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兩報一刊”上，每天都能見到署名“關鋒”撰寫的文章，而這個“秀才”，也憑借著一篇篇文章，聲名鵲起，成為一時風雲人物。
關鋒和王力、戚本禹三個人，被時人統稱之為“三秀才”，也被合稱為“王關戚”。
本文，我就以一篇文章作為關鋒的人生縮影，聊聊這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風雲人物。
早年經曆
“關鋒”這個名字其實是他的筆名，1939年，20歲的他在山東樂陵縣工作的時候，取了個筆名“關鋒”。
或許，他也想不到，這個筆名會成為他的人生符號。
他的本名是叫“周玉峰”，還曾用過“周秀山”這個名字，這個出生於山東慶雲縣的漢子，打小就對舞文弄筆有著濃厚的興趣。
他早期的工作履曆，都是在山東工作。在地方工作期間，也算是闖出了一點小名聲，這點小名氣也為後來被調進北京工作，積攢了一些基礎。
1956年，這一年，對於37歲的關鋒而言，是一個人生的分水嶺。
這一年，他被調到了北京，在政研室工作。
能進政研室內的人都不簡單，這是中央的一個秀才智囊班子，這個政研室的功能，是一個高級研究、谘詢以及參謀的機構。
所以，能進政研室的筆杆子，要麽在理論方麵有著獨到、深厚的研究，要麽在資曆和文筆上受人矚目。
這政研室裏麵的筆杆子們，隨便一個站出來，在文章方麵都可以是獨當一麵的人物，譬如：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等等。
所以，37歲的關鋒，從地方上被調進北京的政研室，那真真是魚躍龍門。
人生巔峰
陳伯達，這個被同僚稱之為“陳老夫子”的人物，比關鋒年長了15歲。
當37歲的關鋒進入政研室的時候，52歲的陳老夫子，初始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沒啥大的印象。
但是，關鋒在哲學領域頗有研究，功底也很深厚，恰巧陳老夫子對於哲學這方麵也有著研究，興趣也頗深。
兩人時常討論中國古典哲學，這一來二去，老夫子對關鋒這個後生也是越發的欣賞。
1958年6月1號，《紅旗》雜誌正式創刊，陳伯達被任命為該雜誌的總編輯。
同年，關鋒也被陳伯達調進了雜誌社。
進入《紅旗》雜誌社工作，借助於這個平台，即將步入四十不惑的關鋒，逐漸開啟了自己人生的起飛。
關鋒初進雜誌社的時候，還是個無名小卒，但是陳伯達很看好這個後生，有意重點提拔栽培他。
在關鋒進入雜誌社，僅僅過去了半年，他就被陳伯達提拔為“編委”。
當時能在《紅旗》雜誌社內擔任編委，也不是誰都可以的，要麽是有著相當深厚的理論水平，要麽就是級別高才行。
客觀的說，關鋒的文筆實力也是不錯的，他寫的文章，分析高深的哲學問題，大多是深入淺出、文風活潑，有著屬於自己的文風特色。
不得不說，1958年這一年，對於關鋒而言真真就是一個“幸運年”。
這一年，他不僅進入《紅旗》雜誌社，僅半年時間就被提拔為編委；也是在同一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
偉人看到了他撰寫的這篇文章，對其中的觀點頗為讚許，還特意在文章下麵寫了一段批示。
由此，關鋒不僅進入了偉人的眼裏，而且還由此聲名鵲起。
不久之後，他被提拔成為雜誌社裏哲學組的組長。
要知道，偉人對於曆史和哲學都頗有興趣，能在《紅旗》這麽重要的刊物裏，擔任哲學組的組長，這地位自然也就舉足輕重。
此時的關鋒，已經是一個首長級別的人物了。
在1966年後，關鋒同王力、戚本禹一起，相繼被任命為《紅旗》雜誌的副總編輯。
當時，擔任總編輯的陳老夫子，由於身兼數職，工作繁忙；因此，負責雜誌社實際領導工作的，是“王關戚”這三個副總編輯。
然而，人生就是這麽一句話的輪回：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
在你紅極一時的時候，人生的厄運也會在轉角處和你不期而遇。
如果從1958年，關鋒進入紅旗雜誌社算起，到1966年步入職場巔峰，這八年的時間，他可謂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然而，到了1967年，人生的厄運就在轉角處不期而遇了。
厄運已至，渾然不知
關鋒所在的圈子是“江、陳”二人的小集團，在這個小集團裏，他所充當的角色，往往都是“急先鋒”、“先遣隊”的角色。
“江、陳”不願出麵的事，“王關戚”三秀才來做，以手中筆作為殺人不見血的刀，每一個字猶如利刃一般，劃碎了不知多少身軀。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在“王關戚”三人得勢的時候，他們三個人，其實都不怎麽買陳老夫子的帳。
這也難怪，一來那個老夫子不太願意培養自己的勢力，因為他擔心自己所提拔起來的人，出事之後會牽累他；二來，他擅長文章，不擅長權術。
而且，相比於江而言，誰的大腿更粗，這三人心中自然明了。
我們重點來說說本文當中的關鋒，在1967年1月10號這一天，關鋒在《解放軍報》發表一篇社論。
其論調就是要在軍隊裏搞事，說白了，其背後的目的，就是要把軍隊的指揮權給弄過來。
好嘛，你這還得了。
軍隊被稱之為最後的萬裏長城，在偉人眼裏，這軍隊，是不可動搖的國本。
一句話，誰碰誰死。
關鋒這個馬前卒，第一次染指國本，這引來了很多人的不滿。
而他，卻對此還不自知，仍舊在深淵的邊緣策馬奔騰。
同年的七月底，關鋒執筆，在《紅旗》雜誌上又再次著重強調了這一觀點。
好嘛，這一次惹出了更大的禍端，也直接讓他成了階下囚。
這篇社論一經刊發，各地不少的軍事機關都受到了衝擊，甚至還演變成公開的搶奪武器。
這篇社論所帶來的影響，讓林帥十分的不滿，偉人也直接表示了自己的震怒。
八月上旬，在上海的為人看到了這篇社論，直接作了如下批示：
“大毒草”、“還我長城”
很顯然，這動搖國本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得知偉人的這一批示後，“江康陳”紛紛把責任往下推，而關鋒作為直接的執筆者，自然難逃其責。
1967年的8月26日，關鋒被要求“請假寫檢討”，其實也就是被隔離審查，與之一起的，還有王力。
起初，他被關押在釣魚台的2號樓，後來，在同年的10月，他被轉到了北京西山的一棟別墅裏。
1968年1月，關鋒被轉進了監獄，由此，開啟了他14年的牢獄生涯。
不過，他被免於刑事起訴，也就沒有被審判，沒有被判刑。
晚年生活
1982年的年初，62歲的關鋒被釋放出獄。
出獄後的他被安排住在北京的沙灘北街2號院，這個大院是《紅旗》雜誌社的宿舍大院，和他一起居住的，還有其妻子和兒子。
關鋒剛出獄的時候，還沒有其他的安排，為了保障他的晚年生活，起初每個月給他發放一筆150元的生活補助，後來漲到了500。
本來呢，當時他是想離開北京，回到山東老家安享晚年。
山東德州那邊得知他打算回鄉，還特意給他新蓋了一棟二層的小樓房。
不過，他因為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不能長途跋涉，舟車勞頓，這才打消了回鄉養老的念頭。
從1982年出獄，到1988年的年底，這段時間，關鋒每個月都領生活費，但是其他的待遇安排都還沒落實。
一直到了1988年的年底，他的待遇才落實了下來，其住房、工資和醫療等等，由《求是》雜誌社負責，按照局級待遇管理。
這裏說明一下，創刊於1958年6月1號的《紅旗》雜誌，於1988年7月1日正式停刊，取而代之是《求是》雜誌。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關鋒的收入，包括其稿酬等收入，每個月接近四千元。
他晚年的生活很單純，就是一個普通文人筆杆子的純粹生活，每天就是看書、寫作，閑暇時分，就去附近的公園練練氣功。
他所看的書目，大多都是哲學類的書籍，畢竟他這一生都在和哲學打交道。
而關於往事，他一直遵循四不原則：不看、不想、不寫、不談。
也是因為這“四不原則”，所以他才沒留下一本回憶錄，和有關回憶的文章。所以，對其相關的研究和了解，也就隻能從旁人的文章，已經相關的資料當中，得知一二了。
晚年的關鋒，可以用這麽三個字來評價：蛀書蟲；而他的生活狀態也就是這麽一句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
出獄後，過了23年平靜的晚年生活，86歲的關鋒於2005年去世，走完了他這，或好，或壞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