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 （九） (ZT by 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九）

列寧接下來便收拾了立憲會議。前文已經介紹過，憲政是俄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永恒的夢與永恒的痛。1905年革命的一個主要要求就是實行憲政，沙皇當時也讓了步，簽發了《十月宣言》，賦予公民一係列基本人權，但在危機過後，他又推出了《基本法》作為俄國的第一部憲法，不但繼續壟斷行政權，而且把新成立的國家杜馬擁有的立法權也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那當然也是憲政，但不是自由知識分子們心目中的民主憲政，而是類似戰前日本的憲政，其憲法的前提是忠於皇室。

二月革命發生後，沙皇退位，接位的米海爾大公順應民意，推遲就任，提出讓臨時政府暫時接管，但臨時政府必須在全國開展普選，選出代表，召開立憲會議，再由這個唯一的最高權威來製定憲法，決定國體，選出正式政府。這一決定得到了臨時政府以及蘇維埃的讚同，可謂為左中右各派一致接受的社會共識。此所以臨時政府要自稱“臨時”，那意思就是他們隻是在立憲會議召開前代拆代行，當立憲會議選出正式政府來之後，他們的曆史使命也就終結了。

然而在9月間，攪S大王克倫斯基竟然撕毀君子協議，悍然宣布俄國為共和國，這使得他同時被政治上各派唾棄。保皇黨人認為他言而無信，布黨則認為他藉此增加個人威望，試圖向蘇維埃奪權。布黨為此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攻擊臨時政府遲遲不召開全國立憲會議。這甚至成了列寧用以說服全黨必須立即奪權的理由。9月間，他在給布黨中央的信說，他們不能再坐等立憲會議召開，因為克倫斯基等人總能推遲它的召開。“我們黨在獨自奪取權力後，就能確保立憲會議召開，然後黨便能指控其他黨派延宕（立憲會議的召開），並能充實這種指控。”

哪怕在布黨奪權成功後，11月5日，他還在《對農民問題的回答》的文告中宣布，布黨建立的是一個“工農臨時政府”，“縣和省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在等待立憲會議召開期間，享有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威”（譯自英文版《列寧全集》第26卷，300頁）。

所以，連布黨自己都承認，他們奪權，奪的隻不過是臨時政府的權，並沒有永久性奪權，成立的是一個暫時掌管權力的過渡政府，正式政府必須待立憲會議選出。

然而不久後列寧便開始反悔。他敏銳地察覺，雖然俄羅斯各地的蘇維埃相繼承認了他在彼得格勒建立的“臨時工農政府”是中央政府，自己是地方政府，布爾什維克也贏得了大城市多數工人的支持，然而在農村卻沒有什麽支持者。在全國範圍內，布黨不過是少數人。如果真要按原計劃實行普選，選出立憲會議來，則布黨必然要被選下台。於是他便試圖說服黨內同誌不要召開立憲會議，但同誌們都覺得布黨過去在這上頭作的宣傳太多，不便公開反悔，於是選舉便在11月份舉行了。這是蘇聯解體前俄國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相對自由的普選，據說有60%以上的俄國公民參與投票，考慮到當時俄國若幹地區被德軍占領，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

如列寧所期，布黨確實不為多數民意支持，隻獲得了175席，而社會革命黨人獲得最多的選票，取得了370席，孟什維克16席，憲政民主黨17席。按人口比例算，布爾什維克獲得了25%左右的選民支持，社會革命黨獲得58%選民支持，成了多數黨，如果再加上他們與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聯盟，則他們獲得了62%選民的支持，成了未來國會的決定性勢力。

這說明什麽捏？說明俄國人民確實如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那樣：“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這在當時中國那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或許是屁話，但在俄羅斯則絕對是真理。社會革命黨獲得最多的選票乃是最好的民意測驗，生動地反映了俄國人民的政治取向。

在我看來，這社會革命黨其實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他們是所謂民粹黨人的傳人，主張實行所謂“農業社會主義”，亦即利用俄羅斯村社的“優越性”，在農村實行土地的集體所有製，跳過資本主義的罪惡階段，一步進入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革命訴求，其革命手段則是暗殺一類恐怖活動。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的區別，在於他們畢竟還是願意實行西式民主，反對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統治。與布黨不同，他們的工作重點放在農村而不是城市的所謂“無產階級”，主張的是土地集體所有（也就是村社所有），而布黨按照馬克思留下的公式，認定土地不能是商品，隻能收歸國有。

正因為社會革命黨的政綱深符廣大農民伯伯的意願，而農民又占俄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社會革命黨人才會輕鬆愉快地勝出。這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後來何以如此痛恨農民，必欲對之實行三光政策的緣故。

這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不相似之處，中國是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而俄國則是“城市征服農村”，農民從來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最大的敵人與持續的鎮壓對象。列寧斯大林的所謂“階級戰爭”，其實主要是工人與農民兩大階級的生死大搏鬥。這戰爭一直進行到30年代的所謂“集體化”，在農民遭受了空前的genocide，僥幸活下來的人不得不屈服之後，才以布爾什維克的全麵勝利告終。此後蘇聯的廣大農村便成了帝國的殖民地，讓城市主子們任意榨取血汗，工農差別完全成了梁漱溟說的“九天九地”之別。

總而言之，蘇共和中共的黨徽都是錘子鐮刀，但其實多畫了一件東西：蘇共隻有錘子（重慶話），中共則隻有鐮刀。當然無論是錘子還是鐮刀，在兩黨上台後都不過是圖案點綴而已，但至少在早期是這樣。

從這個難得的民意調查還能看出，即使布黨不奪權，二月革命也未必能在俄國實現西式民主。作為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如同咱們的辛亥革命一樣，是一種時代的偶然逼出來的“早產的民主革命”。它必然要經曆一個負篩選過程，回落到一個比較極端的政治結構上去，不是變左便是變右，才能再度進入穩態。

這個趨勢早在十月革命發生前便已顯示出來了，看一眼曆屆臨時政府的組成便能洞見這點。第一屆臨時政府乃是最理想的西式民主政府架構，它的閣員主要由憲政民主黨、進步黨、十月黨組成，社會革命亂黨隻有一席，就是克倫斯基那超級攪屎棒。前三個黨都比較溫和，憲政民主黨和進步黨主要由知識分子與力薄儒組成，而十月黨則主張君主立憲。用西方眼光來看，此乃比較理想的政府結構，然而它卻因為缺乏民意依托，既無法靠民主手段勝出，又尊重遊戲規則，不能像布黨那樣以下流手段奪權，於是便隻能被淘汰。等到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成立時，憲政民主黨隻剩一席，其他閣員完全由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包辦。

普選結果也表明，憲政民主黨作為最能體認西式民主價值的最理想的民主勢力，反而最不受人民歡迎，隻得了少得可憐的17席。它是最先被布黨取締的民主政黨，其罪名竟然是大而無當的“人民的敵人”，然而它被鎮壓卻沒有引起民眾的強烈反彈。

不僅如此，同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溫和人道的孟什維克的得票數要遠遠小於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黨。這是為什麽？因為孟什維克有所不為，對文明規則有所尊重，因而不能為工人群眾提供無法無天的“解放感”。隻有在布什維克的領導下，工人階級才能充分體驗“當家做主”的巨大快感。至於後來他們淪落到連起碼罷工權利都被剝奪，僅僅因被指責為“怠工”或“遊手好閑”就會被送到北極圈內的勞改營裏去，那時他們可還沒那特異功能預見到這悲慘前景呢。

選舉結果出來後，布黨內部才再次發現偉大導師列寧同誌的高瞻遠矚，一致同意“我們不理睬他”（此處據英國曆史學家Robert Service，有的學者則認為布黨內部仍有溫和派，主張還是按期召開立憲會議，他們還一度占了上風，隻是在最後才被列寧說服）。11月28日，布黨政府取締了憲政民主黨，逮捕了該黨的領袖，宣布延期召開立憲會議。

12月26日，列寧出爾反爾，推出《論立憲會議》的爛文章，宣稱蘇維埃是更高的民主形式，立憲會議選出的代表並不真正代表民意，“這次革命的利益高於立憲會議的正式權利”。“任何直接或間接地從正式的法律的角度、在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框架內考慮立憲會議的問題，無視階級鬥爭和內戰，都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背叛，都采取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譯自英文版《列寧全集》卷26）

請注意，列寧的謬論的出發點完全是馬克思階級鬥爭那一套，既然徹底否定了“資產階級民主框架”，認為從正式的法律的角度考慮這種重大國事問題是犯罪，那還有什麽共同話語係統？還能有什麽文明遊戲規則？在任何文明國家，這種爛人都隻會被立即踢出局去。然而這一套無恥話語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端出來in the first place，恰是因為布黨的政敵也是社會主義者，也同樣反對“資產階級”，隻不過是比較溫和罷了。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終於在彼得格勒的塔夫裏切斯基宮殿（Таврический дворец）召開了。

布黨控製了彼得格勒衛戍區的部隊（主要是拉脫維亞步槍團以及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當即把這些部隊派去團團圍住該宮殿。每條街上都站滿了忠於布黨的大兵。支持立憲會議的和平示威群眾試圖靠近宮殿，當即遭到士兵們的無情射擊。

下午4點鍾，大會終於召開了。觀眾席上坐滿了布黨的大兵，保留下來的錄音顯示，他們的任務便是在觀眾席裏高喊，盡情侮辱民意代表們。布爾什維克代表首先提出動議，要會議承認布爾什維克政府。這一動議被大會以多數票否決。類似地，大會還以多數票選出社會革命黨黨魁切爾諾夫作為會議主席。

布黨眼看控製不了會議，便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召開了政府會議，決定解散立憲會議。於是布黨的海軍委員在會上宣讀了一個聲明，隨即率本黨代表團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團退出會場。列寧在走前指示道：用不著把會議驅散，讓他們去講個夠好了，他們總要散會的。等到他們明天回來時，我們不讓任何一個人進場就行了。

民意代表們做夢也想不到列寧會布置下如此下流的勾當，還在會場裏盡情奢談國事。會議一直開到次日淩晨4點鍾左右。負責“保衛”會議的衛隊長捷聯茲尼雅科夫（Zheleznyakov）走上台去，拍了拍會議主席的肩膀，留下了曆史性的話語：“衛兵們都累了，回家吧。”

會議主席切爾諾夫不疑有他，覺得時間也確實不早了，於是便匆匆念了該黨擬的“土地法”和其他重要決議草案，代表們決定當日（1月6日）下午5點再度集會，討論這些議案，於是便紛紛打道回府睡覺。等到下午5點鍾再去，surprise！宮殿給鎖上了，門口貼著布爾什維克政府解散立憲會議的布告。窮凶極惡的大兵守在門口，不許他們靠近。政治家們正是秀才遇上了兵，再滔滔雄辯的千言萬語也沒有刺刀鋒利。於是俄國知識分子盼望了十多年的立憲會議，就隻活了13個小時便在超級流氓的刺刀下夭折了。

此後民意代表們很是折騰了一陣子，卻無限痛苦地發現俄國之大，竟然找不到一個聚會場所。他們甚至在內戰期間流亡到西伯利亞去，試圖在那兒完成被暴力打斷的曆史使命，最後卻發現自己如孫中山一般，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招牌門麵而已。內戰結束後，他們逃亡到了巴黎，成立了個流亡議會，然而那對俄國的政治現實已經毫無影響了，最後隻能無疾而終。嚴格說來，從誕生那天起，俄國立憲會議就不曾對俄國現實起到過絲毫影響。

Meanwhile，列寧通過他控製的蘇維埃代表會議，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非法行徑作了背書，他的政府再也不是“臨時政府”了，它由一種“更高級的民主形式”——橡皮圖章“議會”——賦予了“合法性”與“永久性”。隻是就連對這“更高級的民主形式” ，列寧也踐踏了他當初許下的諾言。當年他爭辯說，蘇維埃代表會議之所以是更高級的民主形式，乃是因為代表們可以隨時被選民撤換，而資產階級議會的代表選出來後要幾年後才能撤換。他倒是確實隨時“撤換”了大批屬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中央和地方的蘇維埃委員們，可惜是用契卡的槍杆子去撤換的。這兩個黨都控製了許多地方蘇維埃，都被列寧動用武力無情地鎮壓了。

這就是列寧主義的重要原則：“強權即公理”，也就是老金總結的“軍刀說了算”，其國產版乃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同樣是革命亂黨，社會革命黨還講究點規矩，不敢使用下流手段踢翻賭桌，讓誰都玩不成文明博弈。活在那個“誰的拳頭大誰有理”的亂世，他們在吃足苦頭後還不知道要抓武裝，還要去跟共黨玩“議會道路”，為此在立憲會議被取締後又重返蘇維埃，指望靠合法手段勝出，或起碼能與共黨分一杯羹，那當然隻有自取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