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上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誰最風騷？顯然就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三個中央文革小組的“筆杆子”。他們紅極一時，在全國都極有影響。但是很快，他們就在1967年被毛澤東點名打倒，迅速而徹底地終結了政治生命。他們的曇花一現，折射出那個時代，“紅色風暴”的無情和吊詭。
那麽，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他們各自的命運又是如何呢？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王力：閉門寫作回憶錄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今江蘇省淮安市）。1943年，他在寫作小說《晴天》時，始用筆名“王力”。從此“王力”兩字便跟隨他一生。
從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起草中共中央文件，直到1967年8月被打倒為止。王力的發跡是從調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擔任副部長開始的。此間，王力曾以中聯部副部長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後受命參加中共與蘇共的談判，曾經10次去莫斯科，參與中蘇論戰。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重新設立中央文革小組。小組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王力是成員之一。從此，他深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渦。
王力被打倒，是因為在1967年發生的著名的武漢“七二○事件”。該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婁子”。那時，毛澤東已經對他十分不滿了。但王力卻不知進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門，在全國各條戰線製造出一種“亂”的局麵。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王力被認為是鼓動者。
當年8月25日，在上海的毛澤東讓楊成武（他與周恩來的聯絡員）準備好筆和紙，記錄下了這樣一段話：“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當楊成武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
不久，周恩來布置召開了一個中央小型碰頭會，將王力和關鋒帶走“請假檢討”，同時，讓戚本禹停職寫檢查。從此，王力便從中國的政治舞台消失了。
之後，王力先是被關在釣魚台2號樓軟禁。1968年1月26日，被關押進秦城監獄。在秦城，王力沒有被提審過，隻是開除了他的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重新審理，對王力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考慮到當時各方麵的情況，中央決定對王力免予起訴，維持原來的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釋放。
晚年的王力居住在北京通縣一個清靜的居民小區。他寫下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回憶錄，已經由在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腫瘤醫院病逝，享年75歲。
關鋒：避談文化大革命
關鋒生於1919年7月，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山東省慶雲縣人。20歲時，因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為關鋒。
關鋒在中共山東分局工作時結識了康生，並逐漸得到康生的賞識。1956年，經康生等人推薦，關鋒被借調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設立的一個高級研究、谘詢、參謀機構，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筆杆子。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間，關鋒逐漸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時，關鋒被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關鋒成為其中一員。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關鋒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他經常向紅衛兵和造反派發表談話，鼓動造反。
1966年6月16日，關鋒和戚本禹聯名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誣告說：“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從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揭發的許多材料看，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麵黑旗。”“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關鋒和戚本禹的這封信，成了紅衛兵把彭德懷從三線揪回北京進行批鬥的口實。彭德懷從三線被揪回來後，身心受到巨大傷害，最後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然而，在關鋒紅極一時的時刻，他的厄運已悄然降臨。
關鋒在“文革”中幹的比較大的事情，是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並主持起草了“揪軍內一小撮”內容的“八一社論”。這一口號造成了極大混亂，此後，紅衛兵組織和各地造反派組織趁勢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製造事端。
然而，毛澤東對動搖人民軍隊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很快毛澤東就“王、關、戚”的問題做出批示，由周恩來執行，關鋒與王力一道被抓了起來。
關鋒與王力的命運相仿。先是“請假檢討”，接著是軟禁，繼而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不久，被開除黨籍。
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後來一直住在《紅旗》雜誌（現在的《求是》雜誌）的宿舍裏，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關鋒又拿起筆來，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再次煥發了學術青春，取得了較為可貴的成就。
而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往事，關鋒不願意再回首。他說，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曆史，他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對那些要訪問他的人，他都婉言謝絕。
2005年春，關鋒逝世。
戚本禹：三大筆杆子中唯一被判刑
1965年12月8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了一篇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攻擊翦伯讚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曆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
這篇文章受到毛澤東的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文章的作者便是毛澤東讚為“現在的權威”“接班人”的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並稱為“王、關、戚”。戚本禹雖然在他們三個人中職務最低、資曆最淺，但卻是最活躍的一個。一度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掌握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要權力，在“文革”中被稱為“戚大帥”。
戚本禹1931年出生，1949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那時候，他還是一位高中生。
1966年後，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
在文革中，戚本禹表現積極，曾鼓動紅衛兵圍攻中南海，鼓動中南海的造反派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衝擊朱德住宅。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遇羅克所寫《出身論》是大毒草，並致其最終於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不過也應該指出，正當紅衛兵搞打砸搶盛行全國的時候，戚本禹給狂熱的紅衛兵澆了一盆冷水，為保護古舊書刊、字畫做了一件好事。
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後，毛澤東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裏麵的王、關、戚是壞人，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不過，當時毛澤東並沒有將戚抓起來，還想爭取他一下。因而，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隻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沒有動戚本禹，還讓他發了言。
但此後，《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群起攻擊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請假檢討”，被直接送到秦城監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王、關、戚”三人被重新審理，王力和關鋒被開除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滿釋放。他被安排到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
據去戚本禹辦公室采訪過他的作家葉永烈先生記述：1988年采訪戚本禹時，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訪時，神態自若，頭發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他對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說：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看來，還是小夥伴最懂小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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