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旗袍的張愛玲。她現在有一個新名字：跑路天後！
張愛玲想活得真實一點，無需遮掩、無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賦，給自己掙得一份安穩，但那一年，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麵臨了選擇：跑還是不跑？
她觀望過、猶豫過，也嚐試過，實在沒有一點點可以退縮的空間，終於，她一走了之。
與她同時代的作家中，沒有誰的家世比張愛玲更顯赫了：父係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係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後代，繼母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中學畢業後，張愛玲到香港讀書，香港淪陷，她又回到上海。
她才華橫溢，3歲即會背詩，7歲寫出第一部小說，19歲成名，多部小說被奉為經典，1943年，張愛玲就已經成為上海最紅的女作家了。23歲時，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三年後分手。後來因為胡蘭成日偽漢奸的身份，深受牽連的張愛玲被公開指責謾罵，但她從不辯解，始終一言不發。
張愛玲本能地反感左翼文學，她的文化認同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上，對“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於常人的見解。
在形容音樂的一段文字中，她說自己不喜歡交響樂，用了“五四”運動做比：
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國時代，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說自己不熟悉，“不會。要末隻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明白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也不能算作無產階級，她也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上世紀40年代左翼文學風行時，張愛玲曾對朋友說，她感到一種壓力，一種非要她寫什麽的壓力。那是當時作家都麵臨的必須趨同的政治壓力。
1949年以後，張愛玲以往的作品被歸入小資產階級類，不過，她也被列為可以“爭取”的對象。
1950年，她不得不開始嚐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寫出長篇小說《十八春》。小說結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書在上海引起轟動。盡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權靠攏，書中的一句話還是透漏了她的敏銳與清醒：“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後，張愛玲寫出了《小艾》。她原本構思的小艾，為了脫離底層的卑微身份，曾主動挑逗席家少爺。與排字工人結婚後，小艾一心想發財，待到“解放”後，小艾才發現，發財是沒有指望的。
張愛玲很清楚，在當時的“新中國”，現實中真實的人性，是不能寫的。所以後來她改出了一個“無產階級故事”：“舊社會”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爺強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產，最後與排字工人結了婚，苦苦掙紮之後，小艾才等來了好世道：一個被“解放了”的“新中國”。小艾幻想著，自己將來的孩子，會處於“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輕的張愛玲被禮遇，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她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網眼絨線衫，雖然坐在後排，也未發言，但在五百多人幾乎統一的藍色和灰色海洋裏，這副舊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還是使她成為“異數”。那時“新中國”最時髦的裝束，男士皆著中山裝，女士皆著列寧服。
不久，張愛玲被安排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 地改 革”。兩個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惱，因為所聞所見，使她覺得自己無法“寫英雄”：“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嚐試。”
1951春天，弟弟張子靜最後一次與姐姐張愛玲見麵，問她對未來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後，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1951年底，要求在校教職員及高中以上的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後，這種運動迅速擴大到知識界、文藝界。所有知識分子都要過關。張愛玲這種資產階級作家，當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與胡蘭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脅”，她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拒絕了夏衍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準備離開大陸，前往香港。
在《對照記》裏，張愛玲描述了她申請出境的過程，當時她穿著一件素淨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辦護照：
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沒知道我寫作為生，不然也許沒這麽容易放行。一旦批準出境，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要灶王爺“上天言好事”，代為宣揚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擔心夜長夢多，張愛玲隻告訴了朝夕相處的姑姑。申請被批準後，張愛玲提著簡單的行裝離開了上海，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她卻帶走一副兒時的包金小藤鐲，“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
臨走前，她預感未來難測，為避免連累姑姑，她與姑姑相約：以後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她保存，二人就從此決別，再無相見。
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
過海關檢查時，張愛玲忐忑不安，緊張至極，生怕被扣下。通行證上，她用了化名，海關檢查人員也許是她的讀者，記得她照片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她，問：
在《對照記》裏，張愛玲寫了去香港的羅湖過境情況：
那邊香港的檢查站也一樣的簡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們的證件收去查驗，拖了很長時間。……一個解放軍士兵在關口站崗，穿著皺巴巴的軍裝，一副樸實相，看樣子是從北方來的農村小夥兒。他看人們曬得可憐，便忍不住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陽處去站著吧。”
他揮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樹蔭下去，但是大家隻是客氣、討好地笑笑，卻沒有一個人肯動地方。人們緊緊地貼著柵欄，生怕一離開隊伍就會過不了關。
在《浮花浪蕊》裏，她也寫了在羅湖橋過關的狼狽：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還認為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隻好跟著跑，緊追不舍。
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隻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她終於通過羅湖橋，到達了香港。
張愛玲甚至連對她唯一的直係親屬弟弟也沒打一個招呼就永遠的離開了中國。弟弟張子靜在回憶錄《我的姐姐張愛玲》以下麵的話作為結尾：
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她見麵的機會就少了。
那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把門關上。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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