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 （十七） (ZT by 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七）

蘇聯道路對全世界的感召

因為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信念顛覆了文明世界的基本原則，除了別有用心的德國人外，新生的革命政權理所當然地引起了西方的敵視。一戰結束後，西方列強對蘇俄組織了武裝幹涉，在幹涉失敗後又長期拒絕承認蘇俄政權。蘇俄一直處在文明世界的孤立和封鎖中。

但西方的敵視並不能消除蘇俄革命對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吸引力。革命多是社會弊病無法以和平手段解決，長期累積形成社會危機而觸發的。不發達國家多是爛汙國家，社會組織方式有著嚴重問題，而統治者一般都貪得無厭，鼠目寸光，不願意改革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以化解危機，於是在這些國家中的淺薄知青心目中，革命自然便成了人民獲得解放的唯一出路。在他們看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共產黨人要建立的是一個消滅壓迫、消滅剝削、消滅階級與人世間一切不平等的地上樂園。這美好而崇高的理想自然會對他們有不可抵抗的強大吸引力。

一國內如此，全世界範圍內也如此。所謂“世界革命”之所以有可能發生，同樣也是因為國際社會政治結構中存在著重大問題。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向不發達世界瘋狂擴張，引起了不同文明與生活方式之間的劇烈衝突。中國那愚弱的古老文明大國經不住西方文明的衝擊，麵臨著土崩瓦解的危險。在所謂“救亡”的熱潮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蘇俄。它同樣遭到列強的敵視與侵略，然而不但擊退了西方列強的武裝幹涉，還創造了一係列經濟奇跡，在短期內就實現了國家工業化，變成了軍事強國。從表麵上看來，十月革命的道路為落後國家趕超先進強國提供了一條誘人的捷徑，尤其這條路乃是咱們走熟了的輕車熟路——它並不需要建設性的智力以及曠日持久、滴水穿石的製度改革與建設，需要的隻是造反殺人與陰謀詭計，而這從來是中國的國技。

列寧那不世出的戰略家也看到了這一點。他把第三世界國家看作是蘇俄打破西方列強封鎖的天然同盟軍，拋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理論。這理論徹底迷住了落後國家淺薄知青們，使他們更加向往那“人類的曙光”。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將這理論的巨大“啟蒙作用”說得很清楚：在聽到那陰謀論之前，中國知青們還未喪失神智，並未把西方列強看成是一個整體，中外衝突都是作為個案來看待的。而且他們也知道“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簡單道理。要爭取列強平等待我，就隻能如日本那樣自強起來。然而在學習了那陰謀論後，一切便在刹那間變得豁然開朗：原來帝國主義才是萬惡之源，本國統治者不過是他們扶植起來的走狗而已，要打倒本國反動派，首先必須打倒帝國主義，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就必須與蘇俄老大哥攜手奮鬥。

即使在發達國家，蘇俄對左派知識分子們也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當時資本主義恰如馬克思預言的那樣，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馬上就要垮台的樣子。最強烈的是兩次衝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30年代大蕭條。

第一次世界大戰乃是工業國家首次傾全部經濟力以搏的total war，資本主義的機器大生產變成了機器大殺人，由此造成的巨額傷亡在曆史上見所未見，令人民目瞪口呆。

在1916年7月間進行的索姆河戰役中，英軍先以強大炮火轟擊德軍陣地，每日發炮10萬發，連續炮擊長達7天之久，向25英裏寬的陣地正麵傾瀉了70萬發高效炮彈。炮擊停止後，英軍指揮官對士兵們說，上去吧，你們連槍都不必放，走過去占領陣地就是了，德國人全都死光了。於是大兵們便上去了。不料狡猾的德寇執行了偉大領袖的教導：“深挖洞，廣積糧，要稱霸。”在極深的地下坑道中耐心等待著風暴過去。等到敵方炮火開始延伸射擊後，便一個個鑽了出來，用重機槍狂掃前來送死的英軍。發起攻擊的第一天（七一建黨節），英軍傷亡高達5萬8千人，開創了至今尚未被打破的戰爭單日傷亡最高紀錄。戰役持續了4個多月，直到11月18日才無結果而終。雙方傷亡約134萬人，其中英軍45萬餘人，法軍34萬餘人，德軍53.8萬人。英法軍取得的唯一戰果是將戰線推進了9.7公裏，平均每公裏消耗13.8萬人。

一戰給人類帶來了見所未見的巨額人命損失：1千6百萬人死亡，2千1百萬人負傷。參戰諸國打得五癆七傷。戰敗國不必說，就連戰勝國的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犧牲。英國有許多村莊全村青年一道參軍，編在同一個部隊裏。戰後有的村莊竟然無一人生還。活下來的人也備受心理傷害，有的甚至是終生的。據戰後拍攝的醫用紀錄片，有的士兵在戰場上嚇破了膽，從此哆嗦不停，一有風吹草動立即就往桌子底下鑽，完全成了廢人。還有大批毒氣中毒的後遺症患者，或失明，或終身為病痛折磨。

大戰引起了歐洲知識界對西方文明的空前幻滅。此前知識界堅定地崇拜科學技術，認為那是社會進步的指針，然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卻賦予了人類空前的自相殘殺的能力，使得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反思西方文明特別是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病，左派隊伍空前壯大。有的人甚至重新審視原來為他們鄙視的東方文明，將東方文明理想化，向往消極平和的東方哲學。這讓某些中國知青很是自我陶醉了一番，我記得家裏有幾份舊書報的作者就曾因羅素盛讚中國而欣喜如狂。

大戰後，歐洲平靜了一些日子。到了20年代，經濟開始繁榮（破窗理論？負帕累托效應？）。可惜好景不長，1928年，因蘇聯大量出口木材，國際市場木材價格暴跌。1929年，加拿大小麥生產過剩，拉動美國農產品跌價。農業衰退迅速波及股票市場。1929年10月29日，華爾街股票暴跌，美國金融界崩潰。災難迅即波及至全世界，引起持續四年的世界性的大蕭條。1932年，美國失業人數高達1370萬，德國達560萬，英國280萬。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然而蘇聯卻在危機中一枝獨秀，沒受到什麽影響，正當美國在1932年工業生產力降到不到1929年的一半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卻直線上升。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證明了資本主義製度沒落腐朽，而社會主義製度生機無限。

大蕭條的衝擊造成了“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公眾的政治立場大幅度兩極分化。民主政府在應對危機中顯示出來的無能，以及自由資本主義顯示出來的弊病，使得人們懷疑民主製度相對獨裁製度是否真有優越性，而“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又是否合理。一時間，民主製度與資本主義兩者看來都走到了窮途末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liberals）們紛紛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右派知識分子（conservatives）則為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吸引。這個趨勢在受大蕭條打擊最沉重的德國表現得最明顯。在大蕭條發生前，無論是德國共產黨還是納粹得到的選票都很少。大蕭條發生後，兩黨所獲的選票都急劇上升。這說明民眾普遍對軟弱無能的民主政府喪失信心，希望能選出一個強大的獨裁政府來結束災難。

英國作家威爾斯在1934年訪蘇會見斯大林時對斯大林說的話似乎反映了當時力薄儒們的普遍心態：

“我對美國的訪問刺激了我的腦筋。舊的金融世界正在崩潰，該國的經濟生活正在按新的路線重新組織。列寧曾說：‘我們必須學會做生意’，從資本家那兒學。今天，資本家們必須向你們學習，以掌握社會主義的精神。在我看來，美國正在發生的是一場深刻的重組，是創立計劃經濟亦即社會主義經濟。你和羅斯福從不同的起點開始，但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在想法上有無聯係或是想法上的親緣關係？我在華盛頓時，注意到他們在幹與這兒相同的事：他們在建辦公室，創立若幹新的國家調控機構，組織長期需要的公務員服務。他們需要的和你們一樣，都是指令的能力。”（筆者根據會談記錄譯出）

有趣的是，這似乎也是右派的感覺。無論左右都把大蕭條看成了民主資本主義的喪鍾，都把國家幹預經濟看成了解決危機以及避免危機再度發生的唯一途徑。個人認為，隻有在這個背景下，才能理解極右的法西斯主義何以在意大利、德國與日本勃興。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極權國家，蘇俄向全世界展示了“舉國體製”應對危機的強大能力。這不但給意大利與德國的法西斯分子提供了靈感來源，也影響到善於捕捉西方動態並加以模仿的日本。據日本學者研究，同樣遭到大蕭條重創的日本對蘇俄以及後來的德國的政體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必須強化國家統製資源的權力成了朝野共識。善於學習西方的日本把蘇俄和納粹的模式看成了世界大趨勢，認為未來的國際生產競爭就是搶奪資源的戰爭，而民主體製顯然不能勝任這任務，日本就此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因此，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似乎可以說，蘇俄的問世，啟迪催生了國際法西斯運動。

蘇俄的貢獻還不光是思路上的。斯大林在擊敗了黨內左右反對派之後，為共產國際製定了新方針。他把社會民主黨人當成了最危險的敵人，說社會民主黨其實是“社會法西斯黨人”，理論上是社會民主主義，實踐中卻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並命令全世界共產黨人與這“最危險的敵人”作鬥爭。德國社會民主黨原是德國第一大黨，德共的選票也不少，如果兩黨聯合起來，完全可以在1932年的選舉中擊敗希特勒。然而德國共產黨奉命把社會民主黨當成了最危險的敵人，使得納粹在該次選舉中脫穎而出，變成了德國第一大黨。希特勒才能在次年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希特勒上台後，最先遭到摧毀的就是德國共產黨。德共本是歐洲最大的共產黨，從此一蹶不振。

過去史家都把斯大林這一政策視為蠢動，認為斯大林把自己的死仇扶上了台，著名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夏伊勒就持此觀點。但近年俄國學者拉津斯基卻提出，斯大林並未失算，他的原意就是要犧牲德共讓希特勒上台，以打破西方對蘇聯的敵意與封鎖。此說沒有直接證據，但客觀效果似乎確實如此。納粹德國崛起後，引起了英法的擔憂。為避免戰爭再度爆發，英法都開始接近蘇聯。而蘇聯則一躍而為世界反法西斯的明星，成了“集體安全”體係的最熱心的鼓吹者。1934年，蘇聯加入國聯並成了常任理事國，還與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結成了盟國。

作為“國際反法西斯的旗手”，蘇聯的國際威望迅速上升，吸引了大批西方的自由知識分子。英國作家威爾斯、蕭伯納、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紀德先後訪問了蘇聯。蕭伯納對蘇聯和斯大林讚揚備至。威爾斯雖不喜歡斯大林，但仍在回國後發表文章，說什麽：“我從未見過一個（比斯大林）更公道、更坦率、更誠實的人。”羅曼羅蘭雖然看出了底細，並把真實感受寫在日記裏，甚至在日記中憤怒地呼喊：

“這絕對是失控的專製製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製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但他卻規定那日記在50年內不得發表，就連片段都不行。不僅如此，當紀德從蘇聯回來後發表了《從蘇聯歸來》，說出了鐵幕後的真情之後，羅曼羅蘭還要罵他“喪盡良心”。羅曼羅蘭為什麽要這麽做？我想，那還是出於投鼠忌器的需要。當時蘇聯正扮演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堅定的旗手。在他眼中，納粹的威脅比蘇聯可怕多了，為了不影響世界反法西斯大業，當然隻好為蘇聯隱惡揚善了。

可惜臨近大戰爆發時，“反法西斯旗手”卻來了個U轉。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秘密瓜分了波蘭，納粹並承認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兩國為蘇聯的勢力範圍。9月1日，納粹入侵波蘭，二戰爆發。蘇軍隨之入侵波蘭，於9月17日與德軍在布列斯特會師，共同完成了對波蘭的瓜分。

斯大林對此舉非常得意。當時蘇共宣傳部門給基層下發的宣傳資料上畫了兩個三角形，第一個三角形的頂端是英法，下麵兩個角分別為蘇聯和德國。圖樣下的解釋是：英法帝國主義想讓我們這樣，那意思就是想挑撥德國與蘇聯打起來，他們好坐山觀虎鬥。第二個三角形的頂端是蘇聯，下麵兩個角則分別為英法與德國。圖案下的解釋是：斯大林同誌把局勢變成了這樣，那意思就是斯大林略施小計，便讓英法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與德國打起來了，而蘇聯則可坐山觀虎鬥。

斯大林此舉，對蘇聯國家利益究竟是福是禍，還真難說清。但在當時，它使得蘇聯在西方的形象受到嚴重傷害。若幹原來親蘇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對蘇聯感到幻滅，許多共產黨員因此脫黨。後來那個向尼克鬆檢舉蘇聯間諜希斯的錢伯斯，就是因為斯大林幹的這樁爛事才憤而脫黨的，此後便一直向聯邦政府檢舉國務院官員希斯是他在共黨內部的上司，也是莫斯科的間諜，但一直無人理睬，直到多年後找上了尼克鬆。

趁著英法向納粹宣戰，歐洲強國無暇旁騖，斯大林開始不動聲色地擴張領土。1939年11月30日，蘇聯大舉入侵芬蘭。一個龐然大物竟然去入侵一個蕞爾小國，引起了全世界的憤怒，1939年12月14日，蘇聯被國聯開除。那個半年前還在口口聲聲主張“集體安全”、“製裁侵略者”的“世界反法西斯旗手”，如今卻露出社會帝國主義的本相來，其國際聲望跌到了最低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