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 （十一） (ZT by 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一）

從政府成立那天，布黨便顯示出了與眾不同的鐵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廠發生罷工，列寧當即下令，罷工工人應作流氓處理。如果罷工繼續下去，就該逮捕他們。他責備蘇維埃政權太軟弱了，下令對公民實行係統的“登記與監督”，以刑罰作為威懾手段，強迫所有的人勞動：

“這個登記與監督製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個人都應當有麵包，有像樣的衣著鞋襪能讓他到處走動，有個溫暖的住處，應當自覺地工作；無賴（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閑逛而應該關在監牢裏，或是以從事最沉重的強製勞動服滿刑期；這些無賴的命運也理所當然是富人的命運——所有試圖規避社會主義規定與法律的富人都該有同樣下場。”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蘇維埃權力目前的任務》中，他強調指出：“專政是鐵的權威，在鎮壓剝削者以及流氓的時刻，它必須具有革命的大膽、迅速與無情。”“任何工廠、農場、企業中一切違反勞動紀律的人都對饑餓與失業負有罪責”，“必須學會怎樣發現這些有罪的人，將其送交法庭，予以無情懲罰。”當工人遵循多年來的傳統，不顧布黨禁令，在5月的“聖尼古拉節”休息而不來上班時，他拒絕向傳統屈服，命令：“與‘尼古拉’ 節妥協是愚蠢的。我們應該讓契卡全部出動，槍斃那些因為‘尼古拉’節而不來上班的人。”他還要求，類似的“預防性暴力”也該在聖誕節和新年前準備好。

對工人如此，對農民又如何？由於布黨對糧食購銷實行國家壟斷，農民不願以賤價出售糧食，城裏出現糧荒，列寧便於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裝搶糧隊到農村去搶奪糧食：

“（人民委員會）向全俄糧食供應委員會以及糧食供應人民委員部提出：加緊派出政治委員們以及人數眾多的武裝工作隊，采取最革命的措施，進行運載、征集和分配穀物等的運動；加強與投機倒把者的無情鬥爭，直接向地方蘇維埃提出就地槍決抓到的投機倒把分子與破壞分子。”

列寧還命令在農村成立所謂的“貧農委員會”，由所謂“貧農”作臥底，領著“餘糧征集隊”去搶劫村裏的“富農”。餘糧征集隊再把搶來的糧食分一點給那些所謂“貧農”，作為對他們的獎賞。

當時俄國農村已經搞過土改，地主階級已不複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給村民，每戶農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農村的貧富差別是勤勞與否造成的，所謂“富農”其實是勤農；而所謂“貧農”則是惰農。布黨卻依靠這些遊手好閑、好吃懶做的鄉村二流子去搶奪勤勞苦幹的農民，列寧甚至鬧出理論笑話來，硬把“富農”說成是“農村的資產階級”，這完全是對馬克思階級劃分理論的放肆嘲弄，與毛澤東異曲同工。與中國的痞子運動相似，俄國農村的“貧協”成了個藏垢納汙的去處，鄉村二流子們仗恃政府的武力撐腰，在村裏作威作福，魚肉鄉民，不但敲詐所謂“富農”，而且敲詐到中農頭上去，醜聞頻出，連布黨內部都嘖有煩言。列寧隻好在這政策實行了大約一年後下令解散農村的“貧農委員會”。但他對農村“富農”們的莫名其妙的仇恨並未消散。

布黨的暴政激起了農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薩地區的農民不堪布黨強搶穀物，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布黨派出部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在此期間，列寧向奔薩地區領導發了幾份電報。蘇聯解體後，這些電報被英國史學家Robert Service從秘檔中刨出來公諸於世。

8月11日列寧發的電報如下：

“同誌們！應無情鎮壓五個富農地區發生的暴亂。整個革命的利益需要這麽做，這是因為與富農的‘最後的決戰’現在正在各地展開，必須為此樹立個榜樣。

1、吊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們的名字。

3、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

4、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

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裏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農們，他們正在被絞死，並將窒息而死。’

收到電報後回電告知並報告執行情況。

你的，

列寧

找到一些真正堅強的人”

8月19日，列寧又發電催促：

“古別爾尼亞執行委員會
奔薩
抄送古別爾尼亞共產黨委員會

關於你們最後到底采取了什麽嚴厲措施，去無情鎮壓五個區的富農並沒收他們的穀物，我至今毫無所聞，對此我極端憤怒。你們的無所作為是犯罪。應將所有的努力集中於一個區，將該區的所有剩餘穀物都搶光。任務完成後電複。”

本人的翻譯水平太差，無法傳達出原文的神韻來，例如上述第一份電報中那段話，英文譯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re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sadist的語氣，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傳達出來的，起碼我這票友沒本事傳達。尤其是人民顫抖著喊出來的話，無論怎麽挑選字眼，都無法再現列寧想象中的那種恐懼入骨的呐喊，更無從表現出伊裏奇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的強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點是列寧完全顛倒了的價值觀，在他看來，處死無辜人質不是犯罪，不這麽做才是犯罪行為。這恰是國際共運的最本質特點，它顛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價值觀。他的名言是：“專政就是直接依賴於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Dictatorship is the power relying directly on the power unbound by any laws）

這話其實說得不完整，“無產階級專政”豈止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它同樣也不受任何傳統道德觀念與一切文明原則的約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讀書眉批中指出的那樣：“軟弱、懶惰與愚蠢是惡德，除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因此，為文明世界一致譴責的殘暴、嗜殺、狠毒無情、欺騙、狡詐、背信棄義等等，隻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激賞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愛、富於同情心、憐憫心等等，都被布黨視為“軟弱”，乃是最大的惡德。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是列寧最好的學生，都深得“革命堅定性”的要旨，是列寧要找的那種“真正堅強的人”，因此都臨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難的任務，兩人的解決問題的手段一模一樣——殺人殺到“階級敵人”魂飛膽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為止。

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列寧在1918年6月間把斯大林派到伏爾加流域的察裏津去，那兒是俄國的傳統糧倉。斯大林到那兒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在黑市上抓到的做買賣的人、“反革命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保皇黨人，等等。

法國小說家、俄共黨員Henri Barbusse 當時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憶道：“沒有一天當地的契卡總部不槍斃人。”夜裏，卡車的引擎持續空轉，好讓引擎的轟鳴壓下槍聲和受害人的尖叫聲。死者被裝進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難者的親屬們便到處尋找掩埋的痕跡，把親人們刨出來重新安葬。

斯大林確實做到了他在給列寧的電報中作出的保證：“請放心好了，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不久後，大批糧食便源源不絕地運往莫斯科。

托洛茨基也是個“真正堅強的人”。內戰爆發後，他出任革命軍事人民委員，受命組建紅軍，去鎮壓白黨的武裝反抗。當時沙俄的軍隊早已不複存在，布黨控製的一點武裝鎮壓手無寸鐵的百姓猶可，要去與白軍作戰則根本沒用。托洛茨基於是把沙皇軍隊的舊軍官們找來，稱之為“軍事專家”，把他們的家屬當成人質扣押起來，派他們上前線去指揮作戰。他還發明了政委製度，給每個軍事指揮官派了個政委，規定任何命令沒有政委的副署就無效。於是具有戰鬥力的紅軍就這麽從無到有地組建起來了。

這些都還在正常範圍內。在整頓軍紀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堅強”的本色。他規定，對於脫逃、不守軍紀以及怯懦，其懲罰都是槍斃。他強調指出：“訓練我們的軍隊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就是任何過錯都不能不懲罰，犯錯之後必須立即懲罰。”他甚至引入了古羅馬軍隊的“什一懲罰製”，在打了敗仗的部隊中每十人裏挑出一個來槍斃。政委的職責之一就是負責斃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麵發現不夠盡力，就連他也要被槍斃。因為槍斃了許多政治委員，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爾什維克們，但列寧堅定地站在他一邊。

因此，從布黨上天那天起，紅色恐怖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它本身就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頭子捷爾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記者采訪時說的那樣：

“我們主張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該坦率地承認。在革命時代，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的敵人作鬥爭，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們判案很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在逮捕罪犯與作出判決之間隻需一天。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當罪犯麵對證據時就坦白認罪了。有什麽爭辯還能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但布黨公開宣布要在全國實行“大規模的紅色恐怖”，還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兩樁暗殺案。

1918年8月30日，列寧到莫斯科一家工廠去向工人演講。演講結束後，他走向自己的豪華轎車，卻被一個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處向他連開三槍，有兩槍打中了他。殺手被該廠的工人製服，交給了契卡，而列寧的司機則把伊裏奇拉回了克裏姆林宮。因為害怕再度遭到暗殺。列寧沒到醫院去，而是把大夫召進宮來作了治療。這就是老幫菜在《列寧在1918》上看到的官方版本。

那殺手名叫卡普蘭，是社會革命黨人，也是個老革命。社會革命黨人幹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殺。這卡普蘭當年就曾因謀刺沙皇政府的高級官員而被判終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獲釋。她在牢裏搞壞了眼睛，幾乎等於個盲人。然而她被捕後卻把事情全攬在自己身上，說那是她一人幹的，與他人無關，而且拒絕說出手槍是誰給的。就連神通廣大的契卡都無法粉碎她的堅強意誌，逼她供出同夥來，隻好在三天後把她槍斃了。這案件到現在也有爭論，因為卡普蘭幾乎是個盲人，要完成暗殺任務簡直就沒有可能。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就是她幹的，說正因為她幾乎是盲人，才會在距離三步之處開槍還無法殺死列寧。本人覺得這似乎不太有說服力：既然幾乎是盲人，她還怎麽能認出誰是列寧？但此事與主題無關，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頭子烏裏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殺。那殺手是為了他的朋友和軍官被無辜處決而複仇。這兩件暗殺案，便成了布黨公開推行“紅色恐怖”的借口。

從這點上最能看出新舊政權的本質區別來。前文介紹過，1881年，俄國的改革明君亞曆山大二世被民粹黨人炸死。當時大臣們極度悲憤，曾考慮過是否實行連坐法，以後不管哪個革命黨人犯罪，都要讓所有的革命黨人負責，但他們畢竟有所不為，最後還是沒敢這麽做。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樣了。1918年9月1日，布黨的報紙《紅色公報》宣布將在全國實行大規模紅色恐怖，並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莊嚴誓言：

“我們將把自己的心化為鋼，讓它在自由戰士的苦難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鍛煉。我們將讓我們的心變得殘忍、堅硬與不可感動，使得憐憫無法進入我們的心髒，使得它們在見到敵人的血海時絕不發抖。我們將打開那血海的閘門，絕不憐憫，絕不饒恕，我們將成百成千地殺死敵人。讓他們在自己的血裏淹死。為了列寧以及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弗洛達爾斯基的鮮血（蘆注：弗洛達爾斯基是《紅色公報》的主編，於是年6月底被社會革命黨人暗殺，但季諾維也夫一直活到30年代才被斯大林槍斃，不知此處為何以他的鮮血作借口），讓資產階級的鮮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鮮血，盡可能多的鮮血。”

這可不是虛聲恫嚇。共產黨人曆來是“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早在納粹出世之前，他們就發明了人質製度，並大規模槍斃人質。烏裏茨基被刺案發生後，契卡立即槍決了500名人質，他們的全部罪責就是“被推翻的階級的代表人”，還在喀琅施塔德槍決了400名前軍官。同月，根據列寧開出的名單，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長和高高官， 765 名沙俄軍官在莫斯科被槍決。內務人民委員別特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在其著名的《關於人質的命令》中規定：

“必須將大量的資產階級分子抓為人質，在遇到抵抗的情況下，必須集體槍決這些人質。……不要為因實施恐怖而猶豫。”

據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披露，各地的契卡競相比賽殺人。當時最常見的告示是：“隻要有反革命活動的任何輕微跡象，下列人將立即被槍決”，接下來的就是長長的人質名單。他從秘檔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報》中說：“在許多城鎮中，大規模處決人質（mass executions of hostages）已經得到執行。這很好。在這種問題上，不徹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隻能惹惱而不能削弱敵人。”據拉津斯基說，契卡當時流行的做法，便是將某個丈夫抓來作人質，等他的妻子上門來用自己的肉體贖回丈夫的性命。此時喝得爛醉的契卡官員便把那丈夫叫來，請他參加他們與那妻子的狂歡。

列寧本人就是這種訛詐恐嚇的高手，深具這方麵的才能。在內戰期間，當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庫有受到白軍攻擊的危險時，他向巴庫當局下令：“立即準備好一切，在有受到進攻的危險時，就將巴庫燒成平地”。他還讓當局將這決定寫成告示，在城內到處張貼，以嚇阻城內敢於與白軍合作的人。

當白軍將領尤登尼奇威脅著彼得格勒時，列寧下令：

“必須逮捕全體憲政民主黨黨員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以先發製人地打擊密謀。他們——整個一群人——有能力幫助密謀者。不逮捕他們就是犯罪。讓幾十幾百個知識分子在牢裏服刑要比一萬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注：著重號是原有的）

“非常重要的是幹掉尤登尼奇（說的就是幹掉：給他一個徹底的打擊）。如果（他的）攻勢已經開始，能否動員2萬工人和一萬資產階級分子，將大炮放在他們後麵，槍斃數百人，以此給尤登尼奇一個巨大的衝擊？” （注：著重號是原有的）

這些文獻因為內容實在敏感，一直到蘇聯解體才終於曝光。同時曝光的，還有列寧就如何鎮壓Shuia發生的僧侶反抗事件，於1922年3月19日寫給政治局的信。列寧本人也知道那內容見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開頭說明隻許政治局委員傳閱，不得以任何理由複製。委員們若有什麽評論就直接寫在那份文件上。這文件的英文本就放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閱，這兒摘譯兩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結論：現在我們必須最決絕地、最無情地粉碎黑色僧侶百人團（ the Black Hundreds clergy），必須以如此的殘暴鎮壓他們的一切抵抗，以致他們幾十年內都不會忘記。”

“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槍斃的反動僧侶代表和反動資產階級分子的數量越多越好，因為以這種方式，我們將給這些‘聽眾’準確地上一堂課，使得他們在幾十年內都不敢夢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因此，風傳老鄧在六四前說“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如果傳聞是真，那小平同誌確實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

這就是捷爾任斯基同誌說的“有組織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嚇得一切膽敢持異議的人肝膽俱裂，終生不敢抵抗，隻敢乖乖臣服。必須承認，這套手段確實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真實涵義，而這就是為何共黨國家都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國家政權的柱石。離開有組織的恐怖，共黨政府連一天都無法維持下去。

紅色恐怖的功能並不限於此。托洛茨基在解釋為何要謀殺沙皇一家時，說：“它能向我們的隊伍擊一猛掌，告訴他們再也沒有了回頭路。前麵不是全麵勝利，就是全麵災難。”因此，紅色恐怖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咱們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狀”戰略——逼著或誘導大家都去犯罪，最後就斷了眾人的回頭路，隻有跟黨幹到底。

如同在中國戡亂戰爭（我黨所謂“解放戰爭”）中後來發生的那樣，這投名狀戰略是一種惡性互動的罪犯戰略，一旦一方開始有組織的恐怖，必然引來對方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因而刺激出雙方的深仇大恨，使得獸行越來越瘋狂。

在俄國內戰中，白軍也照樣搞白色恐怖，照樣大規模槍斃、活埋戰俘，甚至使用諸如挖眼、斷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戰俘，使得本來就是野蠻世界的俄羅斯徹底淪為中世紀殺戮場。但白軍有著個致命的弱點：他們不懂“階級鬥爭”學說，總覺得對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總是把仇恨發泄在猶太人身上（因為當時俄共領袖中有許多猶太人）。而布爾什維克則根本不管是同族還是異族，隻要不是“階級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該被屠宰野獸，被無情掃除的垃圾。

總而言之，俄國內戰是人類曆史上相當殘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過《靜靜的頓河》的讀者都該有點印象。哪怕從高爾基的小說中都能看出俄國普羅大眾的野蠻獸性來。當這種沉睡的獸性被布黨政府有意識地激發出來並加以嫻熟的駕馭與利用，那就隻能造出一個人間地獄來。

直到內戰臨近結束，這種大規模的genocide與atrocities都還在持續。那位後來成了蘇聯第一批元帥之一、至今還被歌頌為蘇聯軍事天才的圖哈切夫斯基殺起平民和戰俘來也同樣能幹。在鎮壓塔姆波夫暴動中，他命令：

“被擊潰的匪幫的殘餘現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氣肅清這些森林，使用毒氣時，必須能確保它能散開並殺死一切藏在那兒的人。”

為此目的，他給負責指揮的軍官送去了250桶氯氣。在整個戰役中，圖哈切夫斯基動用了4萬5千名士兵，706挺重機槍，鐵甲列車，以及18架飛機，用毒氣與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區的一大片土地成了無人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