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好平原到貧困地區，蘇北經曆了什麽?這一切，源於19-20世紀的一次史無前例的社會結構性崩潰。
大崩潰前的蘇北社會
首先介紹一下大崩潰之前蘇北地區的地方結構。
在清朝統治的中前期，蘇北地區和全國許多地區在結構上是沒有決定性差異的。在普遍的農村中，士紳代表的鄉村權威和中央官僚代表的中央權威構成了二元製度，共同維持地方上的秩序。
雖然國家機構隻有縣級，但通過與鄉村權威的結合，共同管理基層社會，這裏的鄉村權威可能是士紳，也可能是宗族家長，成分是不固定的。我們可以理解為中央政治精英與地方政治精英相互合作以維持對基層政權的管理，這在全國大同小異。
但是，相比於肥沃的蘇南地區，蘇北地區雖然曾經也是一塊肥地，但自宋金戰爭黃河改道之後，黃河奪淮入海，本地的農業情況可以說得上逐漸衰落。
簡單來說，自明朝洪武以來，到清代鹹豐年間黃河北流之間，黃河在蘇北地區決口95次基本占據黃河決口次數的一半，其中在清初到鹹豐時期的210年間有67次。
清代蘇北地區可以算得上黃河泛濫的中心區域，基本上三年一次，而且清代的黃河災害威力相比於明代有了巨大提升。
但是為什麽清代長期以來黃河連續泛濫，但蘇北地區的大崩潰卻遲遲沒有爆發呢?因為盡管種植業崩潰，但蘇北仍然有可以維持人民生活的產業。
總而言之，基本上可以歸類為四種：
第一，采礦。徐州地區的煤鐵礦業自古以來就比較興盛，因此可以吸納大量人口。
第二，鹽務。兩淮地區是全國的鹽務中心，每年能給中央政府提供大量的財政收入，當然也提供了大量就業。
第三，河工。由於漕運總督署位於淮安，在運河修築和維護方麵，往往會就近招工，也可以提供就業機會。
第四，漕運。也就是漕船的船工人口。
古代漕運圖畫
綜上所述，蘇北地區雖然很早就因為“奪淮入海”而進入了農業崩潰的程度，但由於有著許多獨特的產業可以吸納就業，再加上身為漕運轉運中轉站，沿河村鎮和城鎮經濟也比較發達，避免了在危機時分大量失業者和破產者的集中出現。
蘇北經濟的脆弱性，就因此暫時被掩蓋了。
此外，由於區域位置重要，因此中央也不得不投入大量資金對當地的河道進行修繕。因此雖然清代黃河決口頻繁，但是每次絕口之後很快都能維修完畢，畢竟漕運是清廷的生命線，不會坐視泥沙淤積堵塞漕運的。
小農們並不是因為城鎮的生活更好，而主動放棄耕地前往城市。他們隻是因為在農村活不下去不得不前往城市或者礦區而已，之所以沒有發生大的危機是因為當地仍然維持著對災民的賑濟留養功能，這就是大崩潰之前的蘇北地方。
大崩潰中的蘇北地方
隨著清朝後期蘇北地區四大支柱產業依次走向崩潰，蘇北經濟的脆弱性被漸漸暴露出來。
首先，是黃河北移。
黃河連年北上(詳見前圖)，運河北段實際已經堵塞無法使用。因此盡管清政府非常努力疏通漕運，最終還是不得不選擇放棄，改用海運或者其他方式。
第二點，是鹽業衰落。
隨著清末張謇為首牽頭的鹽業改革的開啟，原本淮鹽壟斷的局麵消失了，淮鹽產業一下子就受到了重創。
再加上清政府為了振興農業，大搞廢灶興墾的工程，因此本地鹽業接連遭受持續性打擊。
緊接著太平軍出現，不斷攻擊揚州一帶，淮南鹽商全麵破產，淮北鹽商也因為太平軍堵塞運輸途徑而緊跟著破產。
而洪水大規模泛濫，加上漕幫、鹽商的資本日漸匱乏，對礦區的開采也有極大影響。
因此，在19世紀中期，蘇北連貫性地出現了運河斷流、漕工河工失業、鹽商破產、礦業停辦的情況，原本蘇北依托的四大支柱在短時間內出現了全盤崩潰。
同樣，由於不再能給清政府提供大量的鹽業收入，也不再是南北運輸的交通節點，因此在中央看來，也就沒有了長期投入巨資維護當地的必要，針對農業恢複和水利設施修複的財政撥款迅速減少。
自此，整個蘇北經濟已經陷入崩潰，到19世紀晚期已經出現大量人人口失業的情況。
蘇北的經濟崩潰了，蘇北的地方政治和社會結構呢?
隨著清王朝自身的衰退，本身原有的二元製權力體係就自然而然的開始向鄉村精英傾斜，鄉村精英的權威是逐漸增加的。
而在蘇北地區，又出現了撚軍作亂的情況，這時候的蘇北鄉村權威就必須承擔起政府放棄的責任，也就是舉辦團練乃至成立堡壘，對付撚軍。
撚軍和太平天國時間接近，是華北地區多省作戰的農民軍，最早在河南起義。這些地方的鄉村精英開始主動承擔責任，彌補中央撤退後留下的真空地帶。
自鹹豐到同治年間，地方文生舉人鄉紳率領村民與撚軍作戰致死的不計其數。僅同治元年撚軍進犯沭陽，當地鄉紳舉人為避免家鄉受災，就拚死抵抗，前後死了一個舉人，9個生監。
在這種持續的低烈度戰爭中，蘇北地區的鄉村精英持續損失，接替監生舉人們的往往就是所謂的鄉村豪民或者其他的人，整個鄉村精英群體不可避免的開始出現劣化現象。
不僅僅是長期作戰中大量鄉村精英戰死，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南方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子弟們往往都難以在家鄉繼續維持，他們更願意去南方的先進城市生活。
這就出現了新的問題，在政治權力真空的情況下，良紳們普遍戰死，良紳子弟們更願意南下(因為家財都打光了，或者家裏長輩們都戰死了)，接替良紳的就是在軍事活動中迅速崛起的土豪劣紳。
與那些讀詩書重傳承、吃相相對好看的儒生相比，土豪劣紳們更相信手裏的槍炮和私兵。村鎮的治理從原本的中央-村鎮精英二元製，變成了完全依賴宗族族長與團練領導者個人道德水平的模式——而這些宗族族長與土豪劣紳們的個人道德水平是很讓人懷疑的。
由此，在蘇南地區看不到的情況在蘇北幾乎頻繁可見，霸占公產，剝削佃戶，肆意逮捕農民，並且對於自己逮捕的農民可以肆意殺戮，如活埋，焚燒等等。
但這一時期，清政府仍然勉強維持了城市和大型村鎮的秩序，類似剝削殺戮事件仍然主要存在於基層小村鎮。且在清政府的主持下，破產農民還可以從蘇北遷徙到其他地方，或者在政府的管理下去新的區域墾荒種地。
但隨著1906年蘇北水災，到江皖大水整個蘇北皖北全部泛濫，地方結構進一步瓦解和經濟崩潰，緊接著來到的就是匪患叢生的會黨橫行。這加速了農民的全麵破產，他們不得不開始尋求出路。
關於這個混亂時期的慘狀，有許多文字記錄。比如在大水橫行的地方，常有百姓雲集，他們把將要死掉或者剛剛死掉的人拉到路邊的坑裏，把大腿手臂上的肉砍掉煮食。
整個江皖大水共計造成了數百萬人甚至上千萬人受災。但此時清王朝自身也已經到了崩塌的邊緣，自救尚來不及，何談救援地位已經不重要的蘇北呢?
緊接著到來的就是辛亥革命。
江北貧瘠，在新軍編練、警察製度的設立等方麵均不如江南。江南編練新軍一師一旅，而且嚴格按照要求整訓部隊，軍人多是良家子。而江北新軍實際上是運河巡防營改編，士兵素質很差。
因此我們就可以在江北的辛亥革命中看到很搞笑的地方，江北新軍僅有一協，也就是1旅，這個13協在起義之後第一件事並不是維持治安，而是去攻城劫掠百姓。
盡管蔣雁行(直隸河間人，時任江北護軍使，後官至北洋陸軍中將)迅速接管13協，自立為江北都督，然後將軍隊分成四個部分四處剿滅亂兵叛匪，但整個淮徐偌大區域，兩三千人怎麽可能剿的過來。
更不必說這些人本身素質極差，隨著革命派軍官南逃，保皇派軍官北上，蔣雁行手頭的一個旅，有軍官的部隊恐怕連一個團都不到了。這些沒有軍官的士兵，很多便就地逃亡了，或者直接就地變成了土匪，這樣一來，蘇北地區的土匪也產生質變了。
原本隻是小股土匪，他們的補充往往依靠拉攏生活不下去的農民，武器也不過是大刀長矛土槍土炮，但隨著新軍陸陸續續加入匪幫，土匪們開始擁有各種新式武器。
隨著北洋軍閥混戰，在十餘年內，蘇北土匪從火繩槍和銅鑄土炮，發展到了新式步槍，機槍，迫擊炮。原本足以抵抗土匪的圍牆塔樓也完全無法抵擋，整個蘇北最後依靠土豪劣紳維持的農村秩序也在土匪的圍攻之下徹底崩潰了。
雖然土豪劣紳的所謂秩序，也是殘忍而毫無道德的，但那也是秩序，即使是最惡劣的秩序依舊要勝過無序。
於是在渴求秩序的蘇北社會中，最後登場的強力組織出現了——秘密會社。
這種曆史悠久的、原本隻是遊民或者船夫之間的秘密組織被迅速擴大。僅以徐州為例，在解放前，就有青幫，先天道，一貫道，無極道，紅槍會，純陽社等等大小會堂三千多個，有組織的信徒有十幾萬。它們在惡劣環境中規模迅速擴大後，也開始走向畸形化。
幫會們從單純的結盟，到謀求自己的勢力，到開始出現濫殺無辜的情況。但秘密會社確實是具有一定的現實的自救功能的。
所以在中央權威撤離，良紳撤離或戰死，土豪劣紳難以維持的情況下，無路可退的農民們在失業河工漕工的帶頭下，選擇大量加入幫會道門。
從19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崩潰，到20世紀初的中央秩序退出，整個蘇北經過了幾十年的潰爛之後，在20世紀20年代終於達到了崩潰的巔峰。
這一區域極其缺乏管控，所有的地方性自救和秩序重建措施也全部失敗，農業、商業、工業全部停滯，文化教育僅剩下幫會道門的邪教組織還在繼續。
除了依靠軍隊占據城市的軍閥外，農村基本上是以幫會道門為組織的農民、失業工人，剩餘的土豪劣紳、擁有了先進武器的土匪三家混戰。
在這一過程中，當地農民也就隻有四條路可以選擇：
第一是南下，前往南方生活。
第二是拋開道德和羞恥心加入土匪。
第三是加入土豪劣紳的堡壘做奴隸似的佃戶。
第四，加入幫會道門，成為類似土匪的組織成員。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一些幫會道門之後，為了顯示勇敢，往往要服用少量紅砷(即雜質含量多的砒霜)，據說吃了後和土匪砍殺可以止痛，並且有興奮劑作用，是真是假暫不清楚。
可以看到，在六七十年裏，蘇北地區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各階層，已經全部混亂，如果說競選人間地獄的話，我覺得這裏是很有資格的。
秩序的重建
隨著蔣介石基本統一了江蘇，南京國民政府從三個方麵開始嚐試重建蘇北。
第一，打擊土匪和土豪劣紳，培養新的鄉紳階層。
國民政府在調集重兵之後，開始對蘇北地區的土匪進行殲滅。1930年的剿匪戰爭中，因為土匪實力雄厚，國民政府不得不出動空軍進行偵查和轟炸。
之後，國民政府又將中原大戰收攏的西北軍一部拉到徐淮地區進行剿匪，才勉強將當地大股土匪消滅。
其次是消滅土豪劣紳。針對當地土豪劣紳壓榨百姓以及勾結土匪的情況，凡是勾結土匪的土豪劣紳，敢有抵抗抓捕的，就地格殺勿論，將原本毫無組織十分混亂的土豪劣紳集團也被打壓了下去。
但土豪劣紳也並不是就此不存在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先是假裝從良，然後在清黨時期，故意指責當時參與蘇北剿匪的國民黨基層行為舉止是壓迫良紳，有通共嫌疑，給蘇北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第二，建立基層新秩序。
考慮到蘇北長期秩序混亂，短時間內重建鄉紳基層完全不可能，所以國民政府直接在蘇北推行了保甲製度，將整個蘇北地區納入了軍事化管理的模式，由國家組織民眾進行剿匪，進而取締了一些民眾自發的幫會道門組織。
當然幫會道門也進行了反撲，在20世紀30年代蘇北刀會就曾在淮安地區發動叛亂，甚至有打進南京城做總統的口號，刀會起義先後有好幾次，不過都被國民政府以現代軍事手段輕易鎮壓。
通過保甲製度的建立，原本分散的權力被重新收攏回了中央，國民政府以強硬的手段一定程度緩和了蘇北的社會問題。
但問題不是這麽好解決的，譬如，對於蘇北地區的剿匪行動就一直持續到1935年。在1935年的剿匪行動中，光淮安一地就仍然有兩千多土匪，並且有一千多隻槍，甚至土匪的反擊中還俘獲了國府的督導專員，可見蘇北匪勢之盛。
第三、就業問題。
對於蘇北持續的勞動力流出，國民政府的措施是大辦公共工程，以工代賑，用公共工程維持當地民生之需，主要包含水利工程、公路、電話線和電報線等等。
通過這幾種手段，國民政府基本初步重建了蘇北的地方秩序，1850-1930這80年之間的大崩潰得到緩解。但是由於時間短暫，加上國民政府自身也極為腐敗低效，種種問題都沒有被徹底拔除。
抗戰爆發時，日本人的入侵迅速打破了這短暫的平靜，在日占時期，各類牛鬼蛇神重新出現，類似初夜權的黑暗事件在蘇北地區屢見不鮮。
這一地區真正的秩序恢複，則要歸功於解放後我黨在蘇北地區的努力了。
總結
蘇北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奪淮入海)造就了脆弱的經濟基礎，之後在晚清支柱性產業衰敗後進入社會經濟全麵崩潰，辛亥時期的轉型期加劇了這一進程。
文中所述的蘇北地區崩潰並不僅限於蘇北，在魯西南、豫東、淮北地區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淮北棗莊徐州這個三角區域則是其中的重災區。
可以說，1920年代的蘇北就沒有健康的地方。這裏沒有現代化教育、沒有農業、沒有工業甚至沒有安全可言，人們大量逃離。留下來的人身上唯一的本錢就是生命，因此在投資中唯一的投資方式就是賭命，所以許多文學、紀實都提到，近代蘇北地區的人相比於蘇南都有一種“不拿人命當回事”的態度。
加上在49年新中國成立前，蘇北都是向蘇南、上海乃至武漢輸出難民最多的地方之一，難免在當地留下深刻的不良印象。
但好在，新中國的成立和改革開放的進程，真正重塑了蘇北。無論從水利工程、農工業發展和社會組織，蘇北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1全國百強縣中，宿遷的沭陽、泗洪，鹽城的東台、射陽、建湖上榜，徐州的邳州、沛縣都上了榜，而臨近的蘇中的泰州和南通，竟然所有的市轄縣都進入了百強。
隻是，盡管蘇北秩序早已重建多年，甚至已然堪稱富強，可昔日近乎百年的崩潰時節的曆史陰影，仍然在暗處影響著一些人的思想和局部的社會風氣，並不是那麽容易抹去。
治愈曆史創傷，抹去曆史印象，要積極主動，要有所作為。從現在做起，從小事做起，總有一天這片飽含苦難的土地，不會再為人茶餘飯後嗟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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