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60年皮埃爾·特魯多（左）與 Jacques Hébert （右）在中國。
冒險、求是與挑戰
冷戰期間，皮埃爾·特魯多是最了解鐵幕背後的東方陣營的西方領袖。這和他從小就喜歡冒險、求知和挑戰權威的習慣有關。他的領袖天才也是從小就有的，小時候他是街道裏的孩子王，因為他父親教了他拳擊。如果他那街道裏的孩子和其它街道的孩子發生糾葛衝突，他的夥伴們就找他為他們出頭，慫恿他把鄰街另一夥孩子揍一頓。讀書入學了，他發現他最好的朋友不和他在一個班裏，他很沮喪，回到家要他父親去跟校長說一聲，把他調到他好友一個班上。他父親不答應，說，這是你的事，你自己去跟校長說。他膽怯地去敲校長的門，見到校長，頭都不敢抬，就跟校長提出調班的事情，不料校長滿口答應。這對他以後處事絕對有巨大影響。他父親從小培養他的獨立自主的性格。
蒙特利爾有英語學校，也有法語學校。入學時特魯多的父親把他送到英語學校，四年級又把他轉到法語學校。中學他就開始學古典，學拉丁文和希臘文。多種語言的學習對大腦發育以及讀書的理解能力都有很大的幫助。他13歲那年，在他進入中學之前，他父親帶著他們一家到歐洲旅遊，走了幾個國家，在城市和鄉村都居住過。住在巴黎的時候，他父親會鼓動他帶著他弟弟到城市裏找便宜的二手古典書籍。
1941年夏天，他還不滿22歲的時候，他就牽頭找了另外三個夥伴，從蒙特利爾劃船沿著渥太華河北上一直劃到哈德遜灣。這絕對是冒險。
雖然特魯多讀的是天主教學校，教師都是教會職員，但他中學的教師都比較開明，提倡思想開放和言論自由。特魯多好勝心特強，在家裏就經常和父親辯論，他總設法辯論的結局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以求占上風。他經常玩這種語言勝利的遊戲。在學校也一樣，他要壓過老師，還設法不激怒老師，不讓老師生氣。他會耐心等老師把話說完，從不打斷老師的話，在老師停頓的那一刹那，他會甭老師一句話，惹得全班同學大笑，不等老師反應過來，老師想發威的機會已經過去了。這些心理較量和思想較量的技巧，可能為他在冷戰期間與蘇聯和古巴和睦而不激怒盟國的加拿大外交政策打下了基礎。
特魯多到了哈佛，很快就確立了個人自由的信念。然而，他更多的是受到人格主義的影響，而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1946年特魯多到了巴黎讀書，有幸見到了他崇拜的人格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一、哲學家和神學家Emmanuel Mounier。巴黎學習堅定了他的人格主義信仰。特魯多致力於求索如何平衡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由於他哈佛碩士論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基督教》的緣故，他在巴黎和倫敦求學期間，積極主動的接觸各種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流派的思想家，與他們交流探討。
1949年特魯多回到蒙特利爾以後，立即投身到石棉礦大罷工中，成為罷工領袖之一。1950年夏，他求得渥太華樞密院辦公室一份職位，這很符合他哈佛、巴黎和倫敦學習的背景，讓他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渥太華政治運作。然而，1951年秋他辭去了這份光明坦途的工作，回到蒙特利爾致力於工會運動，成為一個改變魁北克社會的政治活動家。他以他蒙特利爾大學法學學曆，為工會出頭談判解決勞資糾紛，談判勞資合同。他也到各處為工會講學，教育工會關於經濟學基本原理。
加拿大的新民主黨（NDP）的前身是英聯邦合作聯盟黨（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英聯邦合作聯盟黨（CCF）1932年在卡爾加裏成立，是社會主義者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 的加拿大分支。1961年，由於CCF被指責為共產黨，CCF和加拿大勞工大會（Canadian Labours Congress）合並成為NDP。CCF輝煌的時候，1944年成為薩斯克切溫省的執政黨。特魯多在魁北克省推動工運的時候，他很多工運同誌都是CCF的要員。後來NDP主張魁北克獨立，特魯多就與NDP分道揚鑣了。無疑特魯多從事工運期間，已經混跡於魁北克政治圈內。但他並非政府官員，而是普通加拿大公民。
由於工運的原因，特魯多出國幾趟，去了非洲，去了歐洲，參加政治科學會議。1952年他和4位加拿大共產黨員一起到鐵幕背後訪問了蘇聯。2018年MacLean’s雜誌刊物說特魯多愛獨裁者，製造輿論壓力迫使小特魯多掀翻了與中國自貿談判的桌子。二戰是民主戰勝獨裁的勝利，中國和蘇聯都是二戰的主戰場，蘇聯是在民主一邊。中國內戰也是民主戰勝獨裁的戰爭，那時候蔣介石是獨裁者。特魯多當時是思想開放的學者和工人運動家，以開放的心態去探訪鐵幕背後的世界。當時美國正處在麥肯錫時代顛峰，特魯多作為工運領袖和訪問蘇聯而受到皇家騎警嚴密監視。1984年加拿大成立了國家安全情報局（CSIS），接管了皇家騎警的秘密檔案。其中就有特魯多的秘密檔案。1989年CSIS銷毀了特魯多的秘密檔案。特魯多秘密檔案被銷毀一事30年後被媒體曝光，顯然是製造輿論阻止小特魯多改善加中關係。而且影射特魯多通共，隻是檔案已經銷毀，查無實證。2020年社交媒體不乏言論之間指責小特魯多是為中共工作。
特魯多通過《責任》（Le Devoir）報刊的記者參加石棉礦罷工運動。《責任》是一家支持工運的法語報刊。這家報刊有一個記者Jacques Hébert，他是特魯多的好朋友，不僅是工運的同誌，而且是趣味相投，也愛旅遊，他旅遊了130個國家。Jacques Hébert在報道Wilbert Coffin案件的時候，被法庭以蔑視法庭罪下獄。特魯多是工人維權律師，為朋友兩肋插刀，到法庭將Jacques Hébert解救了出來。他倆可以說是鐵杆哥們。1960年，特魯多和Jacques Hébert兩個人受到中國邀請，訪問了中國，見到了毛主席和周恩來。1961年特魯多用法文寫了《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一書，記述了他們倆到中國的經曆。1968年這本書翻譯成英文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2005年又翻譯成中文。何為“天真”？隻要對中國還有好奇心，還有了解中國的意願，對中國不了解和不理解就不是罪過和錯誤，這就叫天真。但是法語和英語裏Innocent這個詞更多的是指“無辜”，純“天真”含義的詞是Naive。筆者以為，特魯多在書名中用這個詞，是以無辜的含義回應指責他們通共的說法。實際上，皇家騎警已經秘密監視調查特魯多很久了，確實沒有找到他們通共的證據，證明他們確實是無辜的。他們要了解鐵幕背後的世界，並不是通共，不承擔通共的罪名。Jacques Hébert在加拿大政壇裏頗有名氣。1983年他成為了國會參議員。1986年他為抗議保守黨政府結束一個為青年提供慈善活動的政府項目而絕食抗議21天。1991年到1998年他是參議院裏自由黨的黨鞭。
特魯多在他《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一書的前言第一句就說，這本書幾乎就起了另一個書名：新版黃禍——被Jacques Hébert和特魯多修改了、更正了、顯著放大了。顯然，特魯多要以他六周訪問中國的親身經曆耳聞目睹，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和偏見。而這些刻板印象和偏見造成了西方社會懼怕和仇恨紅色中國的社會心理潛意識。2021年的今天，鼓勵更多的歐裔加拿大人多到中國旅遊依然是打破西方反華仇華輿論的根本途徑之一。
考察中國
1960年9月16日，受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的邀請，特魯多和Jacques Hébert倆乘飛機從英國倫敦飛往俄國莫斯科，17日從莫斯科飛往鄂木斯克，18日從鄂木斯克途經伊爾庫茨克飛到北京。他們在機場受到中國人民外文化協會的歡迎。歡迎晚宴上，文協征求了他們感興趣參觀的地方。他倆是搞工運的，特魯多又是哈佛政治學碩士，而且很關心社會與個人之間關係，於是他們提出了許多方麵，包括要看紡織廠，看兒童醫院，看監獄等等。他們還想看國慶慶典。
19日，他倆被安排參觀了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紫禁城和雍和宮。晚上看了一個百貨商店，還看了一場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紀錄片。20日他們走訪了北京監獄。特魯多發現，中國監獄的原則，並非懲罰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倆去看了幾個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們又訪問中蘇友誼公社，路上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問題，陪同於是下午就帶他們訪問了民族學院。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宗教問題，在民族學院他參觀了穆斯林的祈禱室。特魯多不停頓地提出種種問題，他發現北京和渥太華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華用住宿學校來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則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 22日晚上10點半，特魯多倆上了列車軟臥，離開北京去東北。23日下午5點到達長春。
24日上午，他倆參觀了長春鐵車輛製造廠，在那裏特魯多了解了國有企業經營方式和加拿大私營企業的不同。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特魯多了解了新中國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路線。他倆還看了電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倆參觀了毛毯廠。特魯多要求去看長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魯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農村參加秋收了。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汽車製造廠，感受到某種浮誇風。他倆還看了工人宿舍，看到了中國的貧窮落後。晚上他倆睡在去沈陽的軟臥列車上。
26日上午，他倆參觀了第一機械製造廠，了解到那原來是日本的工廠，國民黨撤退時拆掉了，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又重新建造起來了。特魯多想看看山裏的和尚廟，而對外文化協會則一心向他們顯示新中國新建設的成就。下午，他們看了醫學院和醫院，知道中國的大學生還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每年還要下鄉勞動兩個月。他發現醫學院除了教西醫以外，還教中醫。
27日他倆先參觀鞍山鋼鐵廠，他看到一個弱小女孩操作一個巨大的吊車，特魯多擔心的問，為什麽不找一個男工做這活？答複：她是最優秀的。特魯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別自豪和驕傲，和西方反華宣傳的奴隸勞工完全是兩回事。參觀了鞍鋼，特魯多看到了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他堅信中國的崛起。
28日，他們回到北京，參觀了民族文化宮。晚上看了雜技。29日上午，他們參觀了勞教所。下午，他們參觀了棉紡廠，發現中國工會和加拿大工會完全是兩碼事，青年工人的集體宿舍也讓特魯多很好奇，問那些青年女工為什麽不回家住，她們說集體生活快樂。和工人交談中，特魯多發現中國人熱愛勞動喜歡做工人，想當勞模，這和西方觀念大相徑庭，給特魯多很大的震驚。這讓他想起來參觀監獄的時候，犯人關禁閉不能參加勞動是一種懲罰。但特魯多能理解，因為解放前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後勞動和生活恢複了中國人民的人的尊嚴。
30日，特魯多倆拜訪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蘭人，那時候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了。特魯多請教了路易·艾黎很多關於中國的疑惑。晚上，特魯多倆參加了人民大會堂的國慶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魯多倆觀看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慶遊行，晚上，參加了招待外國記者的雞尾酒會。記者招待會後，又回到天安門城樓上看國慶煙花，觀看煙花時周恩來在人群中與不同的人交談握手，兩次和特魯多握手但沒有提及加拿大總理或魁北克省長。然後他們有回到人民大會堂，與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澤東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魯多悄悄離隊，獨自到天安門廣場與群眾狂歡國慶。
2日上午，他們聽了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的講演，聽他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工業的整體狀況。下午，他們參觀了國家曆史博物館。3日上午，他們與其他在京外國人一起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講話，介紹新中國的變化。4日一早他們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車。5日上午到達上海，住進和平飯店。飯店門口還和11年前一樣，隻是沒有了《華人與狗不得進內》的牌子。他們登上樓頂俯瞰上海，陪同為他們指點哪塊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塊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塊是萬國租界。上海還是11年前特魯多來過的上海，樓和街沒有太大的變化，隻是路上沒有了衣衫襤褸的難民，沒有了搬運的苦力。晚上他們去了文化宮，就是舊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練歌舞，還看了一場彩色電影《聶耳》。6日上午他們去了中蘇友好大廈看工業展覽館和手工藝館。下午他們走訪了藥水弄，見證這個解放前的棚戶區的變化。晚上11點，陪同睡覺了，他們偷偷留出旅店，來的外灘，已經找不到酒吧了，隻見雙雙男女戀人摟腰搭背倚欄江邊。
7日上午，他們參觀了紡織廠。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魯多展現上海最先進的工廠，但特魯多不想看機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兒園，學校，醫院，食堂。特魯多還詢問了女工的產假。56天帶薪產假，顯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魯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藝體育生活，進修學習機會等。特魯多看食堂，發現有個小廚房專門為回族工人準備清真飯菜。特魯多還與業餘大學的教師交談。下午他們去了一個人民公社,一位隻有小學教育程度的26歲的公社書記，領導一個2萬3千人的公社。特魯多很快就發現了城鄉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別，他認為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場電影。不過，那時候的中國生活習慣，9點就熄燈睡覺了。特魯多倆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夜上海。
8日上午，他們乘渡輪渡過黃浦江，來到浦東，參觀中國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劉經理，每月有500元工資，另外每年給他們家2千萬資產的5%的利息，劉經理作為家族一員每年得到其中的7萬5千元。劉經理能講流利的英語，能不用翻譯與特魯多交談。
9日是禮拜日，他們參加了徐家匯天主教堂的晨6點的彌撒。教堂7點、8點、11點和下午5點還有另外四場彌撒。參加晨6點彌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裏依然顯得空空蕩蕩。教徒大多數是老年婦女，幾乎沒有青年。彌撒完畢後特魯多會晤了神父。神父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但還是找了一個翻譯，神父不想在沒有人見證的情況下交談。他們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在中國，特魯多的哈佛論文研究。下午，他們去了少年宮，去看中國的未來。
10日，他倆先分開，Hébert去參觀師範學院，特魯多和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會談。接著他們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個寺廟。然後他們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楊永直與上海哲學學會副會長馮契討論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晚上，他們乘火車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們上了遊艇蕩西湖，去了靈隱寺。下午看了兩場電影。晚上還是電影。12日上午，他們去了黃龍洞和中山公園等名勝景點。下午參觀絲繡廠。晚上9點乘上去廣州的火車。13日一天在火車上探討計劃經濟的價格、工資和供求等問題。
14日他們住進了愛群大廈9樓臨江一麵，他們可以看到江邊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碼頭搬運工幹著重體力活。白天他們參觀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講習所舊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園。陪同也習慣了他倆離隊瀏覽市容的習慣。廣州夜市要比北方熱鬧多了，晚上十點半街邊還有擦皮鞋和賣水果的小攤，但沒有乞丐和妓女。街上還有過往的掏糞車。他們一直走到沙麵。沙麵已經不同過去了，已經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們參觀了一個公社，看了人力建築公路，人力修築大壩建水庫，特魯多已經看過很多西方媒體荒謬地把人民公社說成是“勞動集中營”，但特魯多也知道中國農民是不會希望回到舊社會的。特魯多坐在水庫大壩上的涼亭裏，吃著西瓜，向社長問了許多農民的問題。下午回到廣州到了一個著名酒家，吃了一頓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滿座，有各界頭麵人物。
16日，又是禮拜日，特魯多要求去天主堂參加彌撒。陪同無法拒絕。17日，他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18日下午到達北京。19日去了頤和園和圓明園，還去了百貨商店購物。20日去了長城和十三陵。目睹長城之雄偉，遐想古時候多少人力來建造如此偉大的工程，特魯多忽然頓悟出中國超強的組織能力。僅建國十年，已經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特魯多堅信中國工業化將勢不可擋。晚上吃過告別晚宴。21日一早他們就到機場趕8點的飛機，結果伊爾庫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沒有停。22日一早他們再次趕到機場，8點伊爾庫茨克雪停了，但有霧。一直等到11點飛機才起飛。
圖：1960年皮埃爾·特魯多（左）與 Jacques Hébert （右）在中國
了解中國
特魯多在他《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一書的前言中寫道：“對於我們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更多地了解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雖然這句話是60年前寫的，但這句話至今沒有過時，今天西方社會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國。
特魯多60年作為公民私人訪華，不能說就完全了解了中國。在中國訪問了5周多，也不能說就完全消除了偏見。但他的這個經曆使得他對中國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更多，偏見要比其它西方政客更少。
60年是中國建國最困難的時期，是三年災害時期，也是蔣介石反共大陸蠻厲害的時期。中國處於非常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既希望外交了解中國，又要嚴防外國勢力滲透。特魯多訪華全程有陪同，既是熱情也是戒備。安排的訪問人和地也是安排過的，不可能是中國的全部真實。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戰爭中是支持蔣介石的，大部分教會人員都隨蔣介石到台灣了，所以特魯多彌撒後與神父交談也令陪同特別警惕。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40年了，西方重啟對華冷戰，再次設立新的鐵幕，以西方媒體輿論強化對中國的偏見。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能像老特魯多那樣有了解中國的意願，以降低世界大戰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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