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 （十二） (ZT by 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二）

斯大林時代：一個人的革命

西方曆史學界以及若幹當代俄國曆史學家一致公認，布爾什維克黨人雖然同意了列寧的主張，發動了十月革命，但對這冒險是否能成功，他們開頭也心中無數。用黨魁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那時是“坐在手提箱上”，隨時準備向國外逃亡。據俄國曆史學家拉津斯基的研究，契卡謀殺了沙皇全家後（他的孩子們先被刺刀捅，後被契卡人員用槍頂住腦勺槍斃），把他們身上價值連城的珠寶搜刮一空，由負責指揮行刑的契卡頭子帶到莫斯科去，交給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主席斯維爾德洛夫，用作布黨黨魁在萬一失敗、逃亡國外時的生活費。

布黨之所以硬著頭皮死撐下去，乃是因為他們深信自己在創造曆史，為人類的美好未來指明方向，新政權哪怕隻能堅持一天，都能像巴黎公社那樣永垂史冊。一旦上了這賊船，那就開弓再無回頭箭了，麵對全國“階級敵人”的洶洶反撲，他們別無選擇，隻能如困獸一般拚死血戰到底，什麽冷血手段都能毫不猶豫地使出來。

1918年，內戰在全國爆發，沙俄的軍官們在列強支持下，組建了各式各樣的“白軍”，狼煙四起，布黨控製的地域迅即縮小到當年莫斯科大公國的版圖。然而出乎所有西方觀察家的預料，一支匆匆建立起來的紅軍，在托洛茨基的領導下，竟然擊敗了由沙俄將軍們率領的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正規軍，不但殲滅了白軍，把白黨領袖們趕出國去，而且無情鎮壓了烏克蘭和其他新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戰爭，再度占領業已丟掉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諸共和國，使得版圖恢複到接近革命前水平（除波蘭、芬蘭與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外。列寧在內戰結束後想搶回波蘭，但紅軍在華沙城下吃了敗仗，隻好同意媾和。斯大林在30年代想搶回芬蘭，同樣吃了敗仗，隻好同意媾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則在30年代由斯大林經希特勒同意後派兵占領）。

這是為什麽？已有學者作過大量分析。俄國學者拉津斯基認為，首先是因為白黨的倒行逆施，他們想恢複革命前的秩序，把農民分掉的土地搶回來，再度騎在百姓頭上當老爺，因而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其次是白軍軍紀敗壞；第三則是白軍將領彼此爭風吃醋，勾心鬥角，互不策應；第四則是他們總覺得對方也是“自己人”，內戰是兄弟相殘，並不是殺外族。屠殺同胞的念頭總是在他們心底引起無從抑製的厭惡與恐懼，因而下不了辣手。而布爾什維克則用“黨性”徹底取代了人性，用“階級仇恨”消解了同族情。隻要是“階級敵人”，那就是理應被無情屠宰的妖魔。不殺光他們，勞苦大眾就永遠沒有好日子過，紅軍將士因而把濫殺同胞當成了神聖的宗教義務。

在我看來，紅黨取勝的根本原因，還是他們的主觀優勢。所謂“白軍”，其實是個大雜燴，反革命陣營裏雲集著根本無法調和的各派勢力：保皇黨人、自由派、民族解放運動誌士、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是被布黨的無情鎮壓趕到一起去的，如果沒有布黨，他們本身就要自相殘殺——保皇黨人豈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事？即使是在麵臨共同的死敵時，他們仍然不可能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仍然要大打出手，例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就無法容忍烏克蘭獨立運動，要千方百計去暗殺該運動的領導人。這種各懷異誌、四分五裂的大雜燴，當然隻會被布黨各個擊破。

反過來，布黨則是高度團結的宗教軍隊，它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堅定的必勝信念與強烈的曆史使命感，能鼓勵基層戰士為之獻身；它奉行鐵的紀律，由中央那個神經中樞如臂使手一般實行統一指揮；它由一群業已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意誌如鋼、目標明確、百折不撓、心狠手毒的職業革命家領導。人類曆史上還從未見過這種可怕的“先鋒隊”。論主觀優勢，它確實是無敵於天下。

在我看來，這才是共黨取勝的真正秘訣所在，就是那個革命前俄國社會主義政黨中最小的黨，那支在二月革命初期無足輕重的政治勢力，竟然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勝出的原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不是“庶民的勝利”，而是職業革命家們意誌的勝利，說穿了就是唯意誌論的勝利，乃是對所謂“唯物史觀”的無情嘲弄。納粹自吹他們的勝利是“意誌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這在布黨麵前可謂關雲長麵前舞大刀——和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比起來，希特勒、戈林、希姆萊等人絕對是意誌軟骨病患者。

革命成功了，奇跡創造出來了，內戰結束了，那又該怎麽辦？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列寧對馬克思理論的獨特貢獻，乃是“把列寧主義的馬車放在馬克思主義的馬的前麵”。馬克思的所謂“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這構成了列寧與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焦點。孟什維克黨人認為，俄國是個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落後國家，並無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基礎，列寧也同意這點，然而他認為那毫不是問題，先把政權搶過來，再動用權力把那經濟基礎補上不就行了麽？這就叫“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

這些學術爭論都是在革命前進行的，等內戰結束後，列寧才發現他征服的是一個殘破的國家，工農業都飽受戰禍，經濟一蹶不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比革命前更薄弱了。於是他別無選擇，隻好宣布放棄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搶奪製度，改行所謂“新經濟政策”，也就是靠走資來救命，贏得喘息空間。

我在回憶錄中說，咱們的社會主義每逢搞到破產之時，就隻能靠走資來救命。這種事我黨一共幹過兩次，第一次是大饑荒後的“三自一包”，第二次則是文革後老鄧的改革開放。沒說的是，這其實也是從老大哥那兒學來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與老鄧的改革開放也差不多：廢除穀物強行征集製，代之以農業稅，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農民進城“投機倒把”，允許私有企業存在，與西方做生意，等等。

這突兀的政策U轉，贏得了淺薄的西方觀察家們的好評，我記得連胡適都稱讚過。一廂情願盼望共黨恢複人性的海外白俄更是心花怒放，烏斯特裏亞洛夫教授（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盛讚“那個遼闊的農民國家”終於恢複了常識，歡呼：“列寧是我們中的一個。列寧是俄羅斯真正的兒子。列寧是民族英雄。”

列寧公開保證，新經濟政策要長期執行下去，然而他卻在給克拉辛（我在《斯大林生父之謎及其他》介紹過此公）的信中說：“以為新經濟政策意味著結束恐怖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我們將再度依靠恐怖，而且要依靠經濟恐怖。外國人正在賄買我們的官員。……我親愛的先生們，當時機到來時，我將為此吊死你們。”

盡管直到列寧死時，新經濟政策都沒有廢除，然而那是遲早的事，隻有盲人才看不出來。其理由有兩條：

第一，如時任地方小官的赫魯曉夫觀察到的，不管他們怎麽努力，國營企業根本無法與個體企業競爭。新經濟政策確能創造奇跡，讓俄國經濟特別是農業在短期內便起死回生，然而那隻能導致私有企業的繁榮，並不可能自動造出社會主義經濟來。相反，它越繁榮，國有企業便越沒前途。布黨決不能容忍這種事發生，遲早要動用權力“破私立公”，用暴力把一切私有企業幹掉，讓人為扶植的國營企業獨霸天下。

第二，新經濟政策導致的經濟繁榮是按經濟規律發展的，它隻會製造出一個均衡發展的經濟體係來，不可能單科獨進，在短期內使得俄國變成一個軍火工業大國，而這正是斯大林追求的戰略目標。從伊凡雷帝起，老毛子便自命東羅馬帝國的傳人，以“解放全世界”特別是“解放歐洲”的拯救者自居，野心勃勃地要征服全世界。馬列主義的“世界革命”學說為俄國人的這種民族病提供了時髦“科學包裝”。作為少數民族出身的克裏姆林宮新沙皇，斯大林害的這種民族病比正宗俄羅斯人還嚴重。這就是他何以一麵強烈認同伊凡雷帝與彼得大帝（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m）， 一麵卻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這點上，他與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如出一轍。

既然要解放全人類，那手裏當然得有幹貨。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一大區別就在這裏。我在舊作中說過，革命戰爭與權力鬥爭篩選出來的贏家，一定是權術天才，是控製人與傷害人的高手，然而這種人是否有治國才能，就全得靠撞大運了。蘇聯和中國的區別，乃是斯大林不但是毫無人性的犯罪天才，而且具有出眾的組織能力、治國才能與外交才能，不愧是政治戰略與外交戰略的大師，而毛澤東雖然是權術高手，不幸卻是治國白吃。因為深信從中國古書中能找到一切現實問題的答案，他毫無現代常識，也拒絕學會任何現代常識，因而對世界大勢一無所知，連“沒有那個肚，別喝那碗醋”的民間諺語都不曾聽說過，手中沒有幹貨，還想作全世界人民的領袖，那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斯大林可是完全兩樣，他敏銳地把握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知道從一戰開始，戰爭便成了所謂total war，比拚的不光是傳統戰爭那些指標，諸如兵力、訓練、戰略戰術、統帥與將領的指揮能力等等，更是國家的工業生產力（特別是重工業生產力）、運輸能力、能源供給、科技水平等等。如果不讓俄國的工業實現一個“量子躍遷”（也就是毛說的大躍進），在最短的期間實現工業化，則俄國根本無法維持原有的軍事強國地位。事實上，從19世紀下半葉起，俄國的軍事實力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根本原因就是這個。

在那段廣為國人引用而又不知其來源的著名語錄中，他把這心事說得清清楚楚：

“放慢（工業化的）步驟意味著落後，而落後者就要挨打。舊俄國的曆史顯示，因為她的落後，她一直在挨打：被蒙古大汗、被土耳其酋長、被瑞典封建貴族、被波蘭－立陶宛士紳、被英法資產階級打。挨打是因為落後——軍事、文化、政治、工業和農業的落後……你們記得詩人的詩句：‘你貧窮而又富有，你強大而又無助，俄羅斯母親。”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50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趕上。要麽我們做到這點，要麽他們粉碎我們。”

粗知俄國曆史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在這兒歪曲了曆史，俄國打人的次數，要遠遠超過它被打的次數，因此它的幅員才會高達世界領土的六分之一。無論是蒙古大汗，是土耳其酋長，是瑞典貴族，還是波蘭－立陶宛士紳，最後都被俄國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國家甚至變成了俄國的一部分。所以，“舊俄國”根本不是斯大林為了刺激俄羅斯沙文主義驕傲感而特地打扮出來的可憐巴巴的樣子。

但斯大林也確實把他的心事說得清清楚楚：因為受到文明世界理所當然的一致敵視，蘇共一直生活在外國武裝幹涉或入侵的恐懼中，又飽受“解放全人類”的野心煎熬。因此，無論是從自保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實現經過“馬克思科學包裝”的征服世界野心來看，蘇聯都必須在十年內實現工業化，獲得強大的現代國防能力。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他這話是在1931年講的，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恰在他開出來的時間表內，這預言之準確令人駭然。而正是在這十年內，蘇聯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靠龐大的軍火工業建立起了一支強大的軍隊，這才最終贏得了二戰那“引擎的戰爭”。如果蘇聯不曾這麽幹，那必然要如他說的那樣，被納粹粉碎了。

這就是斯大林的“一個人自上而下的革命”，蘭博不可能發動“一個人的戰爭”（One man’s war），而斯大林憑著他天生的毫無人性，憑著他鋼鐵一般的意誌，倒確實以一人之力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戰爭，不但徹底粉碎了俄國傳統民間社會殘餘，而且砸爛了舊有的黨國機器，把黨國改塑為隻有一個意誌、隻有一種想法、隻有一個大腦的軍隊式組織。這代價就是無邊的血海，俄羅斯人民因此遭受的浩劫，恐怕要遠遠超過被納粹征服。

當然，這並不是斯大林一個人的貢獻。他本是革命之子，是列寧同誌的好學生，其國策處處閃耀著列寧主義的光輝。列寧以及其他布黨理論家都是科盲，惟其如此，他們才秉承了19世紀的“拜科學教”的優良傳統，個個是死硬的科學教徒。

所謂科學教，指的是用科學取代上帝，以“鐵的客觀規律”代替“上帝的旨意”（在中國則是“天命”）。這種淺薄思潮在19世紀頗為盛行，馬克思就是在這大背景下大言不慚地將他的理論命名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

列寧和斯大林那倆科盲奉行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有個觸目的特點，沒有“人”的位置。在他們看來，人不過是“鐵的客觀規律”行使自身時使用的工具。因此，人的存在價值，隻由他與“客觀規律”的互動關係而決定。如果他的存在有利於“客觀規律”發揮作用，那他就獲得了存在價值。如果他的存在不利於“客觀規律”發揮作用，則他就理應被無情消滅。把他幹掉其實是客觀規律自己在起作用，並不屬於謀殺。因此，如果客觀規律決定必須犧牲一半公民去換取社會進步，那順應客觀規律的先知先覺們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去除掉那一半生靈。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指出的光輝真理：如果全人類死了三分之一，換來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勝利，那還是合算的。

這就是蘇式“理性共產主義”令人不寒而栗的特點：它極度 “理性”，絕對不受人類七情六欲的羈絆，超冷靜地把人看成了類似磚石泥瓦的東西。斯大林的名言將這點說得清清楚楚：“我們革命隊伍裏的一切人，都不過是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這不是什麽比喻，在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與機器零件、生產原料等並無區別，是否需要某人存在，完全看他對那機器運轉的作用如何。

據此，到了30年代，斯大林超冷靜的理性判定，無論是老布爾什維克，是廣大農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是妨礙俄國完成其曆史使命的絆腳石，都該搬走和砸碎，於是上千萬生靈便為了俄國的騰飛，以令人發指的方式付出了自己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