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 （十四） (ZT by 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四）

從官方對兒童莫羅佐夫的表彰不難看出，斯大林締造的新社會隻有一個美德，那就是無限忠於他本人。隻要做到這一點，則父兄可弑，親人可賣，師友可誣，為一切其他形式的人類社會所強烈譴責的傷天害理的爛事都成了聖行。人類曆史上第一次，“背叛家庭”居然成了一種由政府公開提倡表彰獎勵的美德，這種“新人類”真正實行了與人性的徹底決裂。

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斯大林那位前神學院學生的靈感來自於《馬太福音》：“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在我看來，斯大林把這段經文改成了“愛我之所愛，恨我之所恨。我讓你愛誰你就愛誰，讓你恨誰你就恨誰。你的全部思想感情都隻能由我主宰。”領袖不但能任意支配子民的身體，更要如上帝一樣，占有他們的全部靈魂。

在控製了一切宣傳工具與信息來源之後，要在廣大青少年中培養出這種邪惡的宗教情懷並不困難，然而對思想相對複雜、有機會接觸神本人的黨官特別是高官，光靠這種宗教忠誠顯然就不夠了。為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發明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權貴階級，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國家將控製或享受社會的一切物質與精神資源都精細量化為一種嚴格按職位分配的特權，其中甚至包括常態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公民基本權利（諸如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

在這種奇特的製度下，高官們過著類似西方億萬富翁的生活，擁有宮殿般豪華的住所與別墅，各式各樣的名車，龐大的奴仆隊伍與保鏢隊伍，對國內外時事能享受西方普通公民的知情權。然而這一切都是職位決定的。在名義上，高官們乃是地地道道的無產者。一旦失去職位，他們就變得比西方破產的資本家還不如，在瞬間內淪為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卡岡諾維奇的孩子們在老爸被趕出中央後突然驚奇地發現，他們家連件家具都沒有，原有的一切奢華享受都是國家免費提供的。類似地，羅點點在其回憶錄中也說，所有在文革中倒黴的高官中就隻有劉少奇家還有家具，因為那是王光美娘家的私產，並不是由國家免費提供的。這就是林副統帥為何要說“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

這種無比巧妙的設計，使得黨官僚們享受到的一切都完全來自於斯大林的個人恩惠，而且是隨時可以撤回的聖恩。西方政客和官員的權力與財富是分開的，丟掉權位並不會導致個人財產喪失，個人財務破產也不會影響擁有的權力。斯大林發明的新社會卻實行了權與財的一元化，將財富變成了權力的內容之一，而能否保有權力，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的個人好惡。

這是胡蘿卜，大棒則是“革命的懲罰之劍”——秘密警察的監控與嚴懲。斯大林把列寧發明的以特務治國發展為以特務治黨，用特務機關去整肅黨政軍內一切他懷疑不夠忠誠或是有礙於革命事業的人。隻有在這個嶄新的社會裏，特務機關才超越了一切法規，淩駕於一切權力機構之上，獲得了在任何其他社會中無從想象的空前的權力，而且還變成了為全民一致歌頌感激的革命英雄。所有的高官都處在特務們的嚴密監控之下，談話都被監聽，私生活細節都存在格伯烏的秘密檔案中。據說特務頭子葉若夫甚至有斯大林的檔案。隻要斯大林示意，任何高官在任何時候都會於瞬間內淪為階下囚，不但失去全部家產，本人還要備受毒刑拷打，在公開審判中盡情糟蹋自己，歌頌斯大林，然後被槍決，其家人也常常被連坐，不是被槍決（如托洛茨基全家），就是死在勞改營裏。

這種製度確保了黨官僚們對斯大林個人的絕對忠誠，也哺育出了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現行製度的堅定決心，構成了整個國家機器的堅強支柱。斯大林不愧為傑出的政治發明家，其發明完全達到了原設計目的，黨機器的每個成員都隻有一個信念：作黨的馴服工具，一切按最高指示辦，保住既有權位，向上一級階梯攀登。為了使得這信念長存，斯大林還周期性地肉體消滅高官們，為野心勃勃的新進們製造晉升機會。

毀黨造黨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皮雅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的個人經曆最能說明這一點。他原來是個托洛茨基分子，後來成了死硬的斯大林主義者。他的名言是：“為了黨的緣故，你能夠而且必須在接到通知後24小時之內，便改變你的全部信念，強迫你自己相信黑的就是白的。”Sadly，這表白並沒能救他於滅頂，1937年1月，他被判為外國間諜被槍斃。

斯大林的“毀民造民”的社會改建工程也同樣取得了輝煌勝利，所有的城市居民都給納入了無作不在的黨組織監控網，處在四麵八方的持續監控下。幾乎所有的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當了告密者，向特務機關告發親友鄰居的一切可疑言行。

改造的重點當然是知識分子。列寧還能容忍所謂“同路人”作家存在，那就是說，隻要謳歌布爾什維克及其革命，作家們尚保留了自由職業者身份，並不一定被納入黨組織的監控網。而且，隻要作品的大方向正確，作家們還可以嚐試不同的風格流派。到了斯大林手上，便“同路”也不準了，作家和藝術家們被統統編入作協和各種藝術家協會，不但自己成了官僚機構的配件，而且變成了 “人類靈魂工程師”，按黨下達的任務去批量製造“齒輪和螺絲釘”。

對科學家與工程技術人員，斯大林則采用了具有濃厚毛子特色的“限製利用改造”政策。他發明了“監獄研究所”，把富有才華的發明家和設計師們抓進監牢去，讓他們在裏麵潛心發明創造。著名的圖波列夫設計局就是開在監獄裏的，別特裏亞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етляко?в）乃是該局的骨幹，他們一道設計出了蘇聯最優秀的戰術轟炸機圖-2。另一位有名的飛機設計師波裏加爾波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ика?рпов）甚至被判處過死刑。

斯大林的思路很簡單：把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抓進大牢去，使得他們處於戴罪立功的惶恐處境，就必然會不遺餘力地為黨國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且，他們給關在牢裏，就沒有家務的煩擾，沒有了任何私生活，可以全身心撲在工作上，還能日夜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必然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益來。許多科學家和工程師都享受過這種特殊待遇。

有趣的是，斯大林一麵譴責他們是國家的敵人，甚至可以判他們的死刑，然而在他們做出成績來之後，又能為這些“人民的敵人”授勳，甚至把最高級的榮譽授給他們。例如“工業黨”的“要犯”拉姆辛（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是莫斯科熱能技術研究所所長，在1930年的審判中被判槍決，旋即改為監禁，在牢裏繼續他的研究，兩年後獲釋，最終官複原職，並先後得到斯大林獎金、列寧勳章與紅旗勞動勳章。上麵提到的飛機設計師們也曾獲得類似榮譽。

這其實就是斯大林的整個治國戰略：讓國家持續處於類似對外交戰的緊急狀態中，以渲染國內外假想敵的威脅製造恐怖氣氛，使得每個人都有瞬間內被嚴懲的充分可能，因而處於戴罪立功的恐懼中，同時誘之以榮譽和物質獎勵，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他們的能量，將之用於建設。如果說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人的貪婪，那麽驅動斯大林式共產社會的動力就要複雜得多：宗教激情、因徹底缺乏人身安全感而產生的入骨的恐懼以及對榮譽與物質獎勵的渴求。

在“毀民造民”的社會工程中，斯大林麵對的最大挑戰，還是構成了人口的80%的俄國農民。

前文已經介紹過，有兩個俄國：櫥窗俄國與農村俄國。櫥窗俄國引入了西方文化，並由本國天才作了富有自己特色的發展。但這不過是點綴在茫茫大漠上的幾叢鮮花，除此之外更是農村俄國那無限廣闊的天地。這兩個俄國毫不相似，彼此並不搭界。生活在農村俄國那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的村民們，實行的是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他們從未聽說過本國的文化巨人們，遑論讀過或欣賞過他們的傑作。農村俄國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奉行自己的風俗習慣，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櫥窗俄國對於他們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世界。這與中國還不一樣。如所周知，許多中國傳統文化名人都來自於鄉紳之家。

最重要的是，農村俄國實際上是由村社統治的，那個村民自治體獨立於國家體製之外，其成員遊離於國家權力網絡之外，信奉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權威，不能被國家直接操控。對斯大林要構建的那個新式國家機器，它顯然構成了最大的障礙。

這就是斯大林發動“消滅富農”和集體化兩大運動的政治原因。一般學者隻注意到了它們的經濟原因，亦即使得農村淪為城市的殖民地，以瘋狂掠奪農民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獲得強大的軍事實力。這當然不錯，20年代蘇聯有個經濟學派，提出的就是這個主張，而斯大林完全接受了該理論。布哈林在與加米涅夫的密談中證實了這一點，他告訴加米涅夫：

“斯大林的路線是，資本主義是以犧牲殖民地為代價發展起來的。我們沒有殖民地，而且沒人會給我們貸款，因此，我們得靠勒索自己的農民。斯大林知道會遇到反抗，因此他的理論是隨著社會主義發展，對它的抵抗也就會越來越激烈。”

這話再次顯示了列寧和斯大林那種毫無人味的“超冷靜的理性思維方式”。令人驚訝地是，這種思維方式跟中國許多識字分子竟然不謀而合。盡管今日中國國情與當年蘇聯截然不同，中國已經成了吸納外資的強大黑洞，而且業已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經濟業已起飛，然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卻一再獨立發現斯大林早在20年代便發現的“真理”。摩登帝師溫鐵軍限製農民入城的一個理由，便是發達國家之所以能避免貧富分化，乃是這些國家向殖民地輸出了貧民。而中國沒有殖民地，因此，為了避免城市出現像南美和印度那種貧民窟，必須把貧民留在農村，不許他們入城。而老金他們學校的那位經濟學家經過幾十年的獨立思考與反複求索，也得出斯大林的結論，主張必須堅決維護城鄉居民之間的製度性不平等，確保“低人權優勢”，以無情壓榨農村賤民來發展國民經濟，把“奴隸社會主義”做大做強。

這的確是斯大林對農村俄國宣戰的經濟原因。那思路也很明快直接：將農民悉數納入由國家控製的集體農場，使得國家能絕對控製糧食的流通，任意決定征糧數量，任意決定工農業產品的差價（所謂“剪刀差”），使得工農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變成製度，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去有意 “穀賤傷農”，用這種製度性掠奪將農民的血汗悉數搜刮入國庫，換回外匯，購買工業起飛必需的設備，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來說便是：

“蘇聯的辦法是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製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

連偉大領袖都知道，“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確，直到斯大林死，蘇聯的糧食產量都一直未達到革命前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曆史上，除了“社會主義陣營”，還從未見過有哪個帝國主義國家如此肆無忌憚喪心病狂地掠奪殖民地，使得其農村全部破產。而這居然是對本國農民幹出來的！咱們的世界曆史教科書在津津樂道“羊吃人的西歐圈地運動”時，為何偏偏忘記了蘇聯和一係列衛星國的“黨吃人”運動？

比起基於政治原因的種族滅絕來，經濟上的掠奪溫柔得有如天鵝絨。這政治上的原因，國內學者似乎隻有秦暉教授看出來，他還沒能直截了當地說出，那就是，蘇聯的集體化運動其實是一場旨在徹底粉碎農村民間社會，建立黨對所有農民的直接監控的政治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它相當於中國的暴力土改，兩者都是將農村“原子化”，粉碎既有的一切農村組織，並從根本上剝奪農民組織起來的可能，將整個農村納入黨撒下的天羅地網，使得農民徹底喪失主動或被動抵抗的能力。

如布哈林披露的那樣，斯大林預見到了這必然是場血腥的戰爭，為此甚至發明了“社會主義越前進，階級鬥爭就越激烈”的理論，作為發動這場戰爭的輿論準備。如他過去向列寧保證的那樣：“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他無與倫比的鐵石心腸與超人的意誌，決定了他為達目的使出來的恐怖手段，將令革命後的紅色恐怖相形見絀，而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則處處“血雨隨心翻作浪，白骨著意化為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