以三年為一界，到期後以舊換新，保持市麵上流通的會子始終是一千萬貫。但是很快，這個額度就控製不住了。
公元1176年（宋孝宗淳熙三年），政府規定每界會子展期三年。每三年發行一界，每屆使用六年，市麵上同時運行兩界會子，鈔票的發行量擴大了一倍。
到了公元1190年（宋光宗紹熙元年），會子回收再次展期三年。每三年發行一界，每屆使用九年，市麵上三界會子同時運行。鈔票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最初的三倍。
但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失控馬上就要到來了。
七、缺金少銀，紙幣發行容易回收難
公元1206年韓侂胄的開禧北伐慘淡收場，對南宋的經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影響。由於財政出現了巨大虧空，政府陡然加大了印鈔力度。
作為對比，在最初發行會子時隻有1000萬貫。開禧北伐時期，會子的總量已經達到了一億四千萬貫，比當初擴張了14倍。同時在四川還發行了8000萬貫的錢引，兩者加起來達到了2億2000萬貫。
隨著發行量大增的是猛烈的通貨膨脹。中央政府意識到了通脹的危險性，於是考慮從經濟中撤出流動性，減少流通中的紙幣。這就牽扯到了另一個秘密：政府發行紙幣非常容易，但回收紙幣卻困難重重。
如果要回收鈔票，當時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庫存的硬通貨，將紙幣買回來銷毀掉。所謂硬通貨，主要是金銀。但是，雖然政府在發行鈔票的過程中的確換回了不少物資，可這些物資隨即被花光了，國庫空空如也，並沒有多少硬通貨儲備。
政府檢視家底之後，發現國庫裏還剩下一點金銀，再加上還可以賣一部分僧侶的度牒（中國古代的僧侶一直享有免稅權，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稅待遇），按照每兩黃金兌換60貫紙幣，每兩銀子兌換6.2貫，每道度牒價值1200貫計算，政府手中的資產一共可以兌換回1300萬貫紙幣，約占全國流通量的5%強。如果把這些金銀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則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錢引（四川有三界錢引並行，一共8000萬貫）。
但這次回收工作卻引起了民間的恐慌。人們聽說政府要回收紙幣，立刻想到以後紙幣都不流通了，結果紙幣的價格從每貫價值400個鐵錢一下子跌倒了價值100個鐵錢，引起了極大的混亂。
然而不管怎樣，回收紙幣這件事說明，這個時候的南宋政府還是一個想負責任的政府，並非道德敗壞的剝削階級，隻是在能力上無法對如此龐大的帝國進行有效管理。
在更惡劣的情況下，政府會選擇更為極端的做法，比如發行新會子取代舊會子。在發行新會子時，規定兩貫舊會子才能兌換一貫新會子。當所有舊會子都按照這個比例兌換時，市麵上的鈔票數量就減少了一半，從賬麵上做到了回收流動性。
九、沒錢更得印鈔票，陷入惡性循環
雖然政府暫時回收了一部分會子，但由於財政收入嚴重不足，很快又不得不靠印鈔票來解決問題，印鈔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公元1232年（宋理宗紹定五年）前後，僅僅會子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3億2900萬貫，這還不算四川的錢引。
到了1246年（宋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6.5億貫。
政府就在“財政困難——瘋狂印鈔——惡性通脹——朝廷感到害怕——想辦法回收紙幣——發行新紙幣，強行以折價收兌舊紙幣”的套路中不斷循環。到了用第18界新會子取代第16界舊會子時（這時是兩界會子並行），政府規定16界不再使用，而18界會子1貫頂17界會子5貫，直接將貨幣貶值了5倍。
公元1247年，政府決定要跳出這個循環，規定當時在市麵上流行的兩界會子（第17、18界）不再回收，永遠使用。這等於宣布政府無力繼續會子的回收工作，隻顧繼續印鈔票，任其貶值了。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糴政策（也就是拿紙幣從民間強買強賣糧食）又把更多的紙幣注入了民間經濟，結果人人談紙幣色變，這種具有魔力的紙頭已經喪失了信譽。
賈似道當權後，為了挽救南宋政府已經不可救藥的財政和金融狀況，做了最後一次努力。他除了回買公田之外，還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關子”，取代了已經喪失信譽的會子。
在用舊會子兌換新關子時，規定第17界會子直接廢棄，第18界會子三貫兌換一貫關子。
賈似道本來是為了重新樹立政府權威，但強製作廢、強製兌換的措施直接讓政府徹底喪失了公信，人們再也不會相信任何紙幣的魔術了。
至此，南宋的金融體係徹底崩潰。南宋的金融崩潰發生在蒙古人叩關之時。當政府最需要財政收入來組織軍隊打仗時，卻由於金融的崩潰，沒錢養兵。並且，整個社會的金融破產影響到了每家每戶，人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願為它賣命。從這個角度說，南宋的滅亡，不僅是因為軍事上的失敗，更是因為財政上的崩潰。至此，大宋這個中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的封建王朝已經無可救藥了。
十、金融崩潰之日，就是帝國終結之時
在民間大亂套和巨大的抱怨聲中，官員們紛紛上書，譴責賈似道的做法。賈似道一看大事不好，連忙請求辭職。
然而讓人們感到錯愕的是，宋理宗不僅沒有怪罪賈似道，還立刻安慰起他的宰相來。宋理宗說：從你當初提出建議時就有人說不能這麽做，我那時候就已經阻止他們的抱怨了。現在，實行了公田製之後，不管是公家還是私家都富足了，我們這一年的軍餉全靠你拿出的辦法才有了著落。如果因為別人的抱怨就放棄，雖然滿足了他們的一時之快，可是誰來幫我籌措國家財政呢？
皇帝貶斥了那些批評賈似道政策的人。事後，人們常常以“皇帝無罪，奸臣誤國”來責罵賈似道，卻不知道這個國家已經掉進了財政陷阱無力自拔，隻求下一刻平安，管不了更多了。皇帝對於這樣的局麵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對於超發貨幣造成的惡果心知肚明，隻是他已經顧不上考慮更長遠的事情，隻能全力支持宰相斂財。至於民不聊生，老百姓吃不上飯，已經不會再引起他的任何同情。
即便到了如今，人們也常常用同樣的觀點看問題。當基層官員為了追求所謂的經濟發展，拆遷打死人命時，人們往往認為上層不知道這些事，而很少會去想，這是更高層的權力為了財政而默許下麵做的。
就算賈似道再努力，仍然無法扭轉南宋糟糕的財政狀況。接下來的問題出現在了公田上。
當政府購買了公田之後，就要組織進行屯田生產，來獲得糧食。最初政府設立了一些屯田機構進行管理，但由於官僚的惰性，根本沒辦法進行有效組織，浪費嚴重。最後隻好將這些土地出租給佃戶耕種。隨著對佃戶壓榨的加深，很多人根本不租政府的土地，原來的良田現在拋了荒，更減少了社會的總財富，進而影響到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當皇帝發現公田無法解決財政問題時，又有人建議把土地還給原來的主人耕種，於是乎群臣在元兵扣關時，紛紛在討論怎樣把土地還給私人。
但蒙古人已經不再給南宋皇帝留下繼續折騰的時間了，他們幫助南宋政府徹底結束了窘迫的財政難題。
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趙宋三百年來的財政騰挪、建立起來的如此複雜的財政製度，都迅速化為雲煙。但趙宋帝國的斂財經驗，特別是金融方麵的“新經驗”，卻成為了寶貴的“財富”，流傳給了後世。
隻要存在紙幣的壟斷發行，政府利用超發貨幣補貼財政就是一種天然的衝動，不管人們如何防範都沒有辦法製止。當財政收支出現不平衡時，隻要開動印鈔機就可以解決問題，這樣的誘惑誰也無法抵擋。
隨著二十世紀世界各國都進入了紙幣時代，原本屬於中國專利的超級通脹也奔向了全球。這時回到源頭去看一看，了解紙幣的由來和發展，或將有助於預測未來世界的走向。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