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二）
前文貼出後，爭議頗大，若幹網友指出，俄羅斯文化燦爛輝煌，並不是我說的那麽不堪，不能將人家稱為野蠻國家，有的網友則引用秦暉教授關於斯托雷平改革的論述，認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肮髒的進步”，似乎是後來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要答複這些問題，恐怕遠遠超出了我的學力。但不管怎樣，還是盡力而為吧，好在這兒不過是論壇，並非學術刊物，胡說八道是允許的，隻要不是太邪乎：）
關於“野蠻國家”之諡，我自覺已經在前文說明白了。其實諸位用不著來說服我俄羅斯文化是何等燦爛輝煌，那是我少年和青年時代唯一能接觸的東西。我不但看過所有翻譯過來的俄羅斯文學大師們的巨著，就連俄國在蠻荒時代（19世紀以前）寫的前文化作品，我也曾係統攻讀過。此所以我後來曾厚顏自吹，如果我的俄文好，完全可以去拿一個俄羅斯文學碩士學位。因此，在這點上我與諸位並無什麽分歧。
我想告訴諸位的，不過是一個事實：有兩個俄國，櫥窗俄國與農村俄國，而諸位隻看見了那個櫥窗裏的俄國。
在不列顛空戰期間，丘吉爾在國會發表演說，留下了世代傳頌的名言：
“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has so much been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直譯是：
“在人類衝突的戰場上，從未有過這麽多的人欠了這麽少的人這麽多的情。”
有趣的是，若用英文表達，它一點都不蹩嘴，而用中文表達則成了繞口令。這是什麽原因？留待吳耐去研究吧。
這話是什麽意思涅？不列顛空戰是在英國上空爭奪製空權的戰爭。如果德國空軍摧毀英國空軍，則千軍萬馬就要跨過海洋，去解放台灣，而英國根本抵擋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線生機，就係在一小撮空軍兒郎身上。這種先例在曆史上還從未有過。
我看俄羅斯文化也就是這麽回事，從未見過哪個別的文盲國家靠一小撮貴族創造出一種如此精致絕倫的文化來，以致它掩蓋了無邊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錯覺，使得人們普遍認為俄國是個文明國家。
實際上，走出彼得堡，莫斯科，基輔等幾個文化櫥窗，您見到的隻會是那個生活在中世紀的貧窮愚昧野蠻的農村俄國。它的社會基本組織方式非常像中國，然而比中國還落後萬倍，那就是村社（Мир）製度。
村社製度是從13世紀就傳下來的俄國民族遺產，是標準的俄國生產與生活方式，得到政治上兩極的一致喝彩，它不但被沙皇視為沙皇製度的柱石，而且被革命黨人視為俄國的特殊優越性與未來希望所在。這種“二律背反”的吊詭現象，在其他國家還似乎不曾有過。
那麽，村社是什麽玩意涅？俄國的土地分為私有與國有兩部分。私有土地屬於貴族大地主，大地主擁有大批農奴（稱為“靈魂”）替他們耕作。農奴和公社社員一樣，都沒有人身自由（不是說像苦役犯一樣戴著腳鐐手銬幹活，而是不能離開居住地），一生交給農奴主安排，栽種領主的土地，幹活所得的1/3要交給農奴主（好像比公社社員待遇優厚些）。其不如公社社員的地方，乃是不能自由婚嫁，婚姻必須由領主決定。農奴的子女世世代代是農奴，絕無希望變成自由人，這點與公社社員也一樣。
國有土地則有兩類，一類直接屬於沙皇，也由農奴耕種，另一類則由所謂村社耕種，實際上為集體所有。村社是農民的共同組織體，由德高望重的長老實行家族統治，決定社區內的一切公共事務，很像咱們的宗法統治。它與後者的區別，隻在於咱們的家族雖然也有共同的族產，但族人仍然可以自由購買田地。村社可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它是一種原始社會的共耕組織。土地並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集體。村社把土地均分給每家農戶耕作，各家有土地使用權，但並無所有權。過上一段時間，村社就要把分給各戶的土地收回，重新分配，這目的是為了避免貧富分化，確保大夥兒一樣窮。
村社文化（或更準確地說，是無文化）的特點，乃是它驚人的穩定、封閉與保守。對絕大多數村民而言，村社就是整個世界，他們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中，萬事不求人，根本沒有與社區外的人交通的必要，一切都自給自足。老幫菜大概還記得《列寧在1918》上那個去跟列寧找“農民的真理”的“富農”吧？記得他說：我們什麽都不需要城市供給，你們不給我們洋布我們穿土布，不給我們皮鞋我們穿草鞋，而我們若不給你們糧食你們就得餓死。於是伊裏奇大怒，質問道：難道你今天來，就是代表農民向我們宣戰麽？農民當然抵擋不住布爾什特（bullshit）的快槍，在餓死泰半後自然屈服了。
這位“宣戰”的老農說的其實就是俄國革命前的基本狀況，農民與古代中國農村一樣，穿的是自織的土布衣服，不過不是穿草鞋，而是野蠻毛子特有的用樺樹皮製成的樹皮鞋。村社有自己的鐵匠鋪，負責修理製造農具。農民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互通有無，與市場經濟徹底絕緣。據說直至18世紀末，俄國還沒有麵包的交易。中國再落後，也不曾到這個地步吧？說這種國家是野蠻國家，哪有什麽誇張不實之處？當然，小衲他嶽父母那些前嬉皮士堅決不會同意：）
不誇張地說，村社就是俄羅斯之魂，它哺育出了俄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徹底堵死了個性解放標新立異的一切空間，使得他們養成了崇拜並無條件服從尊長的天性。沙皇既是他們的大家長（所謂“小父親”——毛子用的昵稱），又是活在世間的上帝。這種原始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將俄國卓有成效地凍結在中世紀。
這兒順便解釋一下，所謂集體主義似乎被國人視為好東西，上次記不得是老哈還是老泉追究過這問題。集體主義價值觀，就是認定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至上，相對於國家和集體利益，個人利益渺不足道，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無條件犧牲。被西方視為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個體權利，在俄國、納粹德國、中國和日本等國百姓看來一錢不值。這就是專製製度乃至極權製度在這些國家盛行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們在英美毫無感召力的原因。
其實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極端的集體主義，其共同點便是個人必須無條件服從集體，為了集體的長遠福利，獨裁者可以用國家的名義去對個人幹出一係列西方人認為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來。無論是中國還是如今的俄羅斯，集體主義仍然是主流價值觀。中國就不必說了，許多識字分子包括八九學運的參加者（如本區網友卡城老李）都堅定地認為，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是可以殺掉一部分人。而如今的俄國青年也對著西方電視記者堅定地說，俄國恢複往昔的大國尊嚴才是最重要的事，個人的自由可以後一步解決。普京也承認：
“在俄羅斯，集體活動向來重於個人活動，這是事實；……大多數俄羅斯人不習慣於通過自己個人努力和奮鬥改善自己的狀況，……要改變這種習慣是很緩慢的。我們且不去回答這樣做是好還是壞。重要的是有這樣的情緒，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視。”
俄國若沒有村社，中國若沒有宗法統治，很難設想兩國會形成如此執著持久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也無法理解為何俄國人與中國人都有同樣的“社會主義熱情”。兩國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都是“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大同世界”。這種相似似乎不是偶然的。
類似地，俄國人以“追求真理”為執拗傳統，但俄語的“真理” Пра?вда 其實來源於基輔羅斯君主“偉大的弗拉基米爾”製定的第一部法典Правда Роусьская，因此並不是西方truth的等價物，而是一種由統治者主觀規定的行為規範，這與中國人的真理觀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離開兩國共同的文化背景，似難解釋這種雷同現象。
其實沙皇與革命家讚揚村社都沒錯，他們看到的其實是同一個“優點”。村社文化訓練出來的個體毫無個性與自由，使得大多數國民養成了絕對服從權威的奴性，它們的確構成了沙皇專製統治的精神柱石。但反過來，國民的奴性也為一小撮意誌如鋼的革命家提供了廣闊的冒險天地。正如俄國第一個布爾什維克特卡喬夫準確觀察到的那樣，俄國的革命必須由一小撮精英使用恐怖手段驅趕奴性十足的大眾去進行。曆史的真實就是如此。布爾什維克黨人長期流亡國外，隻是在二月革命後才匆忙回國。在奪取政權後，他們在廣大基層完全沒有什麽根基，全靠那精英黨采用恐怖手段強迫廣大人民乖乖就範。這與中共革命完全是兩回事——我黨在奪取政權前，畢竟還在廣大華北農村實行了有效控製。
這種原始生活方式最大的優點，是為一個孤立係統提供高度的穩定性，正是陸放翁所謂“蕭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但若處在一個開放係統中，它立即就要因與其他製度比較而出現生存危機。因此，俄國在近代遇到的挑戰與危機，與中國非常之相似，而它的命運更是與中國相像到極點——兩者都是統治者改革找死。不改革，則無法與西方強國競爭；一改革，則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把魔鬼從膽瓶中放出來，直接造成了專製君主的速死。它們留給後人的教訓，便是令人喪氣的“不改革可以苟活，改革則導致速死”。Believe me, I hate what I’ve just said, but that was what I observed。
網友貼出了秦暉教授的有關評論，我不是很同意，覺得秦教授有點“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意思。當然他的苦衷可感，但似乎不能用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去穿鑿曆史。當然，我對俄國曆史遠不如秦教授及其夫人熟悉。不過據我的一點道聽途說，俄國的改革史似乎並不是如秦教授說的那樣黑白分明，一目了然。斯托雷平要比鄧小平、朱鎔基等同誌高得多。兩者之間似乎不是個簡單類比的關係。
前文已經介紹過，俄國近代的改革，是亞曆山大二世啟動的。在登基前，亞曆山大二世就曾到歐洲考察過，知道俄國與歐洲強國的巨大差距。1853-1856年，為爭奪巴爾幹半島的控製權，俄國與土耳其、英法等國開戰，是為“克裏米亞戰爭”。戰爭使得俄國體製的弱點暴露無遺，因而直接啟動了亞曆山大二世的內政改革。他不但將工業引入俄國，啟動了俄國的工業化，而且還察覺，農奴製度與資本主義不兼容，俄國若要富強，就必須走資，而要走資，就必須解放農奴。在這點上，這位改革皇帝的決心可謂前無古人——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女皇都知道農奴製度的落後，但都不敢動那俄羅斯的命脈，亞曆山大二世卻毅然動了，於1861年發布了農奴解放命令。
關於這場改革，至今在西方還各說不一，爭議很大，秦教授似乎持基本否定的態度，但我認為責之過苛。改革必然都是不徹底的，必然有著各種弊端，隻能看其大致走向是否符合國家進步的大方向。我個人認為，無論是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還是斯托雷平的改革，都是俄國走資的前提。不進行這兩場改革，則俄國根本無望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而迅速富強起來。俄國和晚清的區別是，俄國不改革也能苟安下去，隻是不能如意擴張，而晚清不改革就有淪為殖民地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更有主動精神，更值得肯定。
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方案是，讓農奴既獲得人身自由，又能得到一份土地。這設想本身倒很周全，蓋兩者缺一不可，如果隻是給農奴以自由，卻不為他們提供生活手段，則解放的農奴隻會餓死。如果要把地主的土地強行分給他們，則不但侵犯了私人產權，還要引來貴族的強烈反抗，很可能引發大規模騷亂，到最後誰也沒好處。因此，他的方案是，農奴無條件地獲得公民權，變成自由人，從此可以自由安排婚姻大事，購置產業，有權去做買賣，等等，不必再一生交給黨安排，這就是說，農民不必交贖身費，就能從領主的財產免費變成自由人。這嚴格說來也是國家對私產的侵犯，不過是一種人道的侵犯。
但被解放的農奴要獲得一份地產，就必須靠自己買了。買的方法是，農奴個人交1/4的地價，由國家代付3/4。國家代付的款項，由農民以納稅方式，在49年內還本付息賠清。被解放的農奴被組織入村社，實行連環保。他們自己花錢買來的土地屬於村社。但他們可以將自己的份地賣給村社，到城裏去打工。
以上規定適用於私有農奴，亦即原來給領主種地的農奴，不適用於領主的家奴（所謂household serf），也就是那些不種地為領主幹家務的仆人。他們得到的隻是自由身，卻無權分到土地。1866年，為國家所有（也就是為沙皇所有）的農奴也得到了解放，他們分的地要比私有農奴的好得多，蓋沒有地主搗鬼。
這方案設計的初衷是好的。但如同一切改革一樣，它必然要被既得利益集團鑽空子而發生流弊。這流弊便是，地主當然隻會把壞地賣給農民，把好地留給自己。而且，他們怕農民成了自耕農後便不租種自己的土地，於是在賣地時便有意造成農民的地與自己的地犬牙交錯的狀況，迫使農民為了耕作方便，不能不向地主租地，使得自己的土地能連在一起。沙皇的農奴則沒有這種特殊問題，因此得到了較好的待遇。而最糟的則是那些不種地的家奴，他們得到的隻是自由身，卻沒有養活自己的生產資料。
許多人把這場改革視為地主對農民的赤裸裸的掠奪。我認為不是那麽簡單，事實上地主也沒得到什麽好處。這場改革的特點，是它得罪了所有的人。亞曆山大二世以為他這方案麵麵俱到，能同時獲得地主與農奴的感激，結果是兩麵不討好。從地主那邊來說，改革使得他失去了大量土地，換來的隻是國家支付的一堆債券（國家不用現金而是以國債方式作償還手段）。當他賣出那債券時，常常發現它們已經大幅度貶值了。為了維持原有的奢侈生活方式，地主便被迫出賣土地以彌補虧空。
從被解放的農奴那邊看來，他獲得的自由隻是一種潛能（potential）而不是實惠，而對習慣於作奴隸的人而言，實惠重於空洞的自由。更何況為了這抽象空洞的自由，被解放的農奴必須繳納沉重稅收，以償還地價。那地價明顯估計過高，因此常常使得農民在賣出穀物納稅後兩手空空。於是農民們當然要怨聲載道，油然而生“今不如昔”之感，覺得過去當農奴種的地比現在的還多還好，收入還高，解放倒把他們弄窮了。
因此，改革反而激起了廣大農民與地主對政府的不滿，騷亂時有發生。更嚴重的是，亞曆山大二世實行的開明政策打破了身份製度的藩籬，使得許多平民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有機會讀到過去無法看到的自由主義的讀物，於是便哺育出了一批平民革命分子，恐怖主義的祖宗。這些人的蠢動，逆轉了俄國的進步過程。亞曆山大二世本來已下定決心實行憲政，卻被民粹黨人暗殺在大街上。那其實也是他自己找死。殺手投擲的第一個炸彈隻是炸傷了他的衛兵，他不趕快逃跑，卻下車去察看衛兵傷勢，以示歐洲君主的膽量。哪知恐怖分子安排的是連環殺手，一擊不中再來一擊，於是老亞就被第二個炸彈炸上了西天。憲政也隨著他的死亡煙消雲散。
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有個弊病，那便是它並沒有解決村社那爛汙製度問題。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瞄準著這大鍋飯而去的。誰都看得出來，村社把農民捆死在一個封閉的中世紀原始世界中，使得市場經濟無可能產生，農民既不可能通過良性兼並土地變成資本家，也不可能因破產而流入城市去做無產階級。要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當然必須打破這實行了幾百年的大鍋飯製度。
斯托雷平的土改內容我已經在前文簡介過了。那主旨就是“允許土地私有，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秦暉教授引用斯托雷平本人的語錄“助強淩弱”，認為那是“肮髒的進步”，是國家對農民的赤裸裸的掠奪。我不這麽看。斯托雷平確實說過那話，但他的原意是要打破大鍋飯，意思是國家必須扶持有能力的人先富起來。為了鼓勵農民的創業精神，他規定農業銀行必須向那些退社單幹的農民發放他們能夠支付的貸款，鼓勵他們創辦大規模的現代農場，在農村引入純粹的經濟合作體——合作社，以取代村社那種宗教政治經濟合為一體的原始怪物，還提倡發展農業教育，引進新的農業技術。最主要的還是，他廢除了被解放的農奴欠下的國家代償債務，使得農民從不堪承受的重稅下解放出來。將這些改革措施視為類似朱鎔基實行的“改製”那種由權貴對普羅大眾的赤裸裸地搶奪，我認為有失公平。這兩者之間實在沒什麽可比性。
斯托雷平改革雖然引出了迅速的經濟繁榮，但他觸犯了俄國的命根：村社那個均窮主義（亦即一般所說的“共產主義”）象征，於是便走上了亞曆山大二世的道路，在基輔歌劇院身中兩槍。凶手伯格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гров）既是社會革命黨人，又是沙俄秘密警察局特務。這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在俄國那種下流國家，改革派必然兩麵不是人。而俄國與中國之下流，正在於它們都容不得和平改革，要“一步到位”，最後鬧出個空前橫暴專製的極權製度來，從此天下太平，萬籟俱寂。
說到底，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都是謝德林寓言裏的那個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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