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 （十六） (ZT by 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六）

首先更正前文的一個錯誤，在介紹斯大林與丘吉爾談論消滅富農的運動時，我說：

“丘吉爾想到千百萬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亞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個冷顫。而負責翻譯這段對話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盡管沒有出示證據，卻堅持說他們是被NKVD小分隊幹掉的。

其實何必煩勞特務們？借俄國嚴酷的大自然之手豈不更省事？這就是斯大林的原設計目的。無衣無食無住所無生產工具，被扔到暴風雪肆虐的曠野上去，隻有大羅金仙才能活下來。據曆史學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幹在北極圈內的‘定居點’內的所有的人，連同看守他們的格伯烏警衛在內，都給活活凍死了。”

後來我才發現自己忽略了 “消滅富農”的第二個步驟。那運動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是將全國的“富農” 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這一步據斯大林說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間，“富農”們的死亡主要是饑寒造成的，倒並不是直接被槍決。第二步則是肉體消滅與勞改。1937年7月 30日，NKVD發布 00447 號命令，下令在法外鎮壓“前富農分子”和其他“反蘇分子”。該命令將鎮壓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槍決，第二類是關進勞改營，並為各地區給出了兩類鎮壓的指標，例如白俄羅斯預計將槍斃兩千人，勞改一萬人。然而這指標都被各地超額完成了。據統計，在1937年至1938年間，有669,929“前富農與反蘇分子”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處決，其餘被勞改。

因此，我在前文說的不對，斯大林是以“多種經營”的方式來消滅“富農”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國嚴酷的自然環境，又使用了所謂“專政工具”，先讓“富農們”凍餓而死，再將幸存下來或槍決，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為國人熟知的“按指標鎮反”、“按指標反右”的“計劃政治”的發明權也不屬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是屬於斯大林。

紅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發動的毀黨造黨、毀軍造軍、毀國造國、毀民造民、毀文造文的革命運動都取得了輝煌勝利，他終於用鐵腕在人類曆史上首次鍛造出了一個與一切已知文明社會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論毀黨，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寥寥幾個當年的小角色，都被幹掉了。雖然出席蘇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過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來，但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後才參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時除列寧外的六名黨領袖中，4名被處決，1名（托洛茨基）先被驅逐出境，後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殺，活下來的隻有斯大林一人。從十月革命後到列寧逝世前，除列寧與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員中，4人被處決，1人自殺，活下來的隻有莫洛托夫和加裏寧。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諸如率領攻打冬宮的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沃夫謝延科、驅散立憲會議的衛隊長捷聯茲尼雅科夫、指揮謀殺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務頭子等人，統統都在大清洗中給槍斃了。

總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動派之力，能殺掉的共產黨人恐怕還不如斯大林殺掉的十分之一。他肉體消滅了全部俄國的革命亂黨以及所有其他政黨，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十月黨人、保皇黨人等等與他們昔日的死敵布爾什維克黨人在監獄裏大團圓，攜手同歸西天極樂世界，因而在俄國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個毫無政治反對派（無論是黨外還是黨內的）的“大同世界”。“隻能服從，不能懷疑，更不能反對上級”從此成了俄國人民生死第一誡。

斯大林的造黨則包括兩方麵，一是經過技術學院研磨拋光的新秀們（諸如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幹掉的老布爾什維克大老粗。坐著火箭上去的新秀們都是蘇維埃掌權後才參加革命的。他們並不知道此前黨的曆史，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無所知。與老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們對國事黨務並無獨立主張與見解，隻知狂熱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馴服工具。老布爾什維克們是革命家，新貴們則是狂熱虔誠的宗教信徒。隨著這更新換代，蘇共就徹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會的徹底轉變。奧林比亞山上諸神紛紛凋謝，讓位給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對老布爾什維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貴們好歹受過點技術教育。這些人當權，使得蘇聯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技術治國”的國家，也就是國政的決策絲毫不以民意為依歸，而以所謂“科學規律”為指針（也就是咱們今日說的“科學執政”）。在那個官僚集團手中，治理一個國家便如同擺弄一部機器，隻需按照操作規程即可，根本不用考慮“機器部件”們的主觀意願，此之謂“計劃管理”。

造黨的另一方麵，是斯大林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麵具，把黨官僚變成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獨特的“新階級”。

在革命勝利初期，列寧及其戰友們還保留著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風與所謂“平民政治家”風度。盡管握有老統治者做夢也想不到的政治權力，但他們還講究點“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列寧時常到工廠講演，衣著樸素，接待內外訪客也不講究排場，隨隨便便地就從書房裏走出來。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魯曉夫那個學院上學，和平民一樣擠公交車，而且還時常沒錢用，寫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錢。看一眼革命領袖們留下來的照片，你就會發現那夥人完全是俺們公社裏走出來的隊幹部，渾身散發著馬廄的氣息，與沙皇和貴族們的包裝完全不同。

斯大林把老革命們統統槍斃後，便把黨官僚改造成了個權錢高度統一的新階級。新貴們在生活的一切方麵都擁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華的宮殿與別墅、有外國進口的最高級名車、有龐大的保鏢與侍從隊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賓館、專列、專機、包廂等等，甚至壟斷性地占有轄區內最好的大夫與護士，享受轄境內最優秀的醫療保健，這是老統治者們做夢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猶嫌不足，還仿效資本家，給身邊的權貴發紅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誰也不知道那錢是多少，也從來不入賬。國庫直接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錢包。

然而在名義上，這些人仍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一切連西方億萬富翁都無從指望的奢華享受完全來自於其權位，在名義上屬於國家而非他們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權位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對他們的好惡。一旦喪失權位，他們享有的一切財富便頓時化為烏有。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階級的兩大特點：第一，權位高於性命。第二，深知“喪失政權便喪失一切”，無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戰，將現行製度維持到底。這保證了他們在當初的革命理想幻滅之後，仍能保持對現製度特別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忠誠。

與老統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點是，新貴們驕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籠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信息都是“軍事絕密”，凡是他們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別墅都是“軍事禁區”。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生活工作在“紅色保險箱”裏的統治集團，從國政到私生活都是民眾無從窺測的最高機密，就連涉及國家領土和權益的外交談判與條約的簽訂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當國後，從未視察過一家工廠或集體農莊，遑論對工農作過一次演講。在蘇德戰爭中，他從未到前線去接見鼓勵過將士，隻是在戰事好轉後，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乘坐專列去前線某個指揮所呆了一晚，未接見任何人便回來了。那行動的唯一目的，是讓他能在給羅斯福的電報裏吹噓他必須時時視察前線。他還特地在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弄了一個房間，每到天黑便點上長明燈，讓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辦公，卻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殺後便搬到莫斯科郊區的孔策沃別墅去居住了。

這種詭秘的躲在大牆後麵秘密運作的統治集團，在曆史上還從未有過先例。如果不是貝利亞在權力鬥爭中失敗了，那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瘋狂的色狼，不但專門建了個內務部文工團作為他的後妃來源，而且竟然經常在街上開車遊獵，見到個美人就把她搶回去迷奸。據赫魯曉夫回憶錄，貝利亞被他們拿下後，馬林科夫的保鏢頭子立即向馬舉報，貝利亞曾經在街上見到他的繼女，那女孩當時才是七年級學生（蘇聯彼時實行九年一貫製教育，那孩子大概14歲吧），為其美貌打動，當即讓部下把她弄到貝利亞的住所去迷奸了。這種爛事，就連沙俄貴族都不敢幹出來。

有趣的是，哪怕是對共產主義有深入理性認識並對之深惡痛絕的保守派政客丘吉爾，對鐵幕後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憶錄裏說，他首次訪蘇前，蘇軍兵敗如山，形勢極度嚴峻，因此他們以為莫斯科正在饑饉之中，為此特地帶了三明治，在飛機上吃飽了才下機前往克裏姆林宮。然而蘇方的盛大招待讓他們大吃一驚，斯大林流露出來的頑強意誌與必勝信念更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蘇聯人民餓死了，克裏姆林宮內照樣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國統治者的作派去推測新沙皇，未免謬以萬裏。

待到二戰期間，新貴們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對舊統治者的奢華生活作風的回歸。這在蘇軍表現得最明顯。肩章和軍銜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們的憎恨對象，是舊製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戰前便恢複了軍銜製度，在二戰期間更是參照沙俄時代軍裝給部隊換裝，使得等級製度的森嚴外在化，象征帝製的近衛軍也恢複了。這就是喬治•奧威爾為何要在《動物農莊》的結尾讓豬玀們用後腳站起來，模仿人類跳探戈、倫拜與華爾茲。

毀軍造軍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帥中的三個（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布留赫爾），15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3名，57名軍長中的50名，186名師長中的154名，16名集團軍政委的全部，28名軍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軍上將（海軍最高軍銜）中的8名。幾乎整個紅軍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沒有哪次國際戰爭能取得如此赫赫戰果。

對斯大林毀軍造軍運動，西方曆來給予負麵評價，認為它使得蘇軍喪失了戰鬥力，招致了蘇軍在蘇芬戰爭以及二戰初期的慘敗。然而近年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級將領們，除了個別人如圖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陳規的內戰英雄，根本沒有現代機械化戰爭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揮職位上，蘇軍反而要蒙受巨大挫敗。

我個人認為此說無法成立。斯大林並不是以將領的觀念是否陳舊，而是以個人忠誠度作為殺人標準的。他殺掉頭腦最新潮的軍事天才圖哈切夫斯基，乃是因為後者當年在波蘭戰役中與他有過節（在該戰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絕服從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應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致使後者在華沙城下潰敗）。羅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並被判死刑。在審訊期間，他的九個牙齒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斷，指甲被拔光，還被假槍斃了三次，在牢裏蹲了快三年，才因為準備對德戰爭而被釋放出獄。如果他死在牢裏，那蘇德戰爭中又少了一位名將。就連朱可夫都險些倒在屠刀下。據他自己說，他之所以逃過清洗，乃是適逢日本人在蒙滿邊境搞事，他給派去指揮那場戰役，立了大功才幸免於難。

反過來，內戰騎兵英雄布瓊尼與伏羅希洛夫腦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頂多隻配指揮一個營，斯大林卻委以重任，先後招致蘇芬戰爭以及蘇德戰爭早期的慘敗，尤以二戰初期失敗最為慘痛——布瓊尼指揮的西南方麵軍在烏曼戰役和基輔戰役中被包圍全殲，150萬官兵陣亡或被俘。

因此，所謂毀軍反而能“吐故納新”、把具有現代戰爭觀念的將領提上來之說，竊以為無法成立。其實戰爭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統帥完全可以根據戰績撤換不稱職的將領。不分良莠亂殺一氣隻能毀掉軍隊的戰鬥力。斯大林的毀軍造軍運動完全是以對他的個人忠誠為出發點，以疑神疑鬼捕風捉影的變態心理為動力，乃是一種“為了確保個人權位不顧國家安危”的瘋狂自傷行為，實在找不出什麽理由來證明那舉動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毀國造國則是指斯大林將落後的農業國強製性改造為工業國的蘇式“大躍進”。通過瘋狂掠奪壓榨農村殖民地，斯大林為工業化積累了足夠的原始資本，開始推行所謂五年計劃。

與農村集體化運動相比，工業化運動的人命代價與資源代價也不遑多讓，造成的人力物力資源浪費是驚人的。斯大林發揚光大了列寧同誌發明的勞改經濟，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棟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就是全靠無償的奴隸勞動完成的，投入的15萬勞改犯死得隻剩5萬人。伏爾加河-頓河運河也使用了10萬勞改犯，死亡人數不詳。勞改經濟構成了蘇維埃經濟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當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後，最高蘇維埃討論是否提前釋放表現好的勞改犯，斯大林否決了這提議，說這從經濟上考慮很不明智，那樣隻會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來的都是壞人。翌年，他通過最高蘇維埃下了命令，規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須服滿刑期。

而且，與毛澤東一樣，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製定的指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樣便逼著下屬弄虛作假，在紙上“放衛星”。然而它與咱們的土躍進有個根本區別：斯大林還有足夠常識，知道隻能靠建工廠去搞工業，不會蠢到發動全民修“土高爐”去煉鋼。這結果當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躍進使得國民經濟全麵崩潰，而斯大林的洋躍進則基本實現了國家工業化。據西方學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數據：

“在10年中，鋼產量從1928年的４百30萬噸增加到１千８百10萬噸。煤從３千５百萬噸增加到１億３千３百萬噸。卡車從微不足道的700輛增加到1938年的18萬２千輛。在1928年初，紅軍隻有92輛坦克，到了1935年１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軍隻有1394架不同種類的飛機，到1935年便有了6672架。從1930年到1934年，戰鬥機產量增加了５倍，轟炸機產量增長了４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學者認為，蘇聯的統計數字是極大地誇張了，蘇聯在戰前的鋼產量並不超過1千萬噸，估計為7百萬噸左右。竊以為這似乎低估了蘇聯的工業實力。二戰就是對蘇聯重工業的嚴峻考驗，蘇聯在失去了一部分領土後，還能先後生產出5萬7千多部T-34坦克來，這事實本身就雄辯地證明了蘇聯當時的軍火工業實力。因此，個人認為，斯大林的工業化（準確來說是重工業化）雖然造成了天文數字的人力物力資源浪費，但基本是成功的。沒有它，蘇聯絕無可能在二戰中獲勝。

但斯大林製定的“優先發展重工業” 的發展模式也弊端無窮。它完全無視民生需要，以犧牲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代價，單打一地發展軍火工業，使得蘇聯的輕工、化工、電子工業等行業遠遠落在西方國家甚至某些不發達國家的後麵。這種畸形發展的國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發達國家。直到蘇聯解體時，蘇聯人民還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遺產，這才會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國“國際倒爺”把在中國滯銷的輕工業產品運到蘇聯去高價出售，居然還能引起搶購風潮。據那些同誌說，直到90年代初，蘇聯的電視機還在用電子管，別說是集成電路，就連晶體管都不曾引入。這種咄咄怪事在一個發達國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業化也帶來了城市化，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市，許多新城市誕生，這改變了傳統俄國的社會結構。

這發展趨勢當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視野的嚴重製約。他和列寧一樣，是“機械唯物主義”信徒，崇拜大規模，崇拜機器，崇拜煙囪，認為無論是工程還是企業，都越大越好。斯大林這毛病還傳染給了中國弟子，據梁漱溟回憶，建國初期，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滿懷豪情地跟他說，將來在城樓上目之所及，視野中將全是一片煙囪，讓梁驚得失語。

因此，列寧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國農村便是“農業城”，農民們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機和其他農用機器幹農活。斯大林為此在農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機站，使之成為剝削農民的利器——集體農莊必須交給拖拉機站極高的報酬，才能讓拖拉機來耕地。

這結果是“走向反麵”：集體農莊從未變成英美式以工業方式經營的農場，個體小生產反倒成了農業的棟梁。1937年，農民的自留地供應了多於全國產量一半的土豆、蔬菜與水果，高於70%的肉食與牛奶。這奇特狀況一直大致保持到蘇聯解體。然而這“農業城”之夢卻一直做到赫魯曉夫時代。赫魯曉夫的一個改革就是“集村並屯”建農業城。不用說，它再一次失敗了。直到蘇聯解體，該國一直是個農業殘廢、重工業畸形發達的跛腳鴨。

毀國造國當然也有光明麵，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諸如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度假等等。盡管特權階級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牆後麵的，草民無從得知，而舊社會上的貧富分化確實在表麵上給消除了，這也就構成了“蘇維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來源。

毀民造民的“毀民”，是指徹底摧毀一切民間社會，將社會“原子化”。這意味著殺掉一切民間社會領袖或是可能成為領袖的人，鐵腕整肅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使得人民徹底喪失形成獨立於政府的組織的可能，讓萬能的黨的觸角伸到全社會的每個角落，使得每個公民都處在四麵八方被持續監控的狀態裏，從而永久生活在恐懼之中。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國進民退”，國家把每個子民都牢牢攢在手心裏的嶄新社會。

如所周知，民族主義乃是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建立單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礙，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鎮壓對象。他在人類曆史上首創了將某個民族全體流放的壯舉。伏爾加地區曆來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該地區還成立了個“伏爾加日耳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斯大林怕該區的人民與入侵者裏應外合，便於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該共和國，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薩克斯坦與西伯利亞等地去，在離開該區約有1600至2000英裏之遙的窮鄉僻壤分散安置他們。39萬人因此被迫離開故土，遷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爾梅克人以及克裏米亞的韃靼人（後兩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過這種待遇。預定享受類似待遇的，還有境外芬蘭人以及境內的猶太人。斯大林曾在蘇芬戰爭前對部下說，芬蘭人口並不多，要全部移居該國人民並非難事。可惜紅軍未能打下芬蘭，於是這全國人民大搬家的壯舉終未實現。而蘇聯境內的全體猶太人之所以沒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則全虧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時地死了。

毀民造民的“造民” ，則是說按統治者的意願來任意設計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雲所謂“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無法改造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或是殺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後用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製造出一代人來取代他們。這洗腦工程的前提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封閉社會的發明。

蘇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實行全麵信息封鎖與控製的國家。無論是對國外還是國內發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剝奪了知情權，隻能獲得經過統治者精心挑選甚至編造的信息。黨領袖成了獨一無二的精神權威。黨更建立了以國家資源為後盾的宣傳機器，使用最現代的技術手段，通過人類攝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將中宣部炮製出來的“傑米楊的湯”反複灌給青少年一代，其重點便是徹底消滅個人主義觀念甚至個人意識，以“集體觀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徹底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與獨立的思想感情，隻允許他們有一種感情取向：黨讓愛誰便愛誰，黨讓恨誰便恨誰。最高的美德就是對斯大林和黨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感激，以及對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為了忠於斯大林那個活著的上帝，父兄可弑，親友可賣，無論犯下什麽為傳統道德強烈譴責的罪孽都是應該的。前文介紹的那個舉報父親的莫羅佐夫，就是為此目的樹立起來的少年英雄。

毀文造文運動構成了毀民造民運動的重要內容。斯大林對文化界與知識界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血腥整肅。20年代到30年代，兩千多名作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於監牢或勞改營。受害者包括大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紮克•巴別爾（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鮑裏斯•皮裏尼亞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戲劇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詩人巴維爾•華西列夫（Pavel Vasiliev）。幾乎全部俄羅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學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譯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留下來的傳統，是革命領袖本人必須是理論家。可惜斯大林當學生時上的是外省的神學院，對哲學一無所知。為了充當領袖，他便如毛澤東一樣惡補了一番哲學，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間特地請了Jan Sten去給他開小灶，每周上兩次課。然而他怎麽也無法理解黑格爾哲學的基本觀念，偏偏黑格爾哲學又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來源。在大清洗運動中，斯大林便幹脆槍決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為人得知。

盡管“毀文”運動也整肅了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然而斯大林的打擊重點還是在社會科學與文藝界。至於科技人員特別是那些對國防工業有用的人，即使被抓進大牢去，一般也未必會被殺害，而是在牢裏繼續搞他們的研究，這點已在上文做過介紹。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間，有27名天文學家被處決，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氣象局就因未能預報當年對農業生產有害的氣象而遭到血腥整肅。但這些人畢竟不是直接影響國防工業與技術的研究人員。由此可見斯大林的冷靜的“理性”。這一條也被中共學過來了。我當年之所以從未想過學文史，就是因為知道那種行當極不安全。

“造文”運動的內容則非常之多，首先是偽造曆史特別是黨史。大導演愛森斯坦在拍攝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後，得到斯大林同誌的親切接見。斯問愛，影片裏有沒有托洛茨基？愛答有，斯大林當即下令道：剪掉！愛於是乖乖照辦。從此，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無貢獻的偉大領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領導者與指揮者。

斯大林更主持編寫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黨史改為“路線鬥爭史”，也就是斯大林戰勝一係列反動路線頭子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壞和顛覆，贏得革命勝利的曆史。據說沒有這一係列“路線鬥爭”，則布黨也就沒有可能奪權掌權，遑論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國家”來。據國內學者高華先生研究，這本書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啟發，他一連看了四遍，是他發動延安整風的靈感之一。從此中共黨史也就變成了“路線鬥爭史”，所有的革命勝利都歸於一人，而所有的失敗都由反動路線頭子承擔。

據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傳》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還不夠，親手加進了對自己的無恥諛稱，諸如“最偉大的領袖”、“一切時代與一切國家的卓越的戰略天才”，並親手寫下了連篇累牘的無恥自吹話語，這裏隻引兩段：

“斯大林同誌闡明了戰爭的理論，諸如關於決定戰爭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積極防禦和反攻和進攻的規律，現代戰爭一切部門與武器的協同配合，現代戰爭中大規模坦克集群與空軍的作用，以及作為戰爭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戰爭中的不同階段，斯大林的天才總是能找到考慮到形勢的一切方麵的正確的解決方案。”

“在進攻與防禦之中，斯大林都表現了軍事大師的才幹。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識破敵人的計劃並擊敗他們。斯大林同誌指揮的蘇軍的戰役是行動中的軍事技術的輝煌範例。”

最幽默的還是他親手寫下的這段話：

“盡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術完成了他作為黨和人民的領袖的任務，並獲得全體蘇維埃人民毫無保留的擁護，然而他決不容許他的工作被一絲一毫虛榮、自負與自吹自擂玷汙。”

黨史如此，國家的曆史自不待言。我中學時代學的乃是翻譯過來的蘇聯教科書，什麽都是俄國人發現或發明的：羅蒙諾索夫發現了物質不滅定律與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諾夫發明了蒸汽機，波波夫發明了無線電，儒可夫斯基發明了飛機……。世界曆史更是惡心得看不下去：俄羅斯人從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歐洲，蘇軍從納粹鐵蹄下解放了歐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化革命”。盡管史學界一般認為蘇聯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展開的，曆時四年，亦即從1928年至1931年，但我認為這運動早就開始了。內戰結束後，布黨政府對國民基礎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錢，開展了掃盲運動，派出所謂“文化列車”到各地巡回宣傳教育，並舉辦了大批掃盲班、訓練班與速成中學和速成學院。雖然這些教育一無例外是共產邪教教育，但它畢竟還是普遍提高了國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發動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肅舊知識分子，培養一代可靠的新知識分子去取代他們。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還使用共青團憤青們組成的“文化軍”（這組織原來成立起來是為了給工農大眾掃盲），去衝擊“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諸如黨政機關、學校、劇院、文化展覽，還肆意襲擊並關閉教堂，等等。

與中國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並沒靠那些憤青去打倒老幹部，那任務留待幾年後由NKVD的槍杆子去解決。這一點充分顯示了斯大林的非人類的“冷靜理性”。和毛澤東不同，他能看到以後好幾步棋，知道憤青們並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們的搗亂破壞隻能起到製造普遍的恐怖氣氛、懾服舊知識分子的作用。因此憤青們在造出氣勢來後，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裏了。某些積極分子還在運動後期遭到了懲辦。斯大林發動文革的重點，還是訓練出一批技術幹部來，去接替那些他準備在未來槍斃的老幹部。

為了這個目的，大批工農被送進各種技術學院培訓，畢業後便充當各級幹部。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超過一百五十萬從事體力勞動的工農進入了白領階層，15萬工農和黨員完成了高等教育。這批人便構成了未來新社會的權貴精英。

與此同時，蘇共還在工廠農村發動了廣泛的文化教育，讓野蠻的人民建立衛生習慣，注意在公眾場合的文明舉止，談吐優雅，穿著大方，保持優雅儀表，以及獲得對俄羅斯古典文學藝術的基本鑒賞力，等等。

客觀說來，這運動極大地提高了野蠻的俄羅斯人民的淺表文化素養。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最大區別，還是他沒搞蔑視踐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義。布黨官員從不相信“外行能夠領導內行”，也不以“大老粗”為光榮頭銜。相反，他們始終保持了對文化的敬重，對科學采取一種宗教崇拜態度。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等人都力圖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經常帶全家去看話劇、芭蕾舞等演出，還聘請私人教師去家裏教孩子學英語和其他外語。蘇聯的文化革命沒有全盤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羅斯文明成果，甚至還把這些成果吹噓到“兄弟國家”去，以致中國學生對俄羅斯文藝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對本國文化的了解。

從整體來看，蘇聯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補齊”的普及作用，改變了革命前“櫥窗俄國”與“原始俄國”的兩極分化狀態。國家實行了文化領域裏的“殺富濟貧”，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來，使得全民共享一個膚淺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義上，這社會改造工程應該說取得了一定成果。

據赫魯曉夫回憶，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們進駐了某個貴族的宮殿，直接就在裏麵拉屎撒尿，拉到超飽和程度，以致後來無人能在裏麵下腳。由此可見革命前的普羅大眾是何等的野蠻人，根本不是《列寧在十月》上攻打冬宮的那些赤衛隊員們小心翼翼地愛護宮內雕塑的情景。但經過“蘇維埃文化整容手術”後，蘇聯公民的外在文化修養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羅斯遊覽的中國遊客，都對當地人在公眾場合的文明舉止留下深刻印象，諸如說話彬彬有禮，不隨地吐痰，尊重婦女特別是孕婦，女性特別注意儀表等等，因而誤以為俄國人民的素質真的比中國人高得多。

可惜這不過是“文化美容術”，掩蓋了內在的野蠻性。所謂“蘇維埃文化”少了一個最重要、最關鍵的內容——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謂“蘇維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識與技能，而是人的靈魂，他們不過是一部龐大機器的無生命的配件，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基本權利一無所知，其公民覺悟還不如沙俄時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毀文造文的結果。他以一種工業家的態度來處理文化問題，將所有的藝術家分門別類編成各種衙門（諸如作協、美協、戲劇家協會等等），將所有的藝術家都納入組織網絡，嚴格控製了他們的糧道，以布置生產任務的方式，責令那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根據黨的中心任務，批量生產出文藝作品來，按斯大林的設計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靈魂，更準確地說，是製造出一代又一代沒有靈魂、沒有個性、沒有屬於個人的良心、不受個人感情左右，隻知忠實執行上級指令的機器人。

這結果便是徹底毀掉了俄羅斯文化。除了因某種原因獲得斯大林的青睞或寬恕的寥寥幾名作家和藝術家，諸如阿•托爾斯泰、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愛森斯坦、肖斯塔科維奇之外，在長達70多年的光陰裏，蘇聯再沒出過文化巨人。我記憶中的蘇聯文學作品，隻有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堪與俄羅斯文學傑作比肩，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也勉強可算。其中《日瓦戈醫生》還無法在蘇聯境內出版，是偷運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後在國內被禁多年。影視作品中隻有丘赫萊伊的《士兵之歌》堪稱傑作。除此之外，我看過的蘇聯文藝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術界長期停留在俄羅斯巡回展覽畫派的水平上，再未出過列賓、蘇裏科夫、列維坦那樣的大師。戲劇界則從此再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藝術並不是唯一的重災區，整個社會科學都被斯大林連根拔除了。所謂“社會科學”成了“馬列主義”的同義語，而且那馬列主義還是僵死固化、不容討論、不容發展的教條，連中世紀經院哲學都不如，後者還能搞點宗教改革，對教義作出個人的詮釋，官定的馬列主義連這點彈性都沒有。

自然科學本是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靈魂的科學家也就喪失了創造的靈氣，何況頭上還有“辯證唯物主義”那個緊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還造出了一種世界史上從未有過的科研與教學環境。分類學似乎是他的強項（不知道是否與神學院教育有關），因此他將大學和研究所分開，大學隻管教學，研究所隻管科研。大學又將理科、工科、醫學、農學分開，敲鑼賣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來。像牛津、劍橋那種提倡“遠親通婚”、將毫不相同的學科的學生混編在同一學院裏，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學方法，在他那如中藥鋪裝藥的格子一般分門別類的腦袋裏顯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蘇維埃科學體係”的構成方式，它的特點是“關起門來搞研究”，強調的是在一個封閉係統裏自成體係，決不能與整個國際科學界進行學術交流，否則科學家就有變成間諜坐牢殺頭之虞。捕捉國外科研最新動態、趕上國外先進水平的任務主要落在NKVD和後來的KGB（克格勃）間諜們的雙肩之上。這結果便是老金說的“西方資產階級能有的，東方無產階級照樣有，而西方資產階級沒有的，東方無產階級就不會有”，永遠在“趕超國際先進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間諜們的手腳慢了一點，則就連西方資產階級有的，東方無產階級也未必能有。晶體管和集成電路遲遲未能引入蘇聯，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戰鬥機）上裝的還是電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間諜們的疏懶所致。

這當然不是說蘇聯的科技就非常落後。Again，蘇維埃的科學技術發展很不平衡，與國防工業有關的物理學就相對其他學科要發達得多，但化學、生物學則相當落後。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個封閉體係裏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來。我記得當年玩電子管收音機，那電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蘇聯人自創的，什麽6П2П之類。他們甚至還在醫學中為肺結核作出了“蘇維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傳到文革期間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上去。

總而言之，斯大林是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工程師”，他用機械力學的辦法製造了一個與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獨立的自成一家的機器人社會，“蘇維埃新（機器）人”的特點是有技術無文化，有智力無智慧，有實力無靈魂，有榮譽感無良心。在毫無先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斯大林獨立創作出了這種人類畸胎，並將之擴散到國外去，為１／３人類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斯大林應該是世界史上對人類影響最大的人。

普希金詩曰：“上天並沒有賜給我們幸福，習慣就是我們的滿足。”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與西方人想象相反，“蘇維埃新人”雖然日日生活在恐懼中，但同樣也非常海皮。對鄰居的半夜失蹤，他們學會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聞而不議，仿佛那些事從未發生過。拉津斯基有個鄰居是個年輕的科學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擠在一個房間裏。那科學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廁門前排隊，手持一張登滿大好消息的報紙，一邊哼著歌，一邊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輪到他的時刻到來，堅信他是幸運兒，得以降生在這樂園裏而不是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世界。

作為過來人，我可以證實他觀察到的現象極度真實，它證明在一個封閉係統裏，人類幾乎是完全可塑的，而盧梭觀察到的人類一旦喪失自由之後，就再也不會感到它的可貴的確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