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已經86歲的電影巨星阿蘭·德龍向外界確認,因難以忍受心髒和中風等疾病折磨,他決定在瑞士接受安樂死,而他的家人也表示尊重老爺子的這一決定。
可能在非影迷的中國年輕人印象中,這個名字有點陌生。但如果你對60後、70後的女性長輩說起這件事,告訴她們“佐羅”要安樂死了,她們眼中很可能會閃現出少女般的惆悵。
在遠方有戰火,身邊有疫情的當下,一位法國演員決定去死的消息,或許沒那麽起眼,但卻戳中很多人內心,隱隱覺得一個時代最後的餘音,也即將消散。
而這些餘音,有阿蘭·德龍、高倉健等等國外影星的瀟灑身影,他們代表著國人開啟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外國大片時代;還有來自童自榮等配音演員,曾在中國大地如“陽光、空氣和水”一般存在的譯製片之聲。
70年代末,改革春風吹進國門,來自全世界的文藝作品也漸漸在國內生根發芽。
那年月的文藝青年戰鬥力絲毫不弱於後來去國外掃蕩奢侈品的大媽,書店經常人滿為患,甚至很多人在征婚啟事中都有硬性要求:熱愛文學。
作為文藝的另一個載體——電影,也迎來了蓬勃發展。眾多國外影片也呈現在了觀眾眼前,電影院成了老少爺們最愛的地方,甚至還發生過電影院門口擠死人的悲劇。
1978年,兩部電影,一部來自東方的日本,另一部來自西方的法國,前後腳於我國上映,這兩部電影的男主角也很快成為了改開後的“初代男神”。
此前,英雄人物大多是《平原遊擊隊》裏李向陽的形象,濃眉大眼,苦大仇深,不苟言笑,感覺你除了匯報工作和他不會有別的話題聊。至於女同誌也忍不住覺得想和他搞對象感覺怪怪的,因為他總給你一種新婚之夜也會先上一節思想政治課的感覺。
如果說高倉健飾演的杜丘冬人更符合東亞文化中男人的形象,隱忍堅強、胸有激雷而麵如平湖的話,那麽阿蘭·德龍飾演的佐羅則更加讓人耳目一新。
每當熱情奔放的弗拉門戈吉他響起,一身黑衣、戴著眼罩、瀟灑帥氣的佐羅就會從天而降,這位俠盜機智果敢之餘,還帶著輕鬆詼諧的態度,總能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此外,麵對女主,他從不掩飾自己的愛慕。這種浪漫對當時在討論愛情還“羞答答”的中國青年來說,帶來的衝擊是全方位的,當佐羅對女主說出“要讓你快樂的時候”,銀幕上的女主嫣然一笑,電影院的男女青年也陷進去了。
總之在那個年代,阿蘭·德龍妥妥是廣大青年心中的頭號偶像之一,人氣之高,現在的哪個頂流都比不了。
當年這股轟轟烈烈的“佐羅熱”,在一些經典影視作品,老照片,以及親曆者的追憶中,都可以找到痕跡。
1992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中,幾位角色談起自己的偶像時,女主戈玲和男主李冬寶就都提到了阿蘭·德龍。
當年開始做英雄夢的小孩子們,也都幻想自己化身佐羅,行俠仗義。
一位60後女士回憶起當年,就這樣描述:小孩子們玩遊戲時都喜歡扮佐羅,沒有像樣的裝備,就就地取材,把床單當鬥篷披在身上,再弄個眼罩,拿根棍子當長劍,在空氣中比劃出標誌性的Z。
而佐羅之所以能在中國這麽火,固然離不開阿蘭·德龍的帥氣,但還有一位號稱“中國佐羅”的幕後工作者,也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佐羅熱映後的幾年裏,童自榮每天上班都要收到大批讀者來信,有的信件上的收信人直接就寫“佐羅收”。
還有女生來信表示,自己未來的擇偶標準就一個:擁有佐羅,也就是童自榮那樣的聲線。
在有聲電影問世之後,如何看懂外國電影就成了一個問題。
中國之前曾經嚐試過放幻燈片進行文字解釋,或者配備一個專門解說員現場翻譯的方法,被稱之為“譯意風”,甚至因此催生了一個很有時代特色的職業——“譯意風小姐”。不過這些方法都挺影響觀影體驗。
直到1949年,也就是新中國誕生的那一年,國內電影工作者終於嚐試給外語片配音。
1949年5月,東北電影製片廠譯製的前蘇聯電影《普通一兵》,就是第一部譯製片。
不過當時對怎麽配音還沒什麽經驗,請來的演員也都是外行,全程用東北口音飆戲。什麽“我腳著吧這事就非我莫屬了”,“拉倒吧,你可憋說了”充斥在電影中,不看畫麵光聽聲音,你以為這是段發生在鐵嶺的故事。
不過萬萬沒想到,當年配音演員的自然發揮,竟然在幾十年後成了一股潮流,如今流行網絡的東北話版《老友記》《貓和老鼠》,味道跟1949年的這部譯製片一樣一樣的。合著如今東北網友整得花活,都是太爺爺那輩早就玩過的。
說回來,給《普通一兵》配音的文藝工作者也進行了一些加工,比如蘇軍戰士喊“烏拉”時,如果直譯成“萬歲”那口型對不上,所以配音演員改成了“衝
啊”。
之後四年多的時間裏,中國引進180多部譯製片,在這個過程中,和角色實在違和的方言配音逐漸被摒棄,慢慢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翻譯腔。
翻譯腔的特點就是硬凹出了不同於中國人日常表達習慣的語調,但它又是中文,同時把很多外語的口頭禪直接直譯了出來,比如動不動就“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發誓”,罵人的時候說“你這個愚蠢的土撥鼠”,打人的時候要說“我要狠狠地踢你的屁股”。
現在已經習慣聽原聲看字幕的觀眾總是把翻譯腔當做笑話來說,但在當時因為我國文盲率極高,而且給電影配字幕也有很大的技術障礙,所以翻譯腔的出現,其實是給了那時候老百姓一個便捷地領略外國文化的窗口。
1961年,前蘇聯電影《白夜》由上海電影譯製片場引進,17歲的童自榮很快就被迷住了,甚至沒事的時候就會喃喃自語,模仿著片中人物念叨“娜斯金卡、娜斯金卡”,成為一名配音演員也成了他的夢想。
那個時候,每次看到電影資料中配音演員的名字,他都會心跳加速。
後來童自榮考進了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後留校工作,幾年後才得以進入上譯,開始了夢寐以求的配音事業。
在最開始的五年裏,童自榮接到的都是小角色,往往在電影裏隻有一兩句話,直到1978年《佐羅》的到來。
電影中,阿蘭·德龍一人分飾兩角,他既是懦弱膽小的總督,也是鏟奸除惡的俠客,對於演員這是種挑戰,對於配音的童自榮來說也是如此。
為了將兩個角色成功區分,童自榮想出了一個土辦法,他特意準備了兩雙鞋,一雙是笨重的勞動皮鞋,一雙是拖鞋。
每當需要給佐羅配音時,他就穿上皮鞋,一有這種儀式感,範兒就起來了,能展現出佐羅的一身正氣;而當給總督配音時就換上拖鞋,懶散的狀態下,總督的猥瑣油滑也展現得淋漓盡致。
因為童自榮華麗的嗓音將佐羅演繹得惟妙惟肖,所以很多中國觀眾都形成了一個認知:阿蘭·德龍說中文一定是童自榮的聲音,而童自榮的長相,一定就是阿蘭·德龍。
1987年,52歲的阿蘭·德龍來到中國,在上海,兩位佐羅終於首次碰麵,阿蘭很感謝童自榮讓佐羅說出了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並希望之後自己的作品都能由童自榮進行配音。
同剛建國時主要引進前蘇聯和東歐電影不同,那個時代的譯製片可謂百花齊放,既有名著《悲慘世界》《簡愛》,也有拉丁語係的墨西哥電影《葉塞尼婭》,既有奧地利的傳記影片《茜茜公主》,也有美國大片《第一滴血》《超人》,懸疑題材的《尼羅河上的慘案》,災難片《卡桑德拉大橋》,喜劇《虎口脫險》,以及日本的《望鄉》《追捕》等等。
而童自榮的同行、同事們,比如為杜秋配音的畢克,為茜茜公主配音的丁建華,為雷斯上校(《尼羅河上的慘案》中角色)配音的邱嶽峰,以及劉廣寧、喬榛等等配音演員,在那個時代就是最潮的一批文化先鋒。
先是隨著盜版錄像帶、VCD的泛濫,讓國內觀眾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來不及引進、不方便引進的國外電影,比如《異形》這種驚悚科幻片,《本能》這種大尺度片。相比之下,上海、長春等幾個電影製片廠譯製的作品,數量拚不過,類型豐富程度、內容刺激程度也拚不過。等到互聯網普及,字幕組誕生,民間的生產力就進一步得到釋放,廣大觀眾的選擇就更多了。
經過這些“野路子”的培養,一邊看電影一邊看字幕,幾乎已是每個影迷的必備技能。而聽慣了更為自然的演員原聲後,拿腔拿調的翻譯腔逐漸被新的觀影群體所摒棄。新一代觀眾走進電影院時,都會首選原汁原味的聲音。
不少引進方為了吸引關注,開始了“粉絲經濟”,與其選擇專業但不甚有名的配音演員,不如選明星來配音,比如《黑客帝國2》當初的一個噱頭就是李亞鵬為主角尼奧配音,然後惡評如潮。
李亞鵬對此非常委屈:我配音隻賺了一千塊,你們犯得上這麽罵我嗎?
他可能不知道,這一千塊是多少專業配音演員求而不得的工作機會。
進入新世紀後,童自榮這些配音演員已經很難找到像樣的配音工作,收入也不理想。他每年隻在同學聚會的時候才會打一次車,快退休時還和老伴住在一個9平米一個7平米的兩居室中,當有記者采訪時,屋子裏都擺不下設備。
同時,社會節奏的加快也不再允許年輕的配音演員像老一輩那樣深耕細作,童自榮在給《加裏森敢死隊》配音時,曾經一邊騎車一邊默背台詞而撞到了汽車上,如今的配音演員很多都省去了這一步,照著台詞讀一遍就行了。
“法國佐羅”阿蘭·德龍宣布了自己迎接死亡的方式,“中國佐羅”童自榮也已經退休多年,年過古稀。
時光的列車飛馳而過,一代人的青春符號之一,又對所有人說了再見。
矯情點說,謝幕的不止是一個演員或者說曾經輝煌的某一群體,一同謝幕的還有曾經那個時代的一些精氣神。
曾幾何時,俠盜是古今中外世界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形象,中國有三俠五義、梁山好漢,法國有亞森·羅賓,英國有羅賓漢,日本有石川五右衛門。
相信很多八零後對這個形象並不陌生,這部片名為《佐羅的傳說》的動畫片引進時用的是台配版,主角讀成“蘇洛”
他們亦正亦邪,遊走在法律邊緣,但卻把正義看得比身家性命還重,殺的是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救的是平苦百姓忠臣良將,官府視他們如眼中釘,百姓視他們為救世主。
但如今如果再有類似的文藝作品問世,想必會被眾人先扣上個“三觀不正”的帽子,然後大肆批判一番。
1979年,《大眾電影》第五期封底放了一張《王子與灰姑娘》中擁吻的照片,一石激起千層浪,某省政治處的幹部寫信給雜誌社,大發雷霆,認為將這種照片放在雜誌封底太不像話,甚至用了“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樣的字眼。
但此後,各地讀者紛紛來信表達各種不同看法。兩個月裏,雜誌社收到了一萬多封來信,因為實在回不過來,隻能單獨開辟一個專欄,專門刊登讀者來信,讓真理越辯越明。
再看眼下,現在的人可能沒有那個耐心再去列數據講邏輯,看到讓自己不爽的或者認知之外的,找到那個小按鈕並點一下就完事了。
當然,總有一些人,拿出80、90年代仍在上演的保守事件,來印證“現世最好”。但在我看來,這種對比挺沒出息的,畢竟時間都過去了二三十年,如今比當年的物質、精神條件更好,並不值得吹噓,更沒必要嘲諷前人。
判斷一個時代是不是夠好,更關鍵的一個標準在於:同上一個時代相比,它有沒有帶給人希望,並為後人開辟更廣闊的空間。
以這個標準,那麽80、90年代相對於之前的60、70年代,無疑是一個讓絕大多數國人看到希望、感到安全、相信未來會更好的時代。
正是那一代許多不安分的人們,冒著被剪掉褲腿的風險穿起喇叭褲,背著聽黃色歌曲的罵名聽鄧麗君,才讓昔日“離經叛道”的存在,如今變得無比尋常。
那現在人們的所作所為,又有沒有為後人開拓更廣闊的天地呢?
童自榮在退休前曾說:懷舊是美好的情感,但對那幾年津津樂道,卻並不能改變現狀,再創輝煌已經不現實了。
沒錯,隨著越來越多舊時代人的落幕,一個迥異於曾經的時代正在拉開帷幕,不管你覺得苦不堪言還是樂在其中,都無法阻止它的開啟,正如無法阻止上一個時代落幕一樣。
本文作者
學委丹尼爾
從沒進過三分的東北三井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