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李立三命令朱毛紅軍奪取南昌，長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紅軍進攻武漢，又將左右江蘇區的紅七軍，紅八軍調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當時，立三路線發展到最高峰。由於李立三的革命鬥爭路線的錯誤，導致革命組織和紅軍實力蒙受了重大損失。李立三因此於是年十月被第三國際調赴莫斯科受到嚴重處分。李立三走後不久，中共中央黨的領導權被缺乏經驗的國際派的留俄學生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等所操縱。當時的形勢是，一方麵在上海中央的領導同誌，很多被國民黨特務捕殺，中央領導同誌在上海的處境甚危，另一方麵，各地蘇區的發展和紅軍已經日益壯大，中央因此認為在閩，贛蘇區建立全國蘇維埃政府以加強全國蘇維埃運動，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早日到來，為此必須加強蘇區的領導。
一九三一年一月四中全會時便有將中共中央遷入閩，贛蘇區之議，四中全會結束後，張國燾於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隨即派赴鄂豫皖區域，以加強該區黨，政，軍的領導。一九三一年二月，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被派往閩贛蘇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周恩來又前往中央（閩贛）蘇區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未遷到蘇區時候，所有黨，政，軍的一切決策，都以他的個人意見而定，中央的指示若與他的見解不同，他就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駁斥，中央對他的處罰，他也一笑置之，抱著天高皇帝遠，你罰你的，我做我的態度。但自從中央遷到蘇區後，他就大權旁落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到蘇區後，代表中央批評毛澤東的經驗主義思想，周恩來到達蘇區後召開的寧都會議實際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一九三三年，朱德周恩來在沒有毛澤東參與的情況下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名聲大噪，毛澤東更加遭遇冷遇。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也遷到蘇區，九月德國人李德作為紅軍軍事顧問到達蘇區，與博古，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統領紅軍的軍事指揮權，至此毛澤東完全被排除在軍事指揮係統之外。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遷入蘇區之前，領導紅軍取得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但他在富田事件中捕殺AB團，大量殺戮紅軍戰士，使他威信受損，當中央到達蘇區，一方麵他的權力被剝奪，另一方麵，還要清算他過去領導的錯誤。特別是批評他土地革命的富農路線，給他很嚴重的處分。這種待遇，使他非常難堪。一時非常冷清，寂寞，他稱病到雲石山的雲山寺修養，當時極少有人登門造訪。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毛澤東那時除了讀讀書，就是寫點文章，蘇區的經濟建設計劃，就是在這個時候寫出來的。但是，黨中央領導同誌一樣不同意他的經濟計劃，認為當時的蘇區談不上經濟建設。以毛澤東不可一日無權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遭遇到中央這等的冷遇，其內心的苦悶，不難想象。
周恩來在博古，李德到達蘇區後，地位也有所下降，他對李德誠惶誠恐，事事請示，惟命是從，恭維備至，連李德的起居飲食，香煙洋酒均供應不輟，甚至還物色了一位讀過小學的女戰士送給李德作臨時太太。這種巴結奉承，令李德對他言聽計從。
這種局麵一直維持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長征到遵義召開會議，才得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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