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肅反AB團”的曆史，“西化偽民主派”捏造了很多謊言，其中心意思是抹黑毛澤東。
1、紅一方麵軍第一階段（1930年11月底到12月）肅反所殺“AB團”的人數
紅一方麵軍開始於1930年11月底到12月的 “打AB團”，總共殺了多少“AB團”？
總前委在1930年12月22日於黃陂發布的《八個勝利的條件》中明確記載：“敵人在我們軍隊中安的AB團暴動，都被我們打的精光，殺了幾十個總團長，共總打了四千多AB團。”
韓素音所寫的《早晨的洪流》中記載道：“在前述紅軍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隻有已知的國民黨特務分子才被處決；大約四百至五百人受審判罪。其他的經調查和教育後釋放。”
2、1930年12月中旬的黃陂會議毛澤東再次嚴厲廢止肉刑
1930年12月中旬的黃陂會議，不被研究肅反曆史的“專家”所披露，而且，大都故意撇開了這次會議。
譚震林回憶道：“黃陂會議是在解決了軍隊肅反問題後開的，參加會議的是軍團軍一級幹部，還有地方黨的負責人。肅反擴大化，李韶九有責任。這次會議糾正了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對逼供信和注重調查研究。總前委還發了文件，以解決地方肅反出現的問題。這時，毛澤東同誌還親自找了幾個被打成AB團的人問話。問他們：‘你們的出身都好好的，為什麽參加AB團？’他們說：‘我們的AB團是打出來的’。毛澤東同誌說：‘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準逼供信’，‘要重調查研究’，就是這時提出來的。到了延安整風，就不準搞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了。”（《回憶中央蘇區》P148）
“黃陂會議”被故意湮沒的原因，是為了“證實”“項英、周恩來糾正了毛澤東”這個曆史謊言。事實上，正是臨時中央一幹人促發了“富田叛亂”：支持頒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當肉刑輪到自己頭上時，就軍事叛亂！臨時中央一幹人，不但促發了“富田叛亂”，還再次廢除毛澤東多次明令“廢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發了“坑口事變”等多次武裝叛亂。而且，還嚴厲打擊毛澤東在肅反上的“右傾”。
3、李文林與何篤才之死
第一次“反圍剿”關頭，關乎著紅軍和根據地的生死存亡。毛澤東總前委在李文林等煽動根據地的幹部群眾破壞“反圍剿”的情況下，不管以什麽理由，對其進行果斷的控製，無疑都是正確的。李韶九前去扣押江西省行委的一班人時使用“肉刑”，主要責任不是李韶九，而是臨時中央和被扣押的一班人。李韶九使用“肉刑”，正是執行臨時中央和被扣押的一班人明令頒布的政策。而李韶九敢於違背毛澤東“廢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是十分信仰臨時中央，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不論在權威上還是原則上，都遠遠高於毛澤東的影響。
沒有資料顯示“富田叛亂”前，在李韶九的革命生涯中，有過那些劣跡。相反，許多資料都在顯示李韶九對中共革命曆盡艱險。對照一下李韶九與何篤才、蕭克等人的資曆，會發現早在1928年，李韶九的地位就相當高。 李韶九後來的“變質”，是臨時中央大員來到蘇區、毛澤東被排斥後的事情。比如整陳毅等，那時，李韶九還懷疑毛澤東也是“AB團”。
何篤才死於1931年秋天，被臨時中央和“三人團”槍斃。沒有資料證實毛澤東曾經下令槍斃過任何一個反對自己的人。尤其是，軍內的毛澤東的反對者，不但沒有遭到絲毫的整肅，還受到了毛澤東的保護，比如陳毅、蕭克等。
李文林被逮捕，除了領導地方組織煽動破壞“反圍剿”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朱德在攻打吉安後，收繳了李文林與“AB團”有關連的信件。而且，還收繳到國民黨實行第一“軍事圍剿”的計劃——這一計劃隨即被證實。
毛澤東在糾正肅反後，很快釋放了李文林。郭化若在回憶中說：“我記得第二次反‘圍剿’後，抓到李文林，我參加了審問。……審問後，我向毛澤東同誌作了匯報。根據他的口供，看來不是AB團，於是把他放了。”（《回憶中央蘇區》P141）被釋放的還有曾炳春、王懷、段起鳳等。
1932年5月底，紀念“五卅”大會時，李文林、曾炳春、王懷、段起鳳等，被下令槍斃。
4、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
沒有臨時中央三番五次嚴厲指示“打AB團”，也就沒有1930年5月的“紅色五月”肅反運動；沒有臨時中央支持的“肉刑”，也就沒有肅反擴大化，更不會發生因“肉刑”而激發的“富田兵變”、“坑口兵變”等多次軍事變亂。
要說責任，主要責任顯然在臨時中央。毛澤東做為總前委書記，自然也有責任，但是，毛澤東的責任顯然僅僅是前委書記而已。上有臨時中央三番五次的嚴厲指示，下有李韶九、蕭克等人反對毛澤東、十分信仰臨時中央，還有毛澤東因為變更中央指示而屢次遭到撤職和下級十分信仰臨時中央的將領的反對，因而，毛澤東的這個“領導責任”，比臨時中央主要責任人的“領導責任”虛妄多了！
因此，如果追究責任的話，臨時中央的主要責任人，首當其衝；其次，李韶九、蕭克等具體責任人難辭其咎。而蘇區中央局進行決議時的毛澤東，早已堅決反對和糾正“肉刑”肅反了。1930年的黃陂會議重申“廢止肉刑”；1931年秋天，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解決“富田兵變”的首領和紅二十軍的幹部時，毛澤東明確反對；李文林、王懷等，就是在毛澤東的反對下多活了近一年的；1931年11月，毛澤東以政府主席的地位，指示閩西停止肅反，並撥款善後。
也就是說，在“富田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就已經堅決反對這種殘酷的肅反，而被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認為“右傾”了。1931年11月初的“贛南會議”，毛澤東就被當作“黨內最危險的右傾”進行嚴厲批判了。因此，蘇區中央局的決議中專門有“絕對要防止專門消極的批評和指斥過去，不將問題的中心和階級仇恨放在怎樣去做消滅AB團，社黨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鬥爭上，甚至以為過去工作做錯了，現在連AB團，社黨等也不要反對了，或者以為AB團，社黨根本便沒有這個東西；這都是極嚴重的取消傾向。尤其要絕對防止一切反革命派利用過去肅反工作的錯誤，向黨和革命進攻，而重新活動起來，誰要忽視這一點，誰就是有意無意的幫助一切反革命派！”就是針對毛澤東的“停止肅反”和平反善後工作的。
《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有著本質上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隱晦的再次廢除毛澤東“廢止一切肉刑”的政策。這一點，跟項英有著本質上的相同。毛澤東多次重申“廢止一切肉刑”，但是，項英等人，除了在決議中批評“亂打亂殺”的具體行為外，對“肉刑”政策，卻既不批評也不廢除。因此，當代個別人假造的“項英、周恩來糾正毛澤東的肅反”，本質上故意把事實顛倒了。事實是，毛澤東多次廢除肉刑，項英等來到來後，又恢複肉刑。
因此，亂打亂殺是不可能製止的。從下麵的一組數字中，就能客觀證實這一切。
事實上，紅一方麵軍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肅反，殺了幾十個；1931年中央“三人團”到來後，殺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張聞天到來後，這個時期，殺了七萬多！
因此，周恩來後來在延安揭露，蘇區時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中心關鍵在反毛”這個主題進行的。而當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團”、“富田事件”，何嚐不是“中心關鍵在反毛”？！
(根據老衲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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