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三）
網友“秋風蕭瑟”引用恰達耶夫《哲學書簡》上對俄羅斯民族的批判，認為俄羅斯知識分子深具自省意識，說明這樣的民族已經開始脫離野蠻，走向文明。他這話說出了我青年時代的一個困惑：為什麽這樣一個深具自省意識的民族，還會成為世界上最邪惡的民族，給人類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呢？
熟悉俄羅斯文學的讀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點，是作者無比敏銳的良心與深重的社會責任感，尤以托爾斯泰為然。托爾斯泰深受盧梭《懺悔錄》的影響（他曾稱盧梭為“18世紀歐洲的良心”）。他創作的主人公列文與聶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時時在內心無情地剖析自己，並把內心深處的每個肮髒念頭公諸於世，似乎有一種內心的煎熬逼迫他們這麽做。列文曾在婚後把自己的日記交給吉蒂，後者讀後無比震驚與困惑。她滿麵淚痕地把日記交還給列文，說她不需要知道這些，請他不要再用這種事困擾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爾斯泰甚至在親人去世的時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種時刻，仍然怕在別人眼中顯得不夠沉痛，因此就連他的悲傷也有虛偽的成份！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俄羅斯文學似乎可以稱為“良心文學”，其共同特點是作家們對俄羅斯苦難的感同身受的敏銳，對建立一種更幹淨、更純潔、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熱望，對道德原則的執著，對功利的鄙棄，以及理想主義的近乎偏執的反複表現。大師們風格不同，描寫對象各異，然而都有著一種得到群體救贖的共同的執著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濃烈氣息。事實上，《白吃》的主角（梅特金公爵？記不得了）身上就頗有些耶穌基督的氣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對革命的朦朧企盼。作為一個整體，俄國文學家們表達的不光是現實的醜惡，更集體訴說了對一種烏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絕對純淨的，與世俗功利徹底絕緣。
這在世界文學史中是一種很獨特的現象，也是俄羅斯文學有別於19世紀所謂“批判現實主義”其他巨著的明顯特征。無論是法國還是英國的大師們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種獨特的俄國“良心氣息”。看一眼巴爾紮克、雨果、莫泊桑、福樓拜、司湯達、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會發現這一點。他們也暴露社會的醜惡，然而卻不曾向俄國大師們那樣整個靈魂都卷了進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滿荊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將那斑斑血跡灑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淚凝成的。
我想，問題大概就出在這裏，也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愛說的“走向反麵”，或道家的“物極必反”。良心太過敏銳，道德感太發達，對集體救贖的理想太執著，太鄙視功利與理性，就難免墮落為宗教狂熱分子，把理想的實現看得高於一切，為此付出什麽代價都是心甘情願的，到最後便難免出現布爾什維克那種反文明怪物，為了一個無比崇高的理想，什麽道德代價人命代價都可以毫不猶豫地付出。
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麽辦》上描繪了一個純潔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發現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來他為了砥礪自己的革命氣節，特地製作了一個釘床，然而毫不猶豫地脫去衣服，赤身露體地躺在那些尖銳鋒利的釘尖上。
這種自虐似乎很極端，然而我相信那是當時的革命家們普遍追求的理想行為規範。那就是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個人什麽犧牲都可以做出，什麽苦難都可以忍受，與那個偉大的理想比起來，革命者個人的安危福祉一錢不值，隨時隨地都可以而且應該為了集體救贖而犧牲。既然連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這結果便是我在《人高於神》中說的，把某種理想抬到無限的高度，便將個體的位置徹底擠了出去。革命本來是為了結束人民大眾的苦難，然而到後來受苦受難本身竟然變成了革命家們追求的目標，成了全民完成道德淨化的必需洗禮，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的題記引用的俄國諺語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我們就幹淨了。”革命已經不再是一種理性決策，而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宗教聖戰，[此種宗教，是集體的宗教，實用的宗教，非自由的宗教。]革命引來的苦難則是人民大眾集體肉身成佛的必要條件。
總而言之，俄羅斯文學大師們流露的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是在集體主義框架之內的，[我一點不覺得悲天憫人是人道主義，我認為同情心是萬惡之源，我鄙視悲天憫人，我欣賞冷嘲熱諷。]他們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種理想的集體生活方式。閱讀那些名著，您隻會感到深重的良心壓力，驅使您投入改變那醜惡的社會現實的革命鬥爭。它們可能會促使您養成內省習慣，完善自己的道德修養，然而卻不會促進你的自我權利意識覺醒，讓你感受到追求個性解放與個人自由的需求。19世紀是俄國文化的輝煌頂峰，然而它並不是歐洲中世紀的文藝複興運動，甚至也不是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與肯定個人價值的人文主義（humanism）啟蒙無關。
在這點上，俄國與古代中國再一次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類似。中國的文學大師們也以表露悲天憫人的慈悲情懷著稱，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係列傑作。[中國其實不大有俄國那種悲天憫人的作品，杜甫也不是。蘆笛老師肯定沒讀過杜詩。]而追求個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間建立一個符合聖賢們提出的道德原則的理想社會，更是中國讀書人的千年努力目標。兩國的文化裏缺乏的，都是由《獨立宣言》界定的個體權利觀念。兩者的區別隻在於，俄國文化裏的基督教成份使得良心家們更真誠，更狂熱，更執著，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從這個背景來透視，不難看出毛子為何會對“共產主義天堂”的夢囈情有獨鍾，對“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當所有當道者都蛻化為“犬儒”之後，“國際主義義務”仍然是執政者不敢隨便拋棄的基本教義，而那並不完全是為了在全球稱霸，確有濃重的意識形態成份在內。在本質上，國際共運是一種脫胎於基督教的國際宗教運動。它之所以在俄國首先勃興，恰是因為它迎合了俄國人民對彌賽亞帶來的集體救贖的渴望。
以上所說，當然隻是我個人對俄國文化乃至俄國知識分子的一點穿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還真想不明白為何一個知識分子良心超發達的民族會墮落為給人類帶來最大災難的邪惡民族。
毛子的另一個問題為文化後進國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民族自卑心理。在這種心理的刺激下，政客們勢必分為兩派：主張向先進文明學習的假洋鬼子與排外的阿Q，後者因為迎合庸眾的虛榮心，很容易便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旋律。這就是曆史上狂熱的所謂“民族主義國家”都是文化後進國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產痞子斯大林為何輕易戰勝西化海龜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為了維護這種虛假的民族尊嚴，統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話，將自己的民族吹噓為人類文明的發明者。因此，羅蒙諾索夫發現了物質不滅與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諾夫發明了蒸汽機，儒可夫斯基發明了飛機，波波夫發明了無線電，etc, etc。
也是出於這種深刻的自卑心理與“揚眉吐氣”的強烈感情需要，人民傾向於認同“國威重似泰山，民命輕於鴻毛”。隻要能讓祖國成為世界上說一不二的超級大國，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劃算的。要贏得人民的歡心，政客們最簡便的手段便是花費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種各樣的“麵子工程”。斯大林最是這種高手，30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時也非常海皮，因為不斷有振奮人心的消息從報上傳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同溫層跳傘成功，第一次開破冰船到北極探險，國家派飛機營救北極探險人員成功，etc，etc。中國現在搞的這套名堂，完全是斯大林玩剩的。到最後竟然到了這種荒謬的地步，一場戰爭（如朝鮮戰爭）哪怕給國家帶來不可勝數的災難，但僅僅是因為它給了人民某種廉價快感，它就是值得打、應該打的偉大戰爭。
這種民族文化自卑心態的最大惡果，還是它很容易發展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輕易進入“以一人敵天下”（此乃馬悲鳴的豪言壯語）的悲情角色而沉醉於其中，為野心勃勃的大獨裁者與文明世界為敵提供民意基礎。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之所以有助於斯大林構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為共黨據此通知全民：蘇聯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豺狼包圍。蘇維埃國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國家，代表著正義與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則由階級敵人統治，代表著邪惡與黑暗。全人類得救的希望，完全地曆史地落在蘇維埃人的雙肩之上。離開俄國的落後文化背景與強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難設想與全人類為敵反而會喚起蘇聯人民無與倫比的自豪感。
當然，要將俄國的邪惡化歸結於俄羅斯文學良心的過份發達與民族進攻性的自卑心理，未免過於片麵與輕率。大概我們充其量隻能說，俄國文化裏先天缺乏抵抗極權製度的傳統，卻有著深厚的“社會主義”土壤，有著與人類文明為敵的潛能（potentials）。然而如果不是機緣湊巧，毛子也未必會墮落為大眾熟知的世上最邪惡的民族。
毛子的墮落，始於沙皇被推翻，而這基本是尼古拉二世的過錯，並不是什麽“曆史潮流”決定的必然。
如前文所述，沙皇在毛子百姓心目中，既是慈祥仁厚果決的大家長，又相當於活在世間的上帝或起碼是宗教聖徒。毛子的宗教遊行舉的不但有聖像，也有沙皇的畫像，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在愚昧的毛子百姓心目當中，沙皇幾乎相當於達賴喇嘛，其權威根本就是無從動搖的。此所以毛子的“農民起義”與中國的不同，普加喬夫隻能冒充被葉卡捷琳娜大帝謀殺的彼得三世，他的“起義”才能得到大批人民的擁護，以致幾乎顛覆了葉卡捷琳娜的統治.
然而1905年那個“血腥的星期天”發生的屠殺，卻在沙皇這個傳統形象上戳了個大窟窿。是年1月22日，彼得堡的百姓在“社會主義教士”喬治•加蓬的帶領下，到冬宮向沙皇集體請願。他們高舉著聖像、沙皇的畫像，唱著宗教讚美詩與沙俄國歌，和平地向冬宮進發，卻在冬宮前遭到拱衛該宮殿的哥薩克騎兵的萬槍轟擊，當場死傷多人。據官方事後發表的數據是死亡92人，受傷數百名。然而這數字卻在口口相傳中被放大了多倍。
這事件與六四的區別，在於它不是當局事前精心策劃的謀殺，而是示威群眾試圖進入冬宮，使得軍隊因恐慌而開槍，說起來是一樁未經預謀的不幸事故。沙皇事前雖然批準了部下建議，同意加強治安的措施，但並未預見到事故的發生，更未蓄意策劃謀殺示威民眾。事發時他根本不在冬宮，事後他深感震驚與痛惜，在日記中寫下了他真實的感情。
然而百姓可不會這麽看，經此一舉，沙皇那“至公至正為民做主”的傳統青天形象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在俄國百姓中引起了強烈的幻滅心理，因而加劇了原來就動蕩不安的局勢，使得全國各地先後爆發騷亂，釀成1905年的革命。
在這期間，俄國知識分子以及上層社會反複提出實行憲政的要求，尼古拉二世一度表示讓步，然而卻不肯真的放權。相反，他重用斯托雷平，實行鐵腕統治，一度解散了匆匆成立的國家杜馬（俄國的準國會），鎮壓民間反對派，與此同時實行經濟改革，造成了俄國經濟的迅速繁榮。
這段曆史呈現出與晚清乃至現代中國的相似性，兩者麵臨的都是我在舊作中說過的“放狼難題”。對統治者來說，把人民的權利還給人民是一種風險很大的勾當，弄不好就會失控而事與願違。統治者必須采取主動，最好能在“狼”覺醒前便開始解放他們，最忌諱的便是在“狼”的威逼下被迫還給他們權利。當革命行將發生或甚至已經發生之後，再放狼便來不及了，那隻會導致全局失控。清廷的傾覆就是證明。尼古拉的錯誤，是他在危機過後未能吸取教訓，兌現原來的放狼諾言，更不該不知俄國脆弱，輕率地把俄國投入戰禍。
斯托雷平的改革果然使得朝廷轉危為安。經濟繁榮掩蓋了深重的社會危機，百姓似乎忘記了尼古拉二世欠下的血債，國家杜馬也被斯托雷平嫻熟的政治技能馴服了。當保守派占了多數的第四屆國家杜馬集會時，尼古拉二世對它相當滿意。看來一切都很如意，尼古拉二世可以高枕無憂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爆發了，色便青年在薩拉熱窩暗殺了奧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奧國因此對塞爾維亞宣戰。同為斯拉夫人，老毛子認為自己是色便人的庇護者，於是便下令動員，這反過來又刺激奧國的盟國德國下動員令。當時歐洲列強給鎖死在所謂“集體安全”的多種雙邊或多邊條約中，又沒有一個國聯或聯合國式的國際組織提供溝通平台，及時化解危機，於是各國君主一齊進入惡性互動的怪圈，在毫無精神準備的情況下紛紛向對方宣戰，一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
俄國宣戰後，俄國為沙文主義狂潮席卷，尼古拉二世的聲望如日中天，達到了最高峰。成千上萬的民眾自發湧向皇宮，高唱國歌，山呼萬歲。尼古拉二世多次出現在陽台上向革命群眾親切揮手致意，更是使得大眾的愛國激情達到了沸點。
然而俄國根本沒有準備好打這場現代戰爭，它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紙老虎，其重工業的規模小到可以忽略不計，鐵路密度還不如德國的十分之一，公路等基礎設施直到希特勒入侵時都還處於原始狀態，隻是莫斯科附近有點柏油路，軍隊裝備和訓練都絕非德軍對手。德軍很快在東線便取得一係列輝煌勝利，俄軍遭到慘重傷亡，丟掉了波蘭（當時波蘭是俄羅斯帝國的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給軍民的士氣帶來沉重打擊。更嚴重的是，脆弱的俄國經濟無法承受戰爭的重荷，大量機車損壞，鐵路運輸中斷，致使物價飛漲，供應困難，大城市缺乏燃料和食物供應，居民陷入饑寒交迫，整個國家麵臨著崩解危局。
更糟糕的是皇後亞曆山德拉還在雪上加霜。此人是嫁到俄國的德國人。這在歐洲皇室中很常見。事實上羅曼諾夫王朝就有著德國根，著名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亦即葉卡捷琳娜大帝，俄國的改革明君之一）就是個純粹的德國人。她的俄國話是嫁到俄國後才現學的，跟嫁給尼古拉二世的亞曆山德拉一模一樣。然而此時兩國成了死敵，俄國人民便一致認定她是德國派來的奸細，俄國軍事上的失利以及民眾蒙受的戰禍都是她造成的。
這其實是不白之冤，亞曆山德拉哪會不做皇後，去當外國奸細？把俄國搞垮對她有何好處？然而這種陰謀論最能滿足愚民對替罪羊的迫切市場需求。別說是愚昧的俄國，就連英國王室（也是德國種，德國似乎專門為別國提供王室）都遭到百姓普遍猜疑，嚇得國王趕快公開聲明放棄德國姓氏，改用溫莎城堡的名稱作姓，這才算蒙混過關。
可惜俄國皇室與英國王家雖然是親戚，行事卻完全是兩種風格，絲毫不把民意當回事。亞曆山德拉不但不知韜晦，還和妖僧拉斯普丁（又譯為拉斯普京，後者發音更準確，不過不多見）不明不白地搞在一起，把宮廷變成了魏忠賢控製下的明廷。正是《四書》說的：“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拉斯普丁的傳奇就是這警句的最好腳注。
好萊塢曾拍過這妖僧的電影，不知道同誌們是否看過。這妖僧原是西伯利亞的一個文盲爛人，因具有某種特異功能而迅速出名，得以混跡上流社會。尼古拉二世的獨兒子從他外婆英國維多利亞女皇那兒遺傳了血友病，血液沒有凝結能力，因此若稍微受傷，哪怕是創口再小也罷，都會流血直到流幹為止。皇儲的這種致命遺傳病，成了尼古拉二世和皇後最大的心事。過去小王子幾次病危，都被拉斯普丁以特異功能救活（有次竟然是通過發電報實行的遠距離治療）。亞曆山德拉因此對老拉至為感激崇拜，敬之若神明，於是拉斯普丁便以國師爺的身份在宮廷行走，把它變成了一個醜聲四溢的豬圈。
據拉斯普丁女兒的回憶錄，老拉生具異稟，跟秦始皇他媽的男寵嫪毐一般，那話兒特別長。根據時人的回憶，他還對女人具有某種特殊的精神控製力，能讓原來憎惡鄙視他的貴族女子變成忠實的性奴，跪在他麵前，脫掉他的樹皮鞋，為他洗散發著惡臭的髒腳。老拉充分利用了這種特異功能，把彼得堡的貴族沙龍變成了廣交會。據他說，放縱自己的罪孽其實是得到救贖的捷徑。所以，他不是放蕩墮落，而是實行某種奇特的道德升華。
這結果，便是民間流傳著無數亞曆山德拉與妖僧之間的風流佳話。據現代學者考證，那些謠傳都是子虛烏有，蓋亞曆山德拉深愛自己的丈夫。然而謠言是否屬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眾普遍相信它。更重要的是，亞曆山德拉完全處在妖僧的控製之下，對之言聽計從。她聽從妖僧的勸告，說服沙皇解除了富有經驗的出色將領尼古拉大公的總司令職務，由沙皇本人自任總司令，駐節在千裏之外的統帥部，而把朝政留給亞曆山德拉打理。
據西方學者分析，這是個致命錯誤。尼古拉二世從此失去超然地位，必須為一切戰事失利承擔直接責任，使得自己變成民憤焦點。人斯大林就充分吸取了這一教訓。如赫魯曉夫在其秘密報告中指出的，在蘇德戰爭初期，斯大林從來不敢在戰爭命令與文告上簽名，直到戰局開始好轉，“最高統帥斯大林”的名字才出現在此類文件上。
此舉的另一致命惡果，是尼古拉跑到遠離俄國政治中心的統帥部去（位於白俄羅斯東部的小城莫吉廖夫），從而割斷了自己與俄國政治脈動的聯係，失去了對全局的把握，因而在危機到來時還蒙在鼓裏，不能及時采取有效應變措施。而他留下的事實上的“攝政”卻是那個被妖僧牢牢控製的德國蠢婦人。她忠實執行妖僧的最高指示，按他的意願提拔那些行賄者，貶斥忠貞耿亮之士，弄得朝政日非，國將不國。
目睹此情此景，以尤蘇波夫親王為首的幾個貴族便挺身出來挽救危亡。據說拉斯普丁早就在垂涎尤蘇波夫的妻子。小尤也心中有數，便以此誘騙妖僧到他家做客，將他請入地下室，給他吃了含有大量氰化鉀的點心與葡萄酒，那劑量大到足可毒死五個人。妖僧來者不拒，把三鹿奶粉吃喝得精光，卻一點沒事，令小尤大為駭然。他跑到樓上去找出左輪槍，跑回地下室，朝著妖僧的後背就是一槍。妖僧應聲倒地。小尤便回去穿大衣，準備把妖僧的屍體扔到外麵去。等到小尤返回地下室去察看妖僧時，妖僧卻突然睜開眼睛，喃喃罵道“你這個壞孩子”，一把扼住小尤的脖子，扼得他如同《瞎子領路人》上的那個流浪兒一般，看見了銀河係的全部星星。幸虧小尤的同謀此時也來了，見狀立即向妖僧開槍。妖僧背上連中三槍，才頹然倒下。密謀者們上前查看，發現他竟然還活著，正想掙紮起來，於是立即棍棒齊下，還用啞鈴猛擊他的太陽穴，這才總算把他打昏過去。密謀者們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把他包在床單裏，扔進了結冰的涅瓦河。三天後，警察發現了他的屍體，作了解剖，大夫們無限驚駭地發現，盡管妖僧服了大量毒藥，連中四槍，被人用啞鈴猛擊太陽穴，被活活閹割，又被扔下了冰河，然而他入水後竟然沒死，還試圖從河裏爬出。隻是河被冰層封住，他沒能找到當初把他扔下去的那個冰洞，給困在冰層下麵，才最終被淹死了。您說這到底是什麽怪物？
妖僧雖死，國祚已移，俄軍在前線接連失利，國民經濟近乎崩潰，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1917年2月間，二月革命在彼得堡自動爆發，彼得堡要塞駐防軍相繼嘩變，國家杜馬成立了臨時政府，彼得堡還成立了平行的第二政權蘇維埃。兩個臨時政權都要求沙皇退位，沙皇的將軍們也如是勸他。沙皇鑒於妻兒落在了造反派手裏，更怕他的抵抗將引發內戰，讓德軍輕而易舉地征服俄國，於是便聽從了部下的勸告，放棄抵抗，乖乖退位，潘多拉盒子從此打開，全世界都為此承擔了血的後果。
下流毛子留給後人的教訓，與中國近現代史的教訓差不多，那就是統治者和人民雙方都不知進退，雙方都是得寸進尺，不知道見好就收，及時達成有利於雙方的妥協，最後是誰都沒有好下場。人民可以推翻優柔寡斷、顧慮重重的懦弱無能的老統治者，卻以暴力革命造成了一種強大的逆向篩選場，使得心狠手辣的殺人狂得以勝出，從此再不可能指望統治者發善心，對人民作出起碼的讓步。
比較一下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尼古拉二世對危機的處理方式，便能立即看出兩者的本質差別：尼古拉二世怕妻兒受人折磨，怕內戰爆發讓德國坐收漁人之利，最後的結果是全家被謀殺在西伯利亞，而列寧則能毫不猶豫地接受德國人的巨額金錢資助，以搞垮俄國政府、促成俄國失敗為革命者至高無上的道德責任，此後又毫不猶豫地簽訂俄國曆史上第一個賣國條約——布列斯特和約，把俄國四分之一的領土割讓給德國、奧國、土耳其等國，還同意向德國支付60億馬克的巨額戰爭賠款，為的不過是能集中全力打內戰，保住僥幸搶到手的政權。這種毫無任何底線、毫無道德約束的超級下流統治者，難道還會如亞曆山大二世那樣，采取主動措施，促進俄國的進步甚至準備實行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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