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 （十三） (ZT by 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三）

簡短截說，斯大林的曆史功績，就是把一個人類社會改造成一台功能單一的龐大機器，為此對全社會實行了程映虹女士所謂“原子化”。

在蘇聯問世之前，不管是哪種類型的人類社會，總是由許多自然形成的民間社會組成的。所謂“民間社會”，就是把某種特定的人群組織於其中，實行自我管理的社會自治單元。例如歐洲從中世紀起就有各種各樣的行會，把各行業的工匠、商人們組織於其中，行會領袖則代表整個團體對外爭利。中國則實行所謂“宗法統治”，整個家族組織在一起，實施自我管理。

舊式統治者一般都通過這些民間社會來間接實施對國民的統治。官府充其量隻能管理控製民間社會的頭目，而民間社會內部則實行自治。官府一般並沒有能力直接去幹涉民間社會內部的事務，更不可能實行對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直接控製。

這種民間社會對社會成員的影響控製力，要遠遠超過浮在社會頂端的朝廷或政府，其生存力也遠遠超過朝代的壽命。“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君王們來了又去了，如同走馬燈一般更換，然而江流石不轉，自然形成的民間社會（包括黑社會）卻永世長存。哪怕是異族入主也無法打破草根社會的自治。滿族入主中原，雖能強迫人民變發易服，卻不可能廢除各個家族奉行了幾千年的宗法自治，更不可能改變或廢除他們業已奉行幾千年的行為規範（亦即“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斯大林卻締造出了一個與一切過往人類社會截然不同的嶄新“國家機器”（光這用語都能看出馬列的機械腦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絲毫不考慮人性，居然把人當成一種可以再生產的商品，可以化為符號，代入數學運算，整個忽略了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各種各樣的複雜動機，堪稱人類曆史上“隧道眼思維”之最）。在這種機器中再也沒有了各式各樣的民間社會，隻有一個人腦，那就是國家領袖的，以及無數忠實的導線，將領袖的大腦與所有的“齒輪和螺絲釘”連接起來。

為了建成這史無前例的新機器，斯大林便不能不毀黨造黨，毀國造國，毀民造民，徹底粉碎俄國的一切民間社會，把人與人之間的傳統紐帶統統切斷，把殺剩下來的人改造為處在黨組織全麵監控之下、隻與黨導線連接的“齒輪和螺絲釘”。

如前文所述，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是他發明了革命黨這個威力無窮的奪權武器，而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則是把這個革命黨改建成了一個強大的統治機器，這個機器不但控製了一切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全麵控製了每一個社會成員，而且絕對沒有自己的initiatives、立場和想法，唯一的功能就是絕對忠實地執行上麵傳下來的每一個指令，比科幻小說中的機器人還更“機械化”些。

這個毀黨造黨的偉大任務是分兩步完成的。第一步是把黨變成真正的權力中樞。斯大林在擔任了總書記之後，不動聲色地把權力逐漸集中在黨的手中，讓自己的心腹當上各級黨組織負責人，使得黨組織不但主宰了國家命運，而且成了他個人的權力基礎。靠這個強大的表決機器，他輕而易舉地先後擊敗了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越飛、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眾多的競爭對手，把他們趕出了黨中央。

在這個階段，他動用的是“合法手段”，亦即列寧收拾立憲會議的那一手。當年立憲會議開會時，觀眾席裏坐的全是布黨派去的丘八和工人們，不管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說什麽，他們都在下麵鼓噪喝倒彩。後來斯大林在與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形成的反對派在中央全會或黨代會上辯論時，中央委員或黨代表們根本就不給反對派領袖發言機會。隻要那些人往台上一站，下麵就罵成一片：“滾下去！”“住嘴！”以及層出不窮的毛子下流話。說起來，斯大林在這方麵還比列寧體麵些，蓋那些人還不是旁聽者，都是有表決權的與會者。

但這種“合法手段”並不是“人已死，心不在”的徹底革命，因此他的第二步便是炮製基洛夫暗殺案，以此為借口大興冤獄，舉行了一場又一場的公開審判，槍斃了所有反對派領袖，成功地幹掉了列寧所有的老戰友，隻留下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那種當年的小角色作點綴。此後他更把冤獄擴大到各級黨組織，先用內務部（NKVD，克格勃前身）大殺黨官們，再依靠黨組織大殺內務部的秘密警察，把全國變成了一個血淋淋的絞肉機。然後再把十月革命後才入黨的新進提上來充任各級高官。

根據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蘇共17大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捕，占總數56％，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98人在1937—1938年被槍決，占總數70％。經過這場血淋淋的大換血，列寧黨便變成了斯大林黨。兩個黨在人員組成上根本就沒有什麽延續關係，與今日俄國共產黨與20年代的蘇共也差不多。

列寧黨的特點是，第一，它是個“群雄黨”。列寧隻是最高領袖，下麵還有眾多領袖。這些人對治國有自己一套看法，當意見與列寧不同時還能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來，形成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列寧雖然在晚年有取締這種“黨內民主”的跡象，通過了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決議，但終他之世，那種群雄並起的局麵並未終結，左派反對派與右派反對派一直延續到大清洗之前。第二，除了黨領袖之外，大部分地方黨組織負責人都是文盲或準文盲，不具備實行“技術治國”的能力。

斯大林黨則完全不同。首先，它是個“一人黨”，奉行的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大腦，一個意誌，一種主張，一個聲音”。第二，它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受過點技術訓練的技術官僚。

這第二點之所以能實現，乃是斯大林開展“文化革命”的結果。這文化革命不是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跟“文化”倒確實有點相幹。斯大林把那些參加過內戰的青年大老粗送到技術學院去，加以打磨拋光。其宗旨便是，第一，樹立對斯大林本人的絕對忠誠。第二，讓他們獲得點起碼的科技知識，能作個稱職的技術官僚。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都是這種“文化革命”的產物。

不過這“文化革命”跟“文化”雖有點相幹，但基本是負相幹，因為它忽略了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人文情懷。相反，學生們接受的是反文明訓練，被灌輸的乃是與文明世界完全顛倒的價值觀，例如將殘忍視為堅強，將狡詐視為機智，將善良視為軟弱，將慈愛視為偽善，將背叛視為忠誠，將忠誠視為背叛，將告密視為光榮，等等，等等。如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的那樣，蘇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國家，在其中秘密警察竟然成了無數文藝作品歌頌的英雄好漢，而大批公民都以背叛親友、向官府告密為榮，如當時的報刊驕傲地宣稱的那樣：“我們每個人都是契卡戰士”。

這其中最典型的，大概當數少年英雄巴維爾•莫羅佐夫（Па?ве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оро?зов）的故事。把英文維基百科的有關介紹翻譯如下：

關於巴維爾•莫羅佐夫的最常見的說法如下：他出生於葉卡捷琳娜堡（當時稱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東北350公裏的小村莊傑拉希莫夫卡的一個貧農家庭，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學校少先隊的領導，也是斯大林集體化的支持者。1932年，13歲的莫羅佐夫向政治警察（格伯烏，蘆注，即契卡後身，NKVD和克格勃的前身）報告了他的父親。他父親特洛費姆•莫羅佐夫是村蘇維埃主席，據說“一直在偽造文件並賣給土匪以及蘇維埃國家的敵人”。特洛費姆被判處十年勞改，後被處決。巴維爾的家庭不能容忍他的行為。同年9月3日，他叔叔、祖父、奶奶和一個堂兄弟謀殺了他和他弟弟。除了他叔父之外，所有的人都被格伯烏抓了起來，被判采用“最高級的社會防衛措施”——以行刑隊槍決。

從蘇聯各地發出的幾千份電報敦促法官不要對殺害巴維爾的凶手心存憐憫。蘇聯政府宣告巴維爾•莫羅佐夫為被反動派謀害的光榮的烈士。蘇聯各地豎起了他的塑像，許多學校和青年團體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歌頌他寫出了一部歌劇和許多歌曲。他上過的傑拉希莫夫卡學校變成了聖地，蘇聯各地的兒童在學校外出旅遊時前往該地參觀。

在特洛費姆•莫羅佐夫案件調查過程中，他的妻子、巴維爾之母塔嘉娜•莫羅佐娃說，特洛費姆•莫羅佐夫經常打她，還把出售偽造文件得到的貴重物品帶回家來。巴維爾那時才13歲，隻不過是證實了他媽給出的證據。

蘇聯解體後，關於虛構巴維爾•莫羅佐夫一事出現了證據。

80年代中期，被蘇聯作協開除的異議作家尤裏•朱日尼科夫（Yuri Druzhnikov）進行了調查，采訪了還活著的目擊證人，寫了一部關於巴維爾的記實書籍。……英譯本首次出現於1996年，書名是《1號告密者：巴維爾•莫羅佐夫神話》。在書中，朱日尼科夫全麵駁斥了關於巴維爾一生的官方說法。例如對巴維爾的年齡、被殺害的日期，不同來源的蘇聯文學有不同的說法；蘇聯教科書上的巴維爾的不同照片顯示那是幾個不同的男孩；巴維爾被殺時不是少先隊員；根據官方說法，巴維爾的祖父應對謀殺巴維爾負責。但朱日尼科夫說，他祖父因巴維爾之死而心碎，當那男孩失蹤時組織了尋找，在審判中一直堅稱自己無罪。盡管沒有直說，朱日尼科夫暗示巴維爾是被一個格伯烏官員殺害的，朱日尼科夫在作調查時還見到了那個人。

卡特裏奧娜•凱利（Catriona Kelly）在她於2005年出版的《巴維爾同誌：一個蘇聯少年英雄的興衰》中同意朱日尼科夫的說法，認為官方說法幾乎全是虛構的，證據粗略，絕大部分基於自稱是證人的第二手報告。她說，巴維爾並沒有告發父母，而是在一場無聊吵鬧中被謀殺。凱利還指出，官方版本的重點隨著時間轉移，以符合當時的宣傳路線：在某些說法中，巴維爾之父的罪行並不是偽造文件，而是囤積穀物；在其他說法中，他不是被報告給秘密警察，而是被報告給學校老師。在某些說法中，巴維爾被害的方式是用鋸子鋸下了頭顱。他留下來的一張照片顯示了一個營養不良的孩子，跟雕像以及兒童教科書上的照片幾乎一點都不像。還有人說，他幾乎是個文盲，是在他父親拋棄了家庭後，被他母親威逼著告發父親的。

凱利能夠接觸該案的官方檔案，她說，朱日尼科夫關於格伯烏殺害了巴維爾的說法不太可能（unlikely，not impossible。中文完全無法區分這二者）。朱日尼科夫指控凱利大量抄襲了他的書，還說凱利“依賴於那些讓她接觸檔案的人”，也就是格伯烏後身FSB的雇員們。

根據最近的調查，在蘇聯媒體中，傑拉希莫夫卡被描述為“富農窩”，那是因為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該村全體村民都拒絕加入由國家控製的集體農莊。當鄰居幹了什麽錯事時，包括他父親為了另一個女人離開了家庭，巴維爾就告發他們。盡管巴維爾想加入少先隊，但他不是隊員。沒有證據顯示他的家庭參與了謀殺他的罪行。那事可能是一群挺能傑兒們幹的，他們為一支槍與巴維爾發生了爭吵。

熟悉我黨宣傳的同誌不難立即認出少年英雄劉文學的原型是哪兒來的。中國人缺乏原創力，什麽都得從國外進口。蘇聯有卓婭，咱們就有劉胡蘭；蘇聯有用胸膛擋機槍的馬特洛索夫，咱們就有一模一樣的黃繼光。黃繼光的英雄形象已被穆正新先生捅了個大窟窿，劉文學同誌的真情如何，還有待史學家們去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